今年9月25日，是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紀念日。每一次對他的紀念，都是基于我們自身對時代問題的覺察和尋索道路的渴求：當科學給人類帶來福祉也帶來困擾之際，魯迅如何思考科學與人的關系？本刊特邀青年學者孫堯天撰文，探討此問，以饗讀者。

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歷史轉型的關鍵時期，如果搜索這一時期人們提供的改革或革命的各種方案，“科學”或許是出現頻次最高、最為熱門的表述。從清末圍繞富國強兵的改革到“五四”時期標舉“科學”大旗的思想運動，再到掀翻“三座大山”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科學”始終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它不僅顯示了自然界的真理，還成為事關人類社會真善美的價值標準。直到今天，發展科學技術、“科教興國”仍是不可動搖的國策。但與此同時，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與人工智能的興起，人們愈發感覺到科學帶來的困擾，可以說，如何認識科學并理解科學，在現代社會的意義變得愈發重要。

值此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之際，回顧和理解他如何看待科學，如何看待科學與人的關系，會格外富有啟發。

強調科學研究的獨立性，將其與人的精神問題相聯系

1898年，魯迅因家道衰落進入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不久后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屬的礦路學堂。正是在這里，魯迅接觸到了自然科學，并開始癡迷于嚴復翻譯的《天演論》。1902年，魯迅以“一等第三名”的優異成績畢業。在隨后的留日生涯中，魯迅先后在東京的弘文學院（1902-1904）、仙臺醫專（1904-1906）學習，其中，他的主業都緊密圍繞著自然科學而展開。1903年，魯迅寫作了《中國地質略論》與《說鈤》等文章，這些文章代表了魯迅作為科學研究者的成果，而《說鈤》是中國科學界對居里夫人發現的放射性元素“Ra”（鐳）的最早介紹。此后，盡管經歷了棄醫從文的轉折，但不可否認，自然科學仍然構成了魯迅最為重要的精神背景。

事實上，魯迅棄醫從文之后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人之歷史》，是從生物進化的角度重新探討“人”的歷史。這篇文章同時體現了魯迅的思維方式：他總是自覺地在與“人”相關的語境中，談論科學。這意味著，在魯迅對科學的認識中，包含著他對于建設何種人類社會與人類文明的期待。1907年，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提出“立人”的主張，并認為這是中國走向新生的根本之道：“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這種主張同樣可以作為魯迅談論科學話題時的綱領。1903年，到達日本之后不久，魯迅翻譯了法國科幻作家凡爾納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小說，他歡呼現代科學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的生存圖景，強化了人類面對自然界的主體性，再也沒有什么可以阻擋人類的腳步。1905年，正在仙臺醫專學習的魯迅翻譯了美國作家路易·斯特朗的科幻小說《造人術》，這篇小說講述了化學家從溶液中制造生命的故事，魯迅對此感到極度振奮。在《科學史教篇》中，魯迅再次描述了科學為人類社會開創的前所未有的幸福局面，逐漸超越了對科學的庸俗化理解。清末的學界關注科學多是看重科學對興兵、振業的意義，他突破了這種功利主義的思維，而強調科學研究的獨立性，并將其與人們的思想和精神問題聯系在一起。

反思科學崇拜，同時強調科學與“神思”

魯迅對現代科學的認識越發深入，越是清晰地察覺到科學崇拜的局限及其可能導致的問題——當然，魯迅從不反對發展科學，也不反對科學自身的偉大意義。只不過，立足“人”的整體性的立場，魯迅指出人生中存在著許多不受科學限制但同樣重要的內容，例如人類在文學、藝術乃至宗教信仰等精神領域的創造。另外，魯迅還進一步相信，即便是純粹的科學進步，也同樣離不開想象力、靈感的激發，他將其統稱為“理想”“神思”或“圣覺”。在這個原則指導下，魯迅對科學發展史做出了非同尋常的解讀，他不同意一筆抹消中世紀科學的發展，更不贊同將中世紀視作完全黑暗的時期，在他這里，“知識”和“道德”、“科學”與“文藝”都有著存在的合理空間。“蓋使舉世惟科學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于無有矣”，這種觀點呈現出魯迅對人類文明的整體性把握，他尤其擔心人們沉溺于科學的物質成就中，而泯滅了對其他美好事物的追求。如果科學完全遮蔽了人們的精神世界，科學還有什么意義呢？也正是從人性整全的立場出發，魯迅石破天驚地對民間“迷信”進行辯護，他強調信仰乃是人類的精神本能，即便科學也不能壓制，他還論證民間的信仰中包含了淳樸、善良的道德以及農民的藝術精神。

曾認同進化論，呼喚以弱者、幼者為本位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科學被視為改造中國最重要的指引，魯迅受邀加入這場運動后寫作的第一篇文章即著名的《狂人日記》。在吳虞《吃人與禮教》（1919）的影響下，這篇小說長期被認為反映了對封建禮教“吃人”的控訴。事實上，《狂人日記》并不限于批判，魯迅還提出了塑造“真的人”的理想，這個理想體現出了魯迅對科學，進而言之，是對進化論的推崇。

從魯迅閱讀《天演論》開始，在此后近三十年中，魯迅保持著對進化論的認同（當然，他對進化論的理解絕不可與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同日而語）。在《狂人日記》中，魯迅依據進化論的原理要求改革，如他借助狂人的口吻指出：“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吃過一點人。后來因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有的卻還吃，——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了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在這篇小說結尾，魯迅還呼吁“救救孩子”。

“五四”時期，魯迅“立人”的思想在有關家庭倫理改革的論述中得到表達，他主張建立以弱者、幼者作為本位的道德，并由此寫下《我之節烈觀》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名文，其中，魯迅的依據正是“生物學的真理”。在這個意義上，魯迅重新回到生物本能層面呼喚“人”的覺醒，指出“人”的合理生活應當符合自然的天性。“生物學的真理”表明了人類自我保存、延續與發展的本能，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節烈”與“長者本位”的道德卻違逆了人的自然天性，魯迅批評其“逆天而行”。“五四”時期，魯迅在多篇雜文和小說中強調“幼者”的重要性，他將之視為“發展”的可能，這是因為從進化史上，他看到“幼者”代表了種族的希望與未來。魯迅這時對“幼者”的關愛，也呼應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于青年、青春的禮贊。

對“人”的總體觀照，決定魯迅對待科學的態度

隨著“五四”浪潮退去與思想界的分裂，陷入困頓之中的魯迅對進化論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懷疑，并終于在1927年廣州“清黨事件”之后，直接宣告了進化論信念的崩塌。魯迅說，他在“清黨事件”中目睹了青年人之間相互告密與殘殺的景象，這是壓倒他對進化論信仰的最后一根稻草。

1927年10月，魯迅來到上海，當時激進的左翼青年攻擊他已經落伍。圍困之中，魯迅翻譯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直接表明了“從進化論到社會學”的要求，魯迅稱這部著作救正了他“只信進化論的偏頗”。1930年，在為周建人編譯《進化與退化》所寫作的引言中，魯迅談到當時中國人的生存境況。他引用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中國鄉村生活》中對北京南苑災民的描寫——災民沒有最基本的、賴以生存的食物與工作，只能夠靠樹皮、草根茍延殘喘，這時，宣揚治理沙漠化的科學方法、頒布樹木保護法，還有什么意義呢？所以，“自然科學的范圍，所說就到這里為止”。這里，魯迅再次指出了科學的局限，“接著這自然科學所論的事實之后，更進一步地來加以解決的，則有社會科學在。”

從最初接觸自然科學開始，魯迅便將科學與人生的話題關聯在一起，展現出理解科學的人性整全的精神維度，這使得他既珍視科學的意義，又不至于被科學話語局限。盡管魯迅對自然科學的地位和意義有著獨特思考，從不滿足于從自然科學得到完滿的答案，但事實上，直至晚年，他仍然深為惋惜科學未能在中國生根發芽的狀況。總之，正是對“人”的總體觀照決定了魯迅對待科學的態度。或許今天，魯迅的這種思路依然具有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