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是我們民族的文化豐碑，也是20世紀整個世界的文化巨人。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奠基者，魯迅先生筆耕一生，留下大量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文學作品。無論是任心而談還是嬉笑怒罵，魯迅先生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癥結有著獨具慧眼的洞識，讀之總有醍醐灌頂之感。魯迅先生是博大深邃的。從文學、美學、民俗學到科學史，從文字學、金石學、歷史學到考古學，魯迅先生在諸多領域頗有建樹。魯迅先生是開放包容的。他廣泛涉獵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真正做到了“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

站在東西文化、新舊文化交融的路口，魯迅先生將求知求學與家國情懷結合起來，貫通中西、熔古鑄今，形成自己獨特的思想理念。青年魯迅提出“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的思想。欲強國必先“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欲新一國之民，必須以文化人。與同時期慷慨激昂的革命家有所不同的是，魯迅先生更加注重文藝對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改造作用。魯迅先生以筆為槍，做起“聽將令”的文學，幫助青年學生，投入愛國救國的時代大潮。

閱讀魯迅先生的作品，我常常感嘆：從晚清到民國，中國最黑暗時期最深重的矛盾和痛苦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痹趪椅ｋy和民族存亡的關頭，魯迅先生挺身而出，奮起抗爭。然而，魯迅先生遭遇著怎樣的歷史困境啊！那些圍觀“示眾”的看客和“鐵屋子”里“熟睡的人們”，讓魯迅先生感到何等的悲哀和寂寞！“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種由多數(shù)人構成的社會力量和頑固的社會心理，讓魯迅先生產生“獨戰(zhàn)多數(shù)”的孤獨感，以及“堂·吉訶德與風車作戰(zhàn)的自我嘲弄感”。即便如此，魯迅先生并未脫離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和人民群眾的力量而空談個人發(fā)展。魯迅先生將反省的目光投向自己，發(fā)覺自身背負著“因襲的重擔”，隱藏著傳統(tǒng)的“鬼魂”，因而發(fā)出“救救孩子”的呼喊。他肩起“黑暗的閘門”，試圖“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在迎戰(zhàn)“無物”與尋求解脫之間，魯迅先生何嘗不想選擇后者呢？但他仍然“舉起了投槍”，繼續(xù)“肉搏這空虛中的暗夜”，哪怕最后凝鑄成一座塑像，也要保持戰(zhàn)斗的姿態(tài)。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魯迅先生對現(xiàn)實有著清醒的認識而愈加痛苦，但他終將一己之悲揚棄，因為魯迅先生深知，自身連同所有的一切，它“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他并不懼憚自己靈魂的“荒涼和粗糙”，甚至珍視“輾轉而生活于風沙中的瘢痕”，他選擇的道路是“在刺叢里姑且走走”。在“姑且走走”這樣的實踐中，魯迅先生逐漸超脫虛無，接續(xù)起充滿現(xiàn)實性、戰(zhàn)斗性的寫作，不斷地回應時代和世界提出的問題。

“未來屬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蔽覀儫o法忘懷魯迅先生的期盼：“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fā)聲的發(fā)聲。有一分熱，發(fā)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fā)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魯迅先生告誡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胸懷理想，也要腳踏實地。魯迅先生在行動著的青年身上看到希望：“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如今，不少青年已為我們作出了榜樣，有的扎根基層，有的戍衛(wèi)邊疆，有的奮戰(zhàn)在抗疫一線。我們新時代的中國青年，要向魯迅先生學習，要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囑托，“以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不負時代，不負韶華，不負黨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