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東西新出版的小說《回響》（人民文學出版社）講述了一個心靈與現實雙重糾葛的懸疑故事，小說表面上講的是偵破一起兇殺案的過程，實際上大部分都在講述警察冉咚咚與丈夫離婚的情感關系。坦白講，就懸疑性而言，東西的《回響》顯然會讓一些犯罪小說的忠實讀者感到有些失望，它讀起來不夠“硬核”，不夠“本格”。但倘若我們不將其視為嚴格意義上的推理小說，倒是能解出一些獨特的味道來。

小說共分九章，各章比例均衡，開頭直接交代案件，西江大坑段離岸兩米遠的水面上發現了一具失去右手的女尸，死因為溺亡，尸體頭部有鈍器擊打痕跡，右手是受害者死亡后砍掉。頭號嫌疑人是受害者夏冰清的前男友和上司徐山川，當地著名連鎖酒店的高管，夏冰清是他的婚外戀對象之一。從二人身份地位的差別，我們已經能判斷出涉案人員的關系網絡一定復雜多變，層層迷霧因為徐山川的權力而遮在警探冉咚咚面前，而她破案的最主要手段，則是自己的經驗和直覺。與推理小說中常見的偵探性格不同，冉咚咚是一個容易沖動的人，有時甚至表現出不專業的舉動，比如初次傳喚徐山川時，冉咚咚問他為什么送惠特曼的詩集給夏冰清。徐山川表示自己并沒有讀過，只是因為電視里播過克林頓曾將一本送給萊溫斯基，這時冉咚咚卻十分輕蔑地將書拍到桌上，直接說了句“沒想到如此庸俗”，徐山川甚至被她“骨子里透露出來的鄙視”嚇到。冉咚咚常常在破案過程中，讓道德感超過自己執法者的職責，這其實是不太妥當的。哪怕當冉咚咚自己都意識到“當務之急不是道德審判而是找到兇手”后，她在見到徐山川夫人沈小迎時，還是使用了“怪不得他那么濫交，原來是你放任，他也這么放任你嗎？”這樣帶有人身攻擊的語言。這樣的例子在小說中屢見不鮮，確實構成了作品在推理方面不夠有說服力的證據，很多時候冉咚咚其實都在動用審訊的手段。

小說另一方面稍微有所欠缺的則是心理學知識的專業性，這讓一些評論顯得有些言過其實。東西自己也承認，“我從來沒碰過推理，也從來沒有把心理學知識用于小說創作，但這次我想試一試。顯然，這兩方面的經驗和知識儲備都不夠。”推理和心理，正是小說的兩個有所欠缺的地方，作者很坦然地承認了。這種坦然面對缺點對于理解小說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作者的坦然，讀者就不必抓著已經承認的缺點不放，來專注于小說的優點。我個人在閱讀的過程中，沒有被案情的撲朔迷離所吸引，倒是冉咚咚和慕達夫的情感沖突更令我感到捏了把汗。冉咚咚的離婚風波像是太平洋中心的一個旋渦，雖然對海面的駭浪似乎并無作用，而且恰恰是這種看起來幾乎毫無作用的表象，這種愛比罪更神秘的感覺，才讓家庭風波不僅僅是冉咚咚和慕達夫的個人悲哀，而具有了一種普遍人性的色彩。

第五章開頭，冉咚咚到徐山川的別墅外盯梢，坐在車里，柔情往事、糾結的心情和職業的警惕性共同登上心理的舞臺，但這種矛盾心態卻比心理學的觀察要更貼近現實和人性。外面在下雨，冉咚咚“剛剛還緊繃繃的皮膚突然松弛，心情仿佛伸了一個懶腰。燈光里斜飄的雨線越來越密，越來越密，把兩盞路燈變成兩團模糊的帶刺邊的光球。”她邊整理自己關于離婚和案情的思緒，邊沉入了睡眠，這時慕達夫敲響了車窗。一幕精彩的對話上演了，冉咚咚反復提出問題：“為什么跟蹤我？”“難道他們不怕你干擾我辦案嗎？”“你是怎么回答的？”“你說的準確率，也包括我對你出軌的直覺嗎？”“這么說我現在盯梢的目標有百分之六十的犯罪可能性？”“可百分之六十畢竟不等于百分之百，假如你住在這么好的別墅里，有美麗的妻子，乖巧的女兒，你會去殺人嗎？”“就像我折騰婚姻，你干嗎把這半句咽下去了？”作者自己已經借冉咚咚之口提到了一個犯罪心理學常用的技巧，這里也非常適用于婚姻，對冉咚咚來說，提問是一種心理防衛的手段，但是她為什么要防衛？她懷疑丈夫出軌，如何自己卻成了要防衛的一方？在冉咚咚和慕達夫的一系列對話中，我們知道她追求的是一種包法利式的愛情，頗讓人想到電影《革命之路》中溫斯萊特飾演的妻子。冉咚咚認為自己父母相伴到老并不是愛情，“你岳父一直嫌棄你岳母，背地里他們不知吵了多少架，我甚至懷疑我爸跟隔壁的阿姨有一腿。現在他手牽手是因為年紀大了，拿我媽來當拐杖。”這種猜測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她跟下屬邵天偉討論過案件后，突然問他覺得慕達夫是否愛自己。邵天偉的其他回答都很得體，但后面的一句“你每天穿得整整齊齊，面色紅潤，精神飽滿，不像是沒有愛情的人，雖然不知道誰愛你，但看得出有人愛你，也許還不止一個人愛你。”一個要到小說結尾才揭曉的謎題現在已經露出線索了。冉咚咚從邵天偉報到的那天起，就暗暗喜歡上了這個男下屬。“也正是從那時起，她對慕達夫越來越不滿意，甚至恨不得他犯點錯誤，比如出軌什么的，然后好找理由跟他離婚。”直到這個關于愛的謎題揭曉，小說才真正走向了尾聲，比徐山川歸案更令人感到天網恢恢的，是冉咚咚發現了自己對慕達夫和女兒的內疚，和因為內疚產生的“疚愛”，而關于這場罪行的其他事件也都是由這種“疚愛”引起，吳文超的父母因“疚愛”幫兒子逃跑，卜之蘭因“疚愛”重新聯系劉青，劉青因“疚愛”自首。一切因愛而生，因疚而終。

冉咚咚的抑郁癥、過激的道德感、對案情的窮追不舍、對慕達夫的苛刻，以及對心理學知識的熟悉，都是為這種“疚愛”打掩護，為自己先精神出軌做辯護。如此一來，其實只有冉咚咚是逍遙法外的，受害者是慕達夫和女兒喚雨。她利用慕達夫與女作家貝貞的曖昧和“大坑案”破案過程的艱苦卓絕作為道具，犯下了一場完美的罪行。雖然慕達夫也發現了她自我防御的動機是邵天偉，即使此時她依然在抵抗，用自己破罪案的能力證明自己破解情感問題的能力，而慕達夫的反詰比她的證據更加尖銳：“別以為你破了幾個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歸類概括總結人類的所有感情，這可能嗎？你接觸到的犯人只不過是有限的幾個心理病態標本，他們怎么能代表全人類？感情遠比案件復雜，就像心靈遠比天空寬廣。”這段話倒是也反詰了我自己在前面的判斷：冉咚咚不也是一個心理變態標本，她怎么能代表全人類？生活本身，不也遠比小說復雜？

也許就是此處要撞上小說的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的嚴肅性要高于推理和心理學知識的欠缺，就是現實主義的程度問題。《回響》在現實主義的味道上，并不是非常濃，但由于冉咚咚這個角色在情感自我沖突中的表現，使我們感到小說在故事之外有些深意，這深意讓它比一般的推理小說要更接近現實主義的文學。但是用冉咚咚這樣的角色來表現現實主義，又在一些地方讓我們感到現實的力量沒有展示出來。究竟是哪里沒有展示出來？在私人情感和推理過程中，我們已經感到了豐富的阻礙，那些阻礙象征了現實世界的復雜力量，然而真正的復雜，那由日常生活與工作所結構成的復雜，卻被奇異案件和婚外情所擾亂、所遮蔽了。就職業警察而言，冉咚咚的工作沒有什么令她感到灰心喪氣的，我在讀的時候絲毫感覺不到，她是否曾經質疑自己是一個事件的中心。冉咚咚應該質疑的是她面對工作的自信，既然她能以破案能力來對比勘破人心的能力，那反過來，為什么當她婚姻破裂時，卻沒有反過來懷疑自己的工作能力呢？案件之外的瑣碎不必經她的手，我們讀到的只是一個警察在面對狡猾罪犯時激動人心的宏觀行動，卻讀不到一個身在警察職場的年輕母親完成工作時的各項手續，她在滿意和憤怒幾種極端情感之間反復跳躍。受害者夏冰清的煩惱也是含糊不清的，即使受到強迫，她也可以離開這個環境，離開徐山川，然而迫使她成為小三的心理活動，卻沒有真正出現過。夏冰清是整個故事中的一個幽靈，她的存在使《回響》的現實主義打了折扣，她渴望與徐山川結婚，讓人很難推測其真實理由，就像冉咚咚一樣，或許她內心里也有一種過激的道德？試圖用一種故意犯錯的方式，來彌補內心的不安？冉咚咚對慕達夫引用海靈格的理論，說道：“清白者往往是較危險的人，因為清白者心懷極度憤怒，會在關系中做出嚴重的破壞性行為，而有罪惡感的人通常愿意讓步和補償。”冉咚咚把自己看作是清白者，而受害者夏冰清，也是清白者。這種清白者-受害者與破壞者之間的身份轉換，是一個危險而又值得思考的問題，正如愛與罪行也會在一些微妙的契機相互轉化。

最后我們來到了這樁案件的終點，兇手易春陽坦白交待了犯罪過程。只是問到為何要砍掉夏冰清的手時，他愣住了，想不起原因。易春陽熱愛詩歌的理由本不重要，卻與一個名為吳淺草的殘疾姑娘有關，他和姑娘的故事暗示了砍掉手的原因：那個姑娘的右手在一次印刷事故中被機器卷沒了。易春陽給她寄去一座維納斯銅像并附字條：“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沒有手的女人。”而夏冰清丟失的手，則與那座雕像一起埋在印刷廠的花壇里。易春陽對吳淺草的愛并沒有得到救贖，而是與那只殘手一起，在犯罪的血污中墮落，是一種比死亡更冷酷的愛。冉咚咚的愛、慕達夫的愛、徐山川的愛、夏冰清的愛、吳文超的愛、劉青的愛、易春陽的愛各有其道理，又都指向一種錯誤的結局，這也許是作者想要通過這個故事來解釋，而且至今仍舊沒有答案的一個幽暗的謎題。

《回響》是東西在推理小說與嚴肅文學中間的狹縫地帶里進行的一次嘗試，究其題材而言是更接近于軟推理的，但顯然在故事的意蘊上比一般的犯罪+戀愛的軟推理小說有著更為現實主義的內核，而正是這個內核，讓它擁有一種超出自身骨骼的能量。當“疚愛”在劇終每個角色的心頭盤踞，這種力量就露頭，與待解決的罪行和待解決的故事張力產生沖突，在這個沖突之中，我看到了比死亡更復雜的愛，和比推理小說更硬核的現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