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文學評論是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為貫徹落實《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即日起，江蘇省作家協會在《文藝報》開設“文學蘇軍”新觀察專欄，邀請省內外知名文學評論家，圍繞“文學蘇軍”的現狀與發展進行科學的、全面的評論，推進創作與評論有效互動，推動江蘇文學“高處再攀高”。

當我們用“文學蘇軍”來指稱江蘇當代文學創作時，首先面臨“何為江蘇”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解釋作為行政區劃的江蘇及歷史沿革，而是需要說明我們在什么范圍內界定“蘇軍”。近十年來，“江蘇當代作家研究中心”制定和實施了多種研究江蘇當代作家的計劃，其中遇到的學術問題是：“蘇軍”是在蘇的作家，還是在蘇的作家加上在外的江蘇籍作家？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涉及到文學史論述的視角以及區域文學研究和區域文學史寫作的學術目的。如果我們采用后者界定“蘇軍”的范圍，那么各種區域文學史之間就會出現交叉，這種交叉若是很多，區域文學史寫作的意義在某些方面就可被解構。比如，如果有一本《北京新文學史》采取第一種定義的方法，將在京的江蘇籍葉圣陶、汪曾祺、格非、曹文軒列入文學史；但與此同時，另一本《江蘇新文學史》也列入上述諸位，那么這兩種文學史的論述側重的是什么？因此，如果要以區域劃分文學創作隊伍，我更傾向選擇“在地”的作家。

這樣命名時，我們在大的方面要討論：一、“江蘇”（不僅是文化江蘇）如何影響了“蘇軍”，“蘇軍”如何超越了“江蘇”（如果“蘇軍”的意義只在江蘇，那么區域文學史的意義并不重要）。二、“蘇軍”中的“我們”（江蘇籍的“蘇軍”）和“他們”（非江蘇籍但長期在江蘇或主要成就在江蘇取得的作家）各自的文化背景及相互影響，“我們”如何接納“他們”，“他們”又如何成為“我們”，或者說“文學蘇軍”既有“我們”也有“他們”。如克利福德·格爾茲所言，我們其實都是持不同文化的土著，每一個不與我們直接一樣的人都是異己的、外來的。在江蘇以長江為界，南北中的文化和心性也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是否從根本上影響了作家的創作？這是需要追問的。我們是著眼于這種細部的差異，還是在整體上研究“文化江蘇”與“文學蘇軍”？文化差異固然會影響作家，但作家文化選擇的多樣性也許產生的影響更為深刻和關鍵。特別是在文化碰撞、交流、融合越來越顯著的今天，更多的作家雖然帶有文化的“胎記”，但通常都沒有局限于此。在全球化過程中，雖然區域文化仍以各種方式保護和傳承，但已經受了異質文化的沖擊，地方性知識也隨之被壓縮。或許有一天區域文學研究中的地域特點需要我們去盡可能發現。

“文學蘇軍”或許不是一個文學史概念，而是研究作家創作的一個視角一種框架。盡管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也有總結區域文學的文章（差不多是年鑒式的概述），但區域文學的研究，特別是在文化框架中研究區域文學，則興起于80年代以后。因此，我們關于“文學蘇軍”的討論可以向前追溯，但主要的時間段是“新時期”以來的江蘇文學。如何在“文學蘇軍”的視角中，將“散裝”的“蘇軍”聚攏在一起，形成“蘇軍”論述的歷史與邏輯脈絡，其實不是一項輕而易舉的學術工作，我們現在所做的只是分而論之。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文學蘇軍”才有可能成為文學史表述。考察江蘇當代文學的歷史會發現，江蘇當代作家開始成為“蘇軍”，并不是因為他們從開始就具有“江蘇意識”，而是他們在更廣泛的范圍內思考文學問題，50年代中期的“探求者”事件是“文學蘇軍”成型的標志。從“探求者”這一代作家開始，“文學蘇軍”才獲得了自己的身份。他們當中的高曉聲、陸文夫、方之、艾煊、葉至誠等在“歸來”之后，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期刊編輯等方面，都讓江蘇當代文學成為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曉聲和陸文夫往生多年，但他們都留下了載入當代文學史冊的作品。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陸文夫的“小巷文學”，在時間過濾后仍然可圈可點。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學蘇軍”因他們而得以命名。或許因為高曉聲、陸文夫兩位聲名顯赫，與他們差不多同輩的胡石言、張弦、憶明珠等則很少有提及。

高曉聲和陸文夫的80年代，成了后面幾代作家出場的氛圍，這一“氛圍”中包括了傳統、尺度和生態等。在高曉聲、陸文夫風生水起時，趙本夫、范小青、葉兆言、周梅森、儲福金、黃蓓佳等也陸續成為“文學蘇軍”的主角，這一輩蘇軍的創造力一直持續到現在。和許多區域的文學秩序不同，改革開放40余年江蘇文學從來沒有產生過斷層或危機，也無“新老交替”問題，“文學蘇軍”更多地體現了自然生長的規律。在江蘇，作家的地位不是以代劃分并加以突出的，簡而言之，作家的作品決定了他的地位。我們在討論當代江蘇文學時，越來越以作家作品論長短，這非常符合文學史發展和文學史研究的規律。在區域文學研究中，我們通常會放寬研究對象的范圍，但在“文學蘇軍”與中國當代文學的框架里，“文學蘇軍”的選擇范圍無疑會縮小許多。在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文學蘇軍”中，蘇童、畢飛宇和韓東具有重要意義。蘇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寫出了代表作，盡管他已經北上，但迄今為止的重要作品基本都是在江蘇完成的。畢飛宇作為新一代“文學蘇軍”的領軍人物，其中短篇和長篇小說均有建樹，他對經典作品的解讀也打開了文學批評的新空間。韓東在某種意義上是“文學蘇軍”的“異數”，他的創作和存在方式都值得我們注意。就小說而言，“文學蘇軍”中的魯敏、葉彌、朱輝、荊歌、丁捷、朱文穎、戴來以及更為年輕的孫頻、房偉等，都在發展和成長中。

顯然，只以小說來論江蘇文學是局限的，“文學蘇軍”的一大特點便是文學門類齊全。在小說之外，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和兒童文學等創作亦成就斐然。在我所熟悉的作家中，胡弦、小海的詩歌，丁帆、夏堅勇、黑陶、賈夢瑋的散文，楊守松的報告文學，徐風的非虛構寫作，都值得我們關注。我沒有研究兒童文學創作，雖然熟悉一些兒童文學作家。江蘇也是兒童文學的大省，重視研究江蘇兒童文學應該成為“文學蘇軍”研究的重要內容。我說的這些當然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單，有許多年輕作家包括網絡作家我都沒有提及，也許再經過一段時間的積淀后有很多人會脫穎而出。文學不會有固定的排行榜，沉與浮是規律。

我們通常不會對區域文學做“制度”考察，但我覺得研究“文學蘇軍”并不能撇開江蘇的“文學制度”。在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的整體考察中，政治和文化是重要因素。在這些方面，江蘇的“文學制度”當然受制于整體。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社會經濟的發展一直處于國內前列，“文學蘇軍”在各方面都得益于這樣的發展。在制定鼓勵文學發展繁榮的政策之外，江蘇對文學創作經費的投入可能也處于全國前列。紫金山文學獎、江蘇文學評論獎等獎項，“揚子江”系列文學品牌等活動，《鐘山》《雨花》《揚子江詩刊》《揚子江文學評論》等期刊，江蘇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江蘇文學評論家自選集、江蘇文學藍皮書的出版和編撰中的《江蘇新文學史》等，以及各種扶持青年作家及網絡文學的計劃等等，江蘇形成了一個具有良好文化生態的文學制度，并且持續數十年有效運轉。

在談及這方面時，我還要特別提到江蘇的文學出版。江蘇文藝出版社一直是國內當代文學出版的重鎮之一，近幾年又有復興之勢；譯林出版社后來居上，在外國文學名著的譯介和中國文學原創作品的出版等方面異軍突起；江蘇教育出版社重視出版文學研究著作，80年代以來也是領風氣之先。我一直認為，沒有現代出版就沒有新文學。在文學制度層面上研究“文學蘇軍”其意義不言自明。

考察江蘇當代文學制度，我們會發現大學文學教育與文學創作的積極互動，形成了批評與創作比翼齊飛的秩序，這是“文學蘇軍”的重要特征之一。從陳瘦竹、陳白塵，到葉子銘、董健、范伯群、曾華鵬、葉櫓、范培松、吳周文，再到丁帆、朱曉進、吳俊、王彬彬以及丁曉原、張光芒、季進、方忠、何平、傅元峰等，幾代學者同時以批評家的身份介入文學生產。我在讀大學時便切身感受到了江蘇創作與批評的互動。大學之外，江蘇社科院和江蘇省作協，也有一批活躍的批評家，如陳遼、徐采石、金燕玉、姜建、黃毓璜、王干、費振鐘、汪政、曉華等。年輕一代的批評家如何同彬、韓松剛、李章斌、沈杏培、趙普光、劉陽揚等也逐漸脫穎而出。正是文學批評的強勁，“文學蘇軍”才因此豐富。

在實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后，江蘇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在融合中將出現新的變化。盡管文學創作不需要一一回應這種變化，但如何處理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創造出經得起歷史推敲的作品，是“文學蘇軍”面臨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