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新澙總領館在魯迅誕辰140周年之際舉辦以魯迅和藤野先生為題的中日線上交流會，非常值得稱道。作為一名多年從事中日民間交流的媒體人士，能夠受邀參加這場交流是我的榮幸。

魯迅先生于1926年在廈門大學執教時創作的《藤野先生》，幾代中國人都在中學語文課上學習過。對于我來說，收入語文課本的十幾篇魯迅作品中，印象尤為深刻的課文之一便是這篇散文。多年以后，當我開始從事中日民間交流的跨文化媒體工作后，對這段可稱為魯迅認識中國與世界原點的經歷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10多年前，中日關系遇到困難，上海的日本朋友寄來一本掛歷，魯迅和藤野先生的畫像就印在上面。這讓我意識到，原來中日之間的“惜別與握手”這個話題一直縈繞在中日有識之士的心頭！我開始思考這篇散文的歷史意義及現實意義。

1904年，一個名叫周樹人的年輕人來到日本留學。當時正值日俄戰爭爆發，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土地上打仗，卻有中國人卷入其中被殺戮。原本懷著學醫夢想來到日本的周樹人，在課堂上的幻燈放映中看到了日活公司戰地采訪班在戰場拍攝到的場景，被深深刺激：中國人被當作俄方間諜遭到殘酷處決，而周圍的一大群中國人充做看客，居然沒有任何表情地圍觀，反觀身邊的日本學生都在為日軍的暴行歡呼。這一幕不僅激活了他的民族意識，更讓他認識到：僅僅身體強壯但精神麻木的國民是沒有什么用的，與其學習醫學強健中國人的身體，不如啟蒙中國人的精神。留學生周樹人在這一刻意識到，啟蒙和培育健全人格是第一位的，從醫病之志向醫國之志的飛躍，奠定了日后文豪魯迅的思想基礎。

作為一個來自弱國的留學生，周樹人在學校里飽受了沙文主義膨脹的日本學生的白眼與污蔑。藤野嚴九郎的出現，在周樹人眼中自然放射出異彩。他的認真、嚴謹、寬容與善意，讓周樹人在充滿敵意與蔑視的眼光中找到可信賴的人。那張背面寫有“惜別藤野謹呈周君”的藤野先生的紀念照片始終伴隨周樹人——魯迅左右，不曾遺棄。而二人之間的這份信任、友情經過20多年的發酵，終于在筆端呈現為一篇不朽的散文。

我常想，正是由于魯迅在仙臺的經歷，使得他有了更加寬闊的胸懷。民族意識的覺醒使他成長為一名堅定的愛國者；而學醫以及與藤野先生的相遇，使他相信人和人之間存在的美好，這對于他日后成為一名人道主義者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我大膽推測，正是這樣的信念，使得20多年后，魯迅在備受挫折的日子里，在《藤野先生》的結尾寫下“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支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藤野嚴九郎后來的情況也恰恰證明，他與魯迅別后雖未再謀面，但心始終是相通的。《藤野先生》發表后，魯迅多方打聽惜別20多年的恩師的近況，“在我所認為我師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而藤野知道大文豪魯迅寫了自己的故事之后，念于自己的窘境始終沒有與魯迅聯系。1936年10月，魯迅的死訊傳到日本。據藤野先生的侄子回憶，看著報上魯迅的照片，藤野把報紙舉過頭頂拜了幾拜。當得知魯迅不只把自己的照片掛墻上，寫在散文里，而且這些年里一直在尋找他，想見他或他的后人一面時，藤野先生深感懊悔，寫了短文《謹憶周樹人君》，刊發在日本報紙上。

他在文中提到：盡管日清戰爭過去多年，還有很多日本人辱罵中國人為“辮子和尚”，說中國人壞話。仙臺醫專也有一伙人白眼看周君，把他當成異己。我在少年時代學習過漢文，對中國的先賢甚為尊敬，所以要愛惜來自這個國家的人。這就是我對周君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感激的緣故。

藤野先生的正義感反映在他在戰爭期間的態度上。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全面侵華。由于軍購藥品激增，藥價暴漲。藤野先生的鄉下診所有不少存藥，但面對藥商的高價求購，卻推說這些藥是為滿足當地村民需要所存，一點都沒有賣給對方。他對兒子們說，“你們要記住，中國是將文化教給日本的先生”。

魯迅的恩師藤野嚴九郎就是以這樣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了不義的侵華戰爭，但他卻沒有活到自己的祖國與他所敬重的國家握手那一天。1945年1月，藤野先生被迫從軍的長子藤野恒彌病死在廣島。時年71歲的藤野先生，強忍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痛，回到診所重操舊業維持生活，在8月11日戰爭結束前四天因積勞成疾不幸離世。

而魯迅早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便溘然離世。去世前，他一方面深深掛念著抗戰局勢，一方面仍堅信中日兩國總會有“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一天。

在歷史的大背景下，魯迅和藤野先生的故事彌足珍貴。這種超越民族偏見，建立在敬重與善意基礎之上的個人友誼，為兩國的民間友好，人民之間的信任與和解播下種子。

魯迅先生畢生結交多達160余名愛好和平、敬重中國、思想進步的日本友人。1931年，來上海留學的增田涉拜魯迅為師。魯迅就像當年藤野先生對待自己那樣，格外照顧這位日本學生。增田涉曾回憶說，一次魯迅拿藤野的照片給他看，對他說，“不知道老師現在狀況如何，大概……可能……已經去世了？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能找到他的子女也好……”

在上海的人生最后9年里，魯迅結識了終身信賴的日本朋友內山完造。以內山書店為據點，魯迅完成了他晚年的許多計劃，留下了無數感人的故事。他堅定地站在進步、正義、和平、人民一邊，走完了其戰斗與吶喊的一生。面對時代變局，他“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面對日本軍國主義侵華不斷升級，他一面堅定地予以譴責，一面將軍國主義分子和日本民眾加以區分，相信“日本和中國的大眾，本來就是兄弟”；面對生命的終點，他披露心牽人類的廣闊胸懷:“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而在此過程中，內山完造給他提供的幫助是大量的和無私的。

魯迅逝世后，內山完造繼續奔波，推廣普及魯迅作品；戰爭結束回國之后，擔任日本中國友好協會首任理事長，為推動民間友好鞠躬盡瘁。

內山完造在戰后還為魯迅家人與藤野先生之間的故事續寫篇章。1956年，魯迅遺孀許廣平訪日期間，原本計劃在順訪福井時祭拜藤野先生墓。由于連日活動導致過度疲勞，許廣平只好委托內山完造代為祭拜。內山不負所托，在藤野的墓前朗讀了許廣平的信。這對于沒有看到“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魯迅，和念念不忘“中國是將文化教給日本的先生”的藤野嚴九郎的在天之靈應該是一個極大的慰藉。

靠著民間的力量，1960年,仙臺建立了“魯迅之碑”，1964年福井縣建立了“惜別”。1980年，在藤野先生出生地蘆原下番，建立了周海嬰題寫的“藤野嚴九郎碑”。因為這層淵源，藤野先生的故鄉蘆原町與魯迅的故鄉紹興市還結為友好城市。魯迅與藤野先生之間的友情通過這些渠道和形式薪火相傳，成為佳話。

2009年，在魯迅寫下《藤野先生》的廈門大學，魯迅的長孫周令飛與藤野嚴九郎的孫子藤野幸彌的手也緊緊握在了一起。

2017年，內山書店創辦100周年之際，在上海內山書店舊址前，我見證了內山完造的侄子、東京內山書店前社長內山籬與周令飛的歷史性握手，并將這一瞬間收入鏡頭。

這種由魯迅所開拓，由后人們薪火相傳的中日之間的個人友誼在新時代仍然不斷延續。

今天，我們重溫魯迅與藤野先生這段佳話，有助于我們發現魯迅在今天的意義和啟示。

首先，魯迅可謂是通過文字將個人友誼傳遞的民間交流先驅。20世紀初葉，有許多中國文人東渡，但將日本與有識之士之間的友誼以文字記載下來并激勵后人者，并不多見。

其次，魯迅又是20世紀對外講述中國故事、講述中國與世界故事的先驅。魯迅的小說與散文使得中國現代文化首次被世界所主動介紹、流傳，開中國現代文化走出去之濫觴。

第三，魯迅對“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的關注，體現了他寬廣的人文胸襟和人類情懷。他和藤野先生之間的惺惺相惜超越時空，為我們今天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重要借鑒。

中日友好的基礎在民間。盡管中日兩國之間還存在不少問題乃至困難，但人民之間加深了解、相互幫助、相向而行的愿望有著深厚的基礎。不論是“3·11”大地震時中國人民對福島災區的無私幫助，還是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來自日本“風月同天”“武漢加油”的鼓勵，都表明了中日兩國同舟共濟的民意基礎。在即將迎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時間節點，在構筑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的背景下，魯迅與藤野先生的故事將激勵我們堅定地推進人民友好，滿懷信心地開展人文交流，推動中日關系進入全新的境界。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人民中國雜志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