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孫犁把兩則很短的小說投給某家文學刊物，但是被退了回來。

孫犁又投給另一家文學刊物，很快便刊登出來了。

從1981年11月24日到1989年1月16日，數年之間，孫犁創作出三十篇同樣體裁的小說，后來以“蕓齋小說”為題結集出版。這些小說采用了許多熟人與朋友的事跡，且在大部分篇幅的末尾模仿《史記》中的“太史公曰”與《聊齋志異》中的“異史氏曰”，綴以“蕓齋主人曰”而對小說中的故事與人物進行議論與評介 。（1）

按照西方傳統的小說(fiction:虛構故事的散文)理念，小說是虛構文體，當時給孫犁退稿的編輯很可能便是秉承西方傳統小說理念，而拒絕接受他的這種文體的小說，孫犁堅持以“小說”而不是其他文體命名，必然有他對小說理念的理解與對小說文體的追求，很可能是他對中國傳統小說理念的回歸與認知。

在我國文化傳統中，小說屬于諸子百家，小說家不是單純講故事的人。民國四年（1915）江陰繆荃孫刊印了一本小書，收錄七個短篇話本，以《京本通俗小說》的形式在坊間流行，開卷是宋人的《碾玉觀音》，講述兩個年輕人，一個是王府繡娘，一個是王府里制玉的匠人，他們二人在沒有得到郡王的準許下，私自結合而受到以生命為代價的懲罰，這么一個悲慘的故事。在“說話”，也就是講故事之前，作者引用了大量與春天相關的詩詞。

第一首是《鷓鴣天》，描寫初春景象：“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2）第二首也是《鷓鴣天》，歌詠仲春的景致：“杏花出落疏疏雨，楊柳輕搖淡淡風”；（3）第三首還是《鷓鴣天》，感嘆暮春飄零：“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4）之后，引出了王荊公、蘇東坡、秦少游，邵堯夫、曾兩府、朱希真等人所做的詩，再后是蘇小妹，她吟哦了一首《蝶戀花》，都認為春天的歸去與物象有關——王荊公認為是春風，蘇東坡認為是春雨，秦少游認為是柳絮，也有人認為是燕子或者黃鶯將春天銜走了。最后，王巖叟全盤否定，他認為：“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5）而是時間到了，春天只有三個月，九十日春光已過，春天自然要回去了：

怨風怨雨兩俱非，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吳蠶強食柘桑希。

直惱春歸無覓處，江湖辜負一蓑衣！（6）

在小說發端之前，為什么要援引這么多詩詞？書中解釋是因為有個咸安郡王，“怕春歸去，將帶著許多鈞眷游春。”（7）從情節演繹的角度看，這樣的解釋是十分勉強的。因為這些詩詞不是故事變異的元素，而與情節演變無關。但是“說話的”，也就是作者，卻不避啰嗦而娓娓道來，表現一種無關故事的興趣。

《碾玉觀音》是我國優秀的話本小說，這樣的小說是在書場搬演給聽眾的，書場流行這樣的小說，說明聽眾對它的喜愛，《碾玉觀音》的作者之所以敢于如此大幅度地脫離故事而援引詩詞，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傳統小說的理念與西方不同，不是簡單地通過故事愉悅讀者，而是將其歸入諸子百家之中，就此而言，西方晚近以來注重小說的文化性，與我國傳統的小說理念難免重合而有異曲同工之處。然而，現實是1919年以后，我國主流文壇全盤西式，傳統文學被邊緣化了，因此研究我國小說的敘事經驗，往往不得不返身回顧舊有樣式，既要梳理傳統，也要梳理當下的敘事經驗，才能形成我國本土的文學理論。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敘事學引入我國，曾經流行了短暫時間，但很快被文化主義的浪潮所淹沒，學人以談文化為時尚而少有人談敘事學了。但是，敘事學所揭示的對小說的關鍵性分析，至今是研究的指南與工具，需要賡續與發展，而作為中國的學人一方面要繼承本土根脈，同時也要融通西學，站在中西學術的節點上創建本土話語體系。奉獻給讀者的這本小書，便是我多年研治敘事理論——從文本到敘事的一點心得與體會。古希臘的哲人柏拉圖說過這樣一句話：神不是一切事物的起源，但是好事物的起源。文學理論也是如此，理論不是批評不是創作，但是好批評與好作品的起源，因為文學理論——包括敘事學，多少會給創作的拓荒者們提供一痕光影，哪怕是行進中驛動、幽寂的光影呢!

2016、8、30

注釋：

（1）《蕓齋小說》（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收錄有：《雞缸》、《女相士》、《高蹺能手》、《言戒》、《三馬》、《亡人逸事》、《幻覺》、《地震》、《還鄉》、《小混兒》、《修房》、《玉華嬸》、《葛覃》、《春天的風》、《1976年》、《小D》、《王婉》、《楊墨》、《楊墨續篇》、《魚葦之事》、《一個朋友》、《馮前》、《無花果》、《頤和園》、《宴會》、《蠶桑之事》、《羅漢松》、《石榴》、《續弦》、《我留下了聲音》等三十篇小說。

其中，五篇沒有，另外二十五篇均采取了“蕓齋主人曰”式的結尾，比如《女相士》記述“文革”中，作者結識了一位女士，這位女士精于相面，解放前曾以相面所得在長沙“自蓋洋樓兩座”。小說的結尾是：“蕓齋主人曰：楊氏之術，何其神也！其日常亦有所調查研究乎？于時事現狀，亦有所推測判斷乎！蓋善于積累見聞，理論聯系實際者矣！‘四人幫’滅絕人性，使忠誠善良者，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對生活前途，喪失信念；使宵小不逞之徒，天良絕滅，邪念叢生。十年動亂，較之八年抗戰，人心之浮動不安，彷徨無主，為更甚矣。惜未允許其張榜坐堂，以售其技。不然所得相金，何止蓋兩座洋樓哉！”

（2）（3）（4）（5）（6）（7）《京本通俗小說》，第1頁、第1頁、第1頁、第3頁、第3頁、第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