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緣鄭克魯老師，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20多歲時，不是通過閱讀他的文學翻譯，而是通過學術著作《法國文學史》。這是一部當時并沒有完成的學術性文學史新著（第三卷尚未出版），作者有柳鳴九、鄭克魯、張英倫等。由于這是一部集體完成的著作，所以讀了之后對鄭老師印象并不是特別深刻。不久以后，我又看了他獨著的《法國文學論集》，從此“鄭克魯”這個名字就深深地銘刻在了我心里。

當時，出于對他的敬慕，我還以年少者的冒昧，給已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調到武漢大學任法語系主任、法國研究所所長的他寫了一封信，毛遂自薦想成為他的學生。雖然沒有得到過他的回信，不過說來也幸運，后來我果真如愿以償，成了他調到上海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后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那已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于是，就有了我和他交往30余年的難忘歲月。

他健在的時候，我在耳濡目染中受惠于他為學與為人的精神滋養，卻沒有去追問這種精神到底是什么樣的質地。當他永遠地離開以后，細細品味，忽然感到這種精神品格的質地原來是那么與眾不同。

在與鄭老師的長期交往中，我曾經跟隨他參加過許多學術活動，與他有過難以數計的深度交流。原本以為，我對他的學術生涯和學術成果還是比較了解的。其實不然。直到2018年為紀念他80歲壽辰，由商務印書館出版47卷、4000萬字的《鄭克魯文集》時，才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并為之驚嘆不已。我想到了雨果在評價巴爾扎克時說的那句話：“作品比歲月還多！”

鄭老師寫了《法國文學史》《法國小說史》《法國詩歌史》等，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在法國文學史這片肥田沃土上精深耕耘。如此豐碩的成果，在我國法國文學研究的歷史上獨此一人。如果說，我對他的學術研究原來還算比較了解的話，那么，對他在幾十年中斷斷續續、“靜悄悄”地翻譯出版的法國文學名著，就相對知之偏少了。商務印書館的那次結集出版，讓我有了一個更完整的了解。學界不少人說，鄭老師把整部法國文學史“搬到了中國”。此言不虛。我不知道，在文學研究和文學翻譯兩方面都做到如此碩果累累的，能有幾人？

一個學者的學術成果往往折射其學品和人品，鄭老師的成果自然會折射出他的品格。對一個學者學術貢獻的評價難免見仁見智，對其學品與人品的評價亦復如此。成果的數量和學品、人品并不完全對等。作為學生，對自己老師的評價，往往因為感恩、尊敬和愛戴等情感因素，多有溢美之詞，這也合乎人之常情。我評價鄭老師也難免如此。不過，客觀地說，在我看來，鄭老師博學儒雅，學問精深，但不是一個巧于言說、工于心計、熱衷“經營”的人。即便是對待學術，他是如此的熱愛，幾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以求，其間卻沒有自我“經營”的刻意。他不張揚，更不會煞費苦心地去“推銷”自己。一路走來，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悄然無聲，那么素樸無華。

也許，在我心目中，真正的學者就該如此，所以，以前的我對鄭老師這種學品與人品反倒體悟不深。在他離去之后，面對他留下的巍巍如山的學術作品，我仿佛在忽然間體悟到了他那“會當凌絕頂”“靜水而流深”的胸懷與氣度，以及“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的謙謙君子風范。在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他笑對時隱時現的虛華與浮躁，自信而不自我，自愛卻不張揚，靜悄悄地書寫了他那一代學人關于學術的“純粹”。

鄭老師的學術人生，留下了一座山，留下了一片海。

他，學品與人品雙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