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某種關于“純文學”的想象始終影響著我們對于文學的認識，讓不少人有意無意地相信，文學審美可以與歷史、政治、意識形態切斷聯系，自給自足。這一認識最為突出地表現為對形式的重視，似乎詩歌的節奏和格律、小說的視角與結構都是歷史的法外之地，單純地屬于文學內部。但盧卡奇在《現代戲劇的發展》中早已指出：“文學中真正的社會因素是形式。”而托洛茨基在《文學與革命》中更進一步論述稱：“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系取決于這個事實：在一種內在需要，即集體心理要求的壓力下，才有新形式的發現、明確和發展，這種需要，像其它東西一樣，有其社會根源。”因而不難理解，文學形式同樣是歷史的產物，超越歷史的抽象文學審美是不存在的，而僅僅在審美的層面上進行文學批評當然也就絕無可能。

事實上，如果缺乏最基本的歷史感，我們甚至根本無法理解文學作品，更不要說準確地鑒賞、評判，進而將其錨定在文學經典的序列之中。以今天的審美趣味看來，劉心武的《班主任》故事或許簡單了一些，筆法也稍嫌生硬和粗糙。如果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民眾記憶與讀者期待缺乏了解，則恐怕完全不能理解這樣一篇小說何以會引起那么廣泛的反響，并被視為新時期文學的開山之作。有些人倒也承認《班主任》的文學史價值，卻仍表示不甚佩服，認為它談不上什么文學價值。這樣的判斷理直氣壯，卻可能并未足夠自覺地對所謂“文學價值”進行歷史辨析。我們常常會錯誤地認為，自己所身處的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學標準乃是永恒的真理，而這恰恰是缺乏歷史感的一種表現，而且是更為普遍、更為習焉不察、更為頑固的表現。對于持此論者的朋友，我想提出的疑問是：如果說《班主任》的價值主要是由歷史賦予，而非文學性的，那么馬原的《虛構》呢？如果不了解當時的具體歷史語境，今天的年輕讀者去讀《虛構》《拉薩河的女神》，真能夠理解馬原乃至于后來先鋒小說家們的敘事圈套和形式實驗何以那么重要嗎？

當然，歷史感的獲得是相當困難的。并不是庸俗地了解一下作家生平、寫作緣起和歷史背景，就算是有了歷史感。也不是無節制、無選擇地占有了歷史資料，就算是有了歷史感。歷史如此混沌和龐雜，那當中豐富的細節、復雜的關系，需要謹慎而精微的認識。這就凸顯出理論的重要性。理論的價值在于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歷史，建立更加具體、完備、系統的歷史感。即便有些理論有其不甚科學的部分，抑或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但仍可以借用來作為一種認識工具，為我們更有效地開展文學批評工作提供助力。

就此而言，文學批評絕不僅僅只是狹義的文學審美，而是一種要求綜合能力的智力活動；它不僅僅是對于具體作家作品的選擇與認定，更可以據此而生產知識。今天在高等院校的當代文學學科當中，和文學史研究、文學理論闡述相比，似乎文學批評是最不被看重的。這當然是一種偏見，但這偏見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因為文學批評自身的貧弱，這貧弱很多時候正是因為歷史感的缺乏。理想的文學批評不是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的基本材料，而應該能夠松動文學史定見，誘發理論話題。理想的文學批評，應該同時就是文學史研究和文學理論闡述。

而當我們認識到，所謂的歷史感并非指那些浩如煙海的史料，更有賴于理論指導下的理解與見識，我們便觸及到了歷史判斷的問題。重要的從來不是掌握大量碎片化的歷史知識，而是如何用這些碎片拼貼出一個清晰的歷史輪廓，這又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歷史立場。如何判斷歷史立場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如何確定理解歷史的合適位置？那其實不是由歷史決定的，而是由現實決定。我們終究是站在當下的土地上去回望歷史，歷史判斷是以現實感為前提的。新中國成立之初，在文藝界和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曾經發生過多次論爭，由于這些論爭當中的一部分后來產生了過激的結果，往往在某種遺忘的心理機制作用下遭到一定程度的漠視。而如果我們認真重讀論爭雙方的理論批評文章，大概會驚訝于其中一些論述之細致，細致到今天我們很難理解，看上去在總體認同上并無二致的兩個人，是否有必要在一些細節上反復糾纏，并上升到驚心動魄的高度？這樣一種錙銖必較正是因為論爭雙方現實感的不同。什么是當前最為迫切的任務？什么在當時對于國家和人民是最重要的？對于這些問題的不同答案導致了關注點的差異，也造成彼此之間并不能真正互相理解。多年之后因為現實情況的變化，雙方對于同一命題的理解或許又將多多少少發生變化，甚至徹底翻轉。那并不意味著曾經的堅持是言不由衷，僅僅從宗派主義之類形而下的層面去加以理解，恐怕也不夠嚴肅。很多時候，那些頗有些硝煙味道的批評文章并非是黨同伐異，更不是理論空轉的文字游戲，而是基于具體的現實情境，出自某種現實責任感的捍衛。在此并非要對曾經的論爭任何一方予以肯定或支持，而是想要說明，只有認識到那時文學批評的現實動因，才能更好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或教訓。那時候對于文藝問題的具有鮮明歷史立場的討論，在今天又已經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文本。

因此，所謂“歷史”，并不只是指向過去，也不只是關于現在，更永遠向未來敞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那些文學論爭的參與者以現實為立足點討論那些細致的文藝問題的時候，心中懷著一個即將展開的社會主義文藝圖景。而今天我們回望過去，清理那個時代的種種創作、事件與言說，也同樣不僅僅只是為了當下。對于最新文學作品的評價同樣如此。盡管作家們未必愿意承認，但是文學批評工作的確對一個時代的文學發展，乃至于具體作家的具體創作，起到了相當的引導作用。從今天往后再過72年，那時候的人們如何理解今天的文學，乃至于通過文學如何想象今天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文學批評如何選擇、如何呈現、如何定義、如何引導。在此意義上，我們的文學批評工作，我們的每一篇評論文章，當然都負有歷史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