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絡文學發展至今，學科建設的條件逐步成熟。近年來，在中國網絡文學屬性的討論中產生了很多觀點，引起學界關注，也促使學界對不同觀點進行辨析，并對其中的問題做出更深入的思考。

傳統通俗文學的當代呈現

中國網絡文學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是源于中國傳統通俗文學、承接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發展而來的通俗文學。

中國網絡文學的源頭是中國傳統通俗文學。中國通俗文學是在宋元時期“說話”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最早用“通俗”命名的小說是羅貫中在元末明初作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作為中國文學的一種文類，傳統通俗文學已形成自己的美學范式：類型化、章回體、故事敘事。網絡文學承接傳統通俗文學的美學范式進行創作，具有通俗化、類型化、故事敘事等特征，結構形式以章回體為主，并常常借助傳統通俗文學和現當代通俗文學的經典作品完成情節的創化。

中國網絡文學是現當代通俗文學的延續和創新性發展，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文化的開放性。延續傳統通俗文學而來的現當代通俗文學以傳統文化作為價值觀念，接受了外來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影響，涌現出很多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時代特征的經典作品，如張恨水和金庸等人的小說。當下，借助網絡平臺生存和發展的網絡文學必然具有更多、更顯著的文化融合特征。它不僅深受中國文化的浸潤，還受到國外文化的影響，成為世界流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是深受媒介影響。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是印刷時代的文學作品，報刊是它們的傳播媒介，也影響著它們的表現形態。將現當代通俗文學認定為“報刊”的文學也并不為過。中國網絡文學是網絡媒介的產物，是“網絡”的文學。盡管媒介自身有所差異，但從受媒介影響這一點來說，現當代通俗文學和網絡文學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它們都是依托現代媒體來創作和發表的文學。

三是追求閱讀最大化。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和網絡文學都以追求閱讀最大化和影響最大化為目標，都運用市場運作擴大文學作品的傳播面。編輯、作者、讀者是一個整體，平臺（報刊或網站）、文本、閱讀是一個機制，現當代通俗文學和網絡文學在市場運作中都創造出很多經典作品。

四是重視跨媒介改編。注重文學與電影等大眾媒體的融合在20世紀20年代“鴛鴦蝴蝶派”時期就很流行，它們促成了中國“商業電影”的輝煌。其中，最經典的案例是根據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改編成的電影《火燒紅蓮寺》。在中國當代通俗文學中，最經典的案例是金庸小說的影視劇改編。在大眾文化發展過程中，跨媒介改編是通俗文學市場消費屬性衍生出的必然結果。由于影視劇與網絡媒介的強勁發展和不斷翻新，中國網絡文學的市場運作豐富多樣，產生的經典案例不勝枚舉。網絡文學是在新型的大眾媒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通俗文學新類型。隨著社會發展和大眾媒介的更新，也可能會有新的通俗文學類型取代網絡文學，就如當下的網絡文學超越現當代通俗文學的“報刊文學”一樣。然而，無論怎樣發展變化，只要基本特征未變，都將是中國通俗文學的創新發展。

現當代通俗文學的創新性傳承

作為一種文學類型，從敘事類型和敘事模式上分析中國網絡文學對現當代通俗文學的傳承應更有說服力。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延續著傳統通俗文學而來的現當代通俗文學，形成了新的類型和新的敘事模式。社會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歷史小說、言情小說和科幻小說是現當代通俗文學的六大類型。網絡文學承接這六大類型繼續向前發展。例如，網絡玄幻小說可看作現當代武俠小說和神魔小說的結合體，網絡懸疑小說可視為現當代偵探小說和推理小說的結合體。網絡文學繼承了張恨水、瓊瑤式的言情浪漫，然而，這種浪漫情愫已不是道德的評判標準或人生終極理想，而只作為一種青春的線索存在于個人情感的抒發和人生目標的追求中。歷史環境、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也是網絡歷史小說的創作素材，但歷史的真實這一曾被歷史小說視為生命的元素，卻在某種程度上被網絡歷史小說懸置起來。

由于具有后發優勢，傳統通俗小說中的“典型情節”常被網絡小說化用。例如，《誅仙》（蕭鼎）序章通過講述天下玄理來引入正文，這是中國傳統通俗小說中的常用手法，《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的開頭都是如此。在這部小說第一、二章中，出現了一個調皮而聰明的孩子張小凡及兩個功力相當的老道打斗，這種敘事模式與《神雕俠侶》等金庸小說的開頭比較相似，有可能存在影響關系。小說對兩個老道打斗中的氣場和奇異武功的描述，具有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的味道。當然，網絡文學有新的特色，《誅仙》開頭是“時間：不明，應該在很早、很早以前。地點：神州浩土。”小說描寫不注重時間、地點，直接告訴讀者作品講的就是一個虛擬的故事，這是網絡文學常用的寫作手法。

確認網絡文學屬性的學術意義

對中國網絡文學來說，確認其通俗文學屬性不僅僅是“認祖歸宗”，還有助于深入地認識網絡文學的特點。例如，有人強調的網絡文學創作中的“交互性”特點，早已被現代通俗文學作家張恨水及《新聞報》編輯嚴獨鶴所運用，只不過他們用的是讀者來信的方式。我們現在看到的張恨水的名作《啼笑因緣》的結尾，實際上是眾多讀者參與的結果。這種方式在后來的現代通俗文學創作中被屢屢使用，如秦瘦鷗的《秋海棠》等。付費閱讀的商業模式也不是網絡文學始創和獨有的，金庸小說在報紙上連載時，先行出版的“爬頭本”就運用了付費先看的閱讀模式。至于網絡文學運用的IP模式，現代通俗文學大家包天笑、周瘦鵑、徐枕亞、張恨水等人都可稱得上是老前輩了。

當然，如此論述并非要抹殺網絡文學的獨特性。在筆者看來，網絡文學的獨特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網絡文學具有更為廓大的世界文化的視野，創作過程中的“交互性”更加流暢，IP的運作更具有關聯性和整體性，文類裂變速度更快，讀者的閱讀趣味也不斷變化；二是在創作機制上，作品中虛擬空間的設定是最重要的特點。網絡文學作家對傳統文學的主客觀、時空觀、因果觀等都進行了顛覆性的改造和超越。

中國網絡文學是網絡數字平臺賽博空間打開后，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新的通俗文學類型。這樣論述中國網絡文學的起點不是要抹殺網絡文學的特性，也不是有意模糊中國網絡文學起點討論的價值，因為究竟哪一篇是中國的第一篇網絡文學作品實在是個難以說清的問題。即使說清了，其作品是小說，還是隨筆，又很值得考量。

通俗文學屬性的確認是中國網絡文學評價體系得以科學構建的前提。評價體系的科學性首先體現在對批評對象性質的認知上。沒有性質認定，評價的根據也就無從談起。任何文學現象均不可能是憑空產生的，明確其通俗文學的屬性也就明確了中國網絡文學的文學史傳承。作為通俗文學的一部分，通俗文學的文化機制、創作機制、市場機制和傳播機制自然也適用于網絡文學，通俗文學的批評標準自然也是網絡文學的批評標準。評價體系的科學性還要體現在能有效分析和評判網絡文學的獨特性。網絡文學是對通俗文學的創新性傳承。只有明確了通俗文學與網絡文學的關系，通俗文學的評價體系才能進一步發展，具有更大的適用性和涵蓋面。

中國網絡文學研究確實到了學科建設時期。學科建設是個系統工程，不能僅停留在對現象的分析中，需要深入的學理思考。研究和評價網絡文學，不能只從“網絡”這一媒介著眼，還需從文學史傳承演變的角度出發，確認網絡文學在整個中國文學發展脈絡中的位置。只有這樣，中國網絡文學學科建設才能具有科學性、邏輯性和前瞻性，才能產生令人信服的學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