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事情既像一個傷口，更像是到處游走的內(nèi)傷，無從安撫。”用《天臺上的父親》中這句話概括閱讀后的感受也比較確切。

著名作家邵麗的最新中短篇小說集《天臺上的父親》，收入《天臺上的父親》《風中的母親》《北去的河》《黃河故事》等共十篇。《天臺上的父親》始終牢牢地定焦于父親的自殺事件，寫出了仕場生涯對一個男性的深刻異化以及為他的家庭成員帶來的磨難。《風中的母親》塑造了一個在鄉(xiāng)村的城市化進程中與中國勤勞智慧的傳統(tǒng)女性完全不同的第一代“新”老人。《黃河故事》細致書寫了一個對食物和做飯有狂熱夢想的父親，勾勒出了那一輩人特殊年代里的生活狀態(tài)……在這些作品中，作者回望父輩，塑造出個性鮮明而又不同以往的“父親”和“母親”形象，并以此為坐標勾連起家庭往事，將人物命運置于歷史洪流之中加以展現(xiàn)。

結集之后邵麗又細細看了一遍，感覺大吃一驚。她說，雖然這是一個中短篇小說結集，但仔細算算年頭可不算短了，像《北去的河》《親愛的，好大的雪》《樹上的家》等，已經(jīng)是好幾年前的作品。現(xiàn)在再回頭看這些作品，仿佛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那些故事是怎么來的？ 我又是怎么捕捉到它們的？ 也許這才是小說的真諦，與其說它是一個故事，毋寧說它是一種情緒，一種世道。當我細細地打量著這些作品的時候，我真正懂得了自己做過什么，以及，今后將如何做。”

《天臺上的父親》，邵麗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59.00元

中華讀書報：《天臺上的父親》中的父親形象是獨特的，同時也是立體的。他被權力傷害過，也喜歡權力。塑造這樣的人物，您的切入點是什么？

邵麗：與其說父親是權力的象征，不如說他是權力的奴役。他已經(jīng)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他被權力綁架，又十分依附權力。失去權力于他而言就是失去了生命的支撐，所以他的活與死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實質(zhì)上的。從脫離開權力的那一天，他就成為一具活尸游魂，他上不上天臺，死或者活著，已經(jīng)沒有了生活上的意義。

我寫這樣的父親，是寫別人的父親，也是寫我的父親。他們在那個時代里載浮載沉，也在那個時代里與我們漸行漸遠。

中華讀書報：小說中的“父親”隔膜又熟悉。多數(shù)傳統(tǒng)家庭中的父親不太容易讓人親近，是“天臺上”的父親。父親自殺了，“我”和哥哥妹妹才逐漸接近父親，了解父親，在母親的講述里，在父親的記錄里。走近父親，把父親從“天臺”上找回來，是您的一種理想或向往嗎？

邵麗：這是一個好問題，也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同時更是我最近一直思考的問題。其實就中國而言，父權是傳統(tǒng)文化的中心。但就問題的本質(zhì)而言，父親既是真實存在的，又是極具象征性的。因為他的權威過于程式化，實際上反而被虛置了。說起來父親是權力的化身，或者是權力本身。但在一個家庭的實際生活中，真正組織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親。所以，一方面是父親無處不在，另外一方面，父親永遠都是缺失的。但父親對子女的影響也是不能忽略不計的，如果說母親決定你做人方式的話，父親決定你的格局和視野；母親決定你怎么走，父親決定你能走多遠。

非常悲哀的是，我們認識父親往往都是從他死后開始的。我寫這篇小說的目的，的確是想把父親從“天臺”上找回來。

中華讀書報：《天臺上的父親》中的父親和哥哥都有抑郁癥。現(xiàn)代人的精神疾病越來越多，您寫作之前是否對抑郁癥有些了解，還是只作為一種敘述背景？

邵麗：毋庸諱言，一個高度發(fā)達的時代給人類帶來各種方便，同時也帶來焦慮和不安，甚至我自己都有抑郁癥，而且很多年了。但是對這個病癥的了解還真說不上，我覺得這是一個最無厘頭的病。

中華讀書報：很喜歡《大河》，一口氣讀完。小說中的婆婆，婆媳間既親密又疏離的復雜感情，描寫得特別細膩。親密是在一瞬間，疏遠也是在一瞬間。得知丈夫有外遇后，“我”的痛苦和婆婆的態(tài)度讓人感慨。情感困境也很普遍，似乎是不同時代的女人都無法逃脫的命運。這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過程是怎樣的狀態(tài)？

邵麗：我寫得確實暢快，也很痛快。很久以來，我一直想寫寫我的婆婆，其間也寫了不少有關她的文章，都是零零散散的，根本不成體系。她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女人，活到九十歲，她活這么大年齡完全是因為她有生的欲望。她一直靠近生活，與世俗打成一片，而且與時俱進。用新潮的手機，穿時尚的衣服，喜歡住在熱鬧的地方，天天逛街花錢。七十歲開始識字寫字，而且一發(fā)不可收。每天看完《今日說法》后都要寫一篇觀后感，她自己說那叫評論。去世的時候，她寫的評論堆起來比她的個子還高。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任何情況下，她都知道自己是誰，以及怎么安置自己。她活得沒有大過，也沒有小過，剛剛是她自己需要的大小。這是一個人、尤其是女人的自尊和尊嚴之所在。她是一個真正大智慧的女人。

中華讀書報：《大河》中處處充滿生活的哲理。比如婆婆勸兒媳：“有些事不能裝傻，有些事就得裝傻，這才是明白人。”比如朋友林鴿說：“做什么事好像總是有人在后面逼著，身不由己。”這種哲理是一直存在于您的小說里嗎？

邵麗：關于這些生活的哲理，是我在下派掛職鍛煉之后才刻意注意的。從《村北的王庭柱》到《掛職筆記》，都在刻意張揚這種民間智慧。它未必合理，但是有用。

中華讀書報：近幾年，您的小說涉及家族、關乎父母親的故事特別多，《天臺上的父親》《黃河故事》《風中的母親》《金枝》，涵蓋了長中短各種體裁。為什么您如此熱衷于寫父親？

邵麗：寫父親主要是想寫我的家族，把父親的歷史講清楚了，我的家族歷史也就梳理得差不多了。對于我的家族，我一直都有“觸碰”的欲望，而且這種欲望隨著對我的家族逐步深入了解，越來越強烈。寫父親，讓我重新回到了家族之中，不僅僅是歷史之中，也是情感之中，命運之中。我覺得我又重新活了一次，而且活得特別清醒和純粹。

中華讀書報：評論家程德培注意到：邵麗的小說擅長家庭婚姻的敘事倫理，最近以來更強調(diào)代際之間的情感糾葛及個人的教育成長的反省，注重語境的時代特色和歷史影響——您認同嗎？ 如果認同，能否談談您創(chuàng)作以來小說的風格變化？ 這一變化是基于什么？

邵麗：如果說一定要給我的小說創(chuàng)作分階段的話，我覺得大體經(jīng)過三個階段。第一個是我剛剛走入作家隊伍的時候，喜歡寫那些虛無縹緲的小情小感，離真實的生活很遠，以《迷離》和《寂寞的湯丹》為代表。第二個階段是在我掛職鍛煉之后，就是評論家們所謂的“掛職系列”小說，離現(xiàn)實非常之近，以《劉萬福案件》和《第四十圈》為代表。第三個階段是父親去世之后，我對家族歷史的梳理，以《糖果》和《金枝》為代表。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你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和反思你的歷史和現(xiàn)實，接受生活對你的最終安排。

中華讀書報：或跳河，或跳樓，在您的小說中，父親的結局多非正常死亡。這里有什么隱喻嗎？

邵麗：沒錯，在《天臺上的父親》與《黃河故事》里，看起來最終是兩個父親都死了，而且都是死于與現(xiàn)實的不可調(diào)和，但這兩個父親其實是有著很大的差異的。《天臺上的父親》里的父親因為離開權力體系之后有一種失重感，他已經(jīng)找不到生活的目的和方向。他已經(jīng)被格式化，不能重新回到社會中過普通人的日子了。所以他除了死，沒有任何人或者任何辦法可以化解開他心中的憂郁。而《黃河故事》里的父親，從來沒有走到過他想去的地方，他一生的夢想就是做一個好廚子。但在那種逼仄的環(huán)境里，他的夢想看起來既可笑又可憐。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綻放，就是當三輪車夫給人送菜的時候，在路邊一個小飯店死乞白賴地當了一次大廚。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飯店實現(xiàn)了自己的夢想。所以，他的死看起來更令人傷悲，他是一個真正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

至于說到隱喻，我覺得至少這兩起死亡不是偶然的，它有著質(zhì)的規(guī)定性和執(zhí)著的方向，而決定這一切的，除了環(huán)境之外，也有一個人的取舍問題，即“性格決定命運。”

中華讀書報：故事講述的是小人物，瑣碎平凡卻真實可信，背景卻是時代風云，城鄉(xiāng)變遷，以開闊的大手法講述細密的中國故事，引人入勝。地域是否一直隱秘地折射在您的故事中？

邵麗：盡管我的故事有著很強的地域性，但是我確實沒有刻意思考過這個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寫的父親既是“這一個”，也是“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