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生命里最后的9年是在上海度過的。1927年10月3日魯迅攜夫人許廣平抵達上海，從此開始他們在上海的定居生活。直至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肺病醫治無效，病逝于上海大陸新村9號寓所。

魯迅在上海換過三個屋子：景云里23號、四川北路2093號拉摩斯公寓以及大陸新村9號，三者距離在方圓一公里以內。這些地方都在虹口區范圍，屬于“半租界”，因而魯迅將自己的一本雜文集命名為“且介亭雜文”。“且介”即是取“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亭”則是亭子間，當時上海人常常這樣稱呼自己住的小房間。

如今，上海唯一一處對外開放且能參觀的魯迅故居——大陸新村9號位于虹口區山陰路上，這是魯迅在上海最后的住所，他在這個房子里住了3年半，這占據了他超過三分之一的上海時光。

走進山陰路上的大門穿過弄堂，走到弄堂盡頭倒數第二間便是魯迅的故居了。這是一幢紅磚赤瓦的三層小樓，大門緊閉，院墻里一棵綠樹郁郁蔥蔥，枝繁葉茂的樣子，門口褐色長方形牌匾上是郭沫若的題字“魯迅故居”。故居被保護得很好，內部不能拍照。雖然屋子有三層樓，但是面積并不是非常大，倒是給人一種安心、清靜的感覺。魯迅曾在給友人的信里提到過對于搬家的要求，“一要租界，二要價廉，三要清靜”。想必這也是魯迅在這里住了3年半的重要原因。

往里走便是一樓的會客廳，有一扇白色木框磨砂玻璃做的隔斷，隔斷后面是一張黑色餐桌，墻角還有木制櫥柜。這是魯迅當年會見友人的地方，在這里他曾見過很多年輕人，并對他們傾囊相助。蕭紅、蕭軍就是這里的常客，他們從東北流浪到上海，舉目無親，找到魯迅。于是，魯迅請他們吃飯，幫他們聯系出版事宜。也正是因為魯迅的幫助，他們在文壇上一舉成名。當然，在這個小小的會客廳里來來往往的年輕人遠不止他們兩個。魯迅很愿意為青年做梯子，讓他們踩著梯子往上爬，他希望“英俊”在中國出現，這是魯迅對青年的一貫的態度。

轉身上樓，樓梯顯得狹窄且有些陡峭，踩起來嘎吱作響。拾級而上，仿佛時間就這樣凝固在了這里。二樓樓梯口有一個浴室，順著走廊往里走就是臥室兼書房，一張黑色的鐵床，上面掛著許廣平親自縫制的紗幔。書桌就放在窗戶下，在這張桌子前，魯迅曾無限擠壓自己的休息時間，瘋狂地工作；同樣在這張桌子前，他寫下“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每當夜幕降臨，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微明地照亮魯迅的側臉輪廓，他通常會點起一支煙，深深吸一口，然后吐出去。他向來看不慣的就是那些風花雪月的文人，看不慣那些把時間浪費在無意義事情上的人，他甚至連休息的時間都要有一種自我的約束。一轉頭，就能看見窗邊墻壁上的日歷維持在1936年10月19日，鏡臺上的鬧鐘指針停留在魯迅離世的那一刻——凌晨5時25分。

三樓有一間客房，再往里走就是周海嬰的臥室，床上枕頭的枕罩上有許廣平縫的姓氏“周”的威妥瑪拼音“chou”。魯迅之所以會搬到這里，其中也有為兒子周海嬰能有更好的成長環境考慮。原來這個“橫眉冷對千夫指”的魯迅，還是個十足的慈愛父親，就算偶有“抱怨”，也透露出無限寵溺，“他大了起來，越加搗亂，出去，就惹禍，我已經受了三家鄰居的警告，——但自然，這鄰居也是擅長警告的鄰居。但在家里，卻又鬧得我靜不下，我希望他快過二十歲，同愛人一起跑掉，那就好了。”

結束了參觀，走出故居。不到半個鐘點的時間，卻好像穿越了時空一般。看著工作人員在背后關上門，回過神看見故居周邊的鄰里們圍坐在弄堂邊搖著蒲扇聊天納涼，路邊的老字號飲食店里食客碗中飄出了食物香氣，人行道兩邊梧桐樹枝丫高高地合攏在一起，樹蔭下的馬路光影斑駁，偶有一輛汽車開過，這真是現世安穩的樣子。而魯迅所說的“幸福的度日”也不過是這樣吧。

在上海的9年，魯迅一無公務、二不從商、三不教書，作了一個自由撰稿人，他達到了一生中文學創作最輝煌的時期。在此期間，魯迅出版了小說《故事新編》、創辦了眾多雜志、創作了多部雜文集并進行了大量翻譯工作。在小小的且介亭里，魯迅是一個致力于用文字來改良社會的文學踐行者、一個黨外的布爾什維克。作為新文化的代表，他的作品一直傳達著真實、美好和善良，雖然不失犀利與尖銳，但仍讓許許多多的國人于彷徨中找到希望，于困頓中感受暖意。

魯迅與上海是有著深厚的淵源的。魯迅選擇了上海，而上海包容著魯迅，兩者彼此成就、互相成全。在上海生活的九年時間，他用觀察上海的方法看到了整個中國，從而形成了一種學習和變革的自覺，這也為當時的上海文學創作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那個時候的上海還有海派文學的戴望舒、穆時英，有鴛鴦蝴蝶派的張恨水，亦有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他們共同構成了上海文學乃至中國文學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全景畫像。

向這幅全景畫像的時空深處望去，我們也許可以看到，每天下午魯迅動身去內山書店，出門時能正好遇見從《小說月報》下班回家的葉圣陶；十幾歲的張愛玲剛發表了第一篇作品，領到了第一筆稿費，當她拿著稿費上街買一支鮮艷口紅的時候，而魯迅卻在半租界的家里請蕭紅蕭軍吃一餐簡單的晚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