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到一個問題，寫作本質上是一種孤獨的勞動，作家也許只有在孤獨和內心平靜的時候，他的思想才是最自由和豐富的。叔本華有言：“完全、真正的內心平和和感覺寧靜——這塵世間僅次于健康的至高無上的恩物——也只有在一個人孤身獨處的時候才可覓到。”既然如此，對于我這樣一個單純的寫作者，參與“作代會”的意義又是什么呢？

這似乎是一個有些“愚蠢”的問題。

2006年11月初，我作為上海作家代表團里最年輕的一員，第一次參加中國作協全國代表大會，也是第一次坐在人民大會堂里，聆聽溫家寶總理的肺腑之言，聽他滿懷深情地讀到康德的名句：“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在北京飯店古色古香的會議大廳門外，我第一次見到心儀已久的作家史鐵生，他安靜地坐在輪椅上，與朋友們輕聲談笑；莫言和賈平凹們，三三兩兩站在不遠處的臺階上抽煙、寒暄。上海團里，錢谷融先生是最年長的代表，開會時，他就坐在我的前排；還有早先就很熟悉的任溶溶先生，小組討論時，我們相鄰而坐，留下一張合影：照片上的任先生精神矍鑠，笑得松弛灑脫，而旁邊的我一臉青澀，一雙眼睛尷尬地帶著數碼相機時代常見的“紅眼現象”……

還有王安憶，她討論時的發言總是簡短，干脆利落，不帶套話。后來，我讀到一篇劉慶邦寫王安憶寫作秘訣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安憶老師參加那次作代會的一個細節。那次作代會，他和王安憶住在同一個飯店，劉慶邦到王安憶的房間找她說話，告辭時，王安憶問他要稿紙寫東西。劉慶邦說，會上人來人往的這么亂，你難道還要寫東西嗎？王安憶說，給報紙寫一點短稿。又說晚上沒什么事，電視又沒什么可看的，不寫點東西干什么呢！劉慶邦當即跑到樓上，把一本稿紙拿下來，分給她一多半……我知道安憶老師有著每天寫作的習慣，讀到那篇文章時想，即便是作代會，安憶老師依然是緊緊地抓住時間的，任何時候，她都沒有停止對自己寫作的訓練和思考。這就像定期儲蓄，日積月累，不懈堅持，她積累的賬戶比別人豐厚得多，似乎也是一件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

那次作代會，來自全國各地的兒童文學作家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拍了一張合影，大家相約“以好的作品作為五年后的見面禮”。五年過去了，十年過去了，如今，又是十五年過去了。我參加了后來的每一屆作代會，第十次作代會又即將召開。那張照片里，有的師長已經仙逝，當年青澀的我們步入中年，當年的中年作家須發皆白，任溶溶先生甚至已經連續多年24小時離不開呼吸機，但只要一息尚存，99歲的他依然在用哆哆嗦嗦的筆寫作，記錄和整理他的思想和回憶……

似乎啰啰嗦嗦說了許多題外話，實際上卻都和先前那個“愚蠢”的問題有關。既然寫作是如此孤獨而獨立的個體勞動，作家們何以要相聚？

80年代文學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當文學逐漸邊緣化和愈發市場化的今天，當各種“媚俗”的潮流涌現，當很多人看不清文學真正的趣味、立場和美學追求，對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漸漸失去判斷，甚至，連寫作者也對此產生懷疑和動搖的時候，對文學精神和理想的堅守變得尤為重要。在這樣的環境下，原本孤獨的寫作者相聚在一起，仿佛抱團取暖，也仿佛集結成一支浩大的隊伍——前方有光明熾熱的火炬照亮，有高大的前輩身影引領，有同道者的加油鼓勁，這樣一種場域有著難得的純粹和清靜。剔除一些文學以外的世俗紛爭，無論是腳踩現實主義大地，還是譜寫浪漫主義詩篇，不同風格不同類型的寫作者彼此激勵、鞭策、切磋、碰撞，甚至爭論……身在其中的人，或許就會在寒冷中獲得一些暖意，在彷徨中重拾堅定，在迷茫時找到方向，在困頓時看到出口的微光。這樣的相聚雖然是短暫的，但是，它猶如一個漫漫長途中的加油站，孤獨已久的人，倒也能從中獲取一些繼續孤獨下去的動力和底氣。

寫作是孤獨者的長征，唯有心無旁騖埋頭修行和勞作。每一個作家都是獨一無二的，說到底，沒有一個作家能夠被“代表”。有幸成為“代表”的人，任何口頭上的言論都是缺少意義的，唯有用源源不斷的無聲的作品說話，沉入生活，不負時代，回歸“人”的本質，潛入無限之境的心靈之海，堅持心中永恒的“文學精神”，這才是作代會對于我這樣一個普通寫作者真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