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同志自1983年入職中華書局以來，經歷過許多職務，做過各種工作，閱歷豐富。1991年為了紀念建局八十周年，他參與了《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跡》一書的編選，曾仔細查閱了中華書局的舊檔。出于他對書法的愛好，精心選錄了許多珍貴的名人書信。他是個有心人，我相信這時他對中華書局的局史已有了大概的了解，對這些信的史料價值，比我們許多早入職的同仁了解得更多。例如他把向達先生的九封信全部收入了，二十年以后他又對這九封信作了考證和闡釋，為向達先生的學術傳記作了重要的補充。

2006年以來，徐俊同志擔當了修訂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作的重任，由文學專業出身而已學有專長的老編輯轉向了歷史學科，在邊干邊學中積累了許多經驗，對史部古籍整理有了新的認識，成為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的新一代負責人。在修訂工作開始時就組織人員仔細清理舊檔，訪問前輩，建立了深厚的文獻意識。“文”是書寫的記載，“獻”的古訓是賢人。如孔子所說的：杞、宋二國的文獻不足，所以就不能征之為夏禮、殷禮的史源（見《論語·八佾》）。文獻才是歷史記載的根源。

前賢的記憶還是要靠文字記載才成為“文獻”，如蔡美彪先生是從點校《資治通鑒》到啟動修訂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程唯一的、全面的歷史見證人，真是古人所謂的“獻”，要不是徐俊和他進行過多次訪談，就不會寫成《平實而通達的引路人》一文，使我們詳細了解了《資治通鑒》與“二十四史”整理出版的緣起。此前蔡先生自己的著作沒有在中華書局出版，只提出了不少評論和建議，對中華書局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評價很高，他認為新中國學術成績最突出的是考古發掘、古籍整理、民族調查三個方面，真是高瞻遠矚，獨具慧眼。他對中華書局寄予了厚望，真是中華書局的老朋友和引路人。我對此才有了新的認識。

徐俊同志對歷史的尊重，對文獻的敬畏，對前賢的愛護，驅使他寫出了這些充滿熱情的文章。本書第一篇《王仲聞：一位不該被忘卻的學者》，就是產生于重印《全宋詞》時查看舊檔而產生的感動。他并沒有見過王先生，但看到這些審稿筆記，就情不自禁地發愿要把這份筆記公之于世，讓《全宋詞》的讀者都能記起它的責任編輯和參訂者。又如他1996年從舊檔里看到周振甫先生的《管錐編》選題建議及《管錐編》《談藝錄》的審讀報告，深受感動，就用剛學會的技術親手把近五萬字的周先生審讀意見全文逐字錄入電腦，認真學習，后來就公之于眾，顯示了他對前輩業績的珍重，也給編輯界的同仁提供了典范。這些文字里，都深含著他感情的溫度。

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開始之后，徐俊同志更仔細地查閱舊檔，請教前賢，訪問老作者的親屬及學生，理清當年每一史的點校過程、體例形成過程和各史特點，盡可能地保持點校本已取得的整理成果和學術優勢，在出版之后都做了詳細的介紹，足見他對史部古籍整理工作有了深切的理解。最近的一篇《二十四史點校整理的回顧與現狀》，也是修訂工程的一個階段性總結。我相信在修訂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出齊之后，他還會寫出更完整更深入的總結。

“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過程，反映了這二十年間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一段歷史，也折射了二十年政治氣候的變化。必須考慮到，1958年點校工作啟動的時候，正是推行“大躍進”的時期，所以宋云彬點校《史記》時，上午還要為煉鋼鐵而劈柴。歷史的進程，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劃、計劃，趕不上客觀條件的變化。因此我們的工作，總會留下一些遺憾，留待后人繼續修訂。

在主持修訂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工作中，徐俊對史部古籍整理有了不少新的認識。他對已出的點校本，作了全面的調查和評估，并澄清了一些疑問。正如以中華書局編輯部名義寫的《修訂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緣起》所說的，既保持了點校本已取得的整理成果和學術優勢，又如實地說明了修訂本的重大突破，最后表明：“成為定本”還需要廣大讀者的考驗和后人的不斷努力。

我們出版業的工作人員，永遠只能向讀者表示這樣的態度。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最初是鄭振鐸先生提出的。毛澤東主席一向號召黨政干部要讀《資治通鑒》，1953年提出要做標點本，1956年由古籍出版社趕出來了，毛主席很滿意，只是批評了精裝本太重，拿不動。1958年提出要印“前四史”，以一年為期，經范文瀾、吳晗等人請示報告，再擴展到“二十四史”的整理。中央領導只是提出一項任務，本來不會也不必考慮整理出版的具體細節，但進度總是要快。而實際工作的學者，則總是愿意盡自己所能，把工作做得好一些。因而1959年國慶獻禮，只有《史記》因為有顧頡剛、賀次君先生的初稿，總算由宋云彬先生趕出來了。點校《三國志》的陳乃乾先生早起還是趕上了晚集，到1959年底才出書。后來前四史到1965年才出齊，主要原因是整理者、出版者都出于自己的責任感、使命感，忠于自己的職業操守，想提高學術質量，盡可能提高校勘的要求，追求體例的完善。據說古籍規劃小組組長齊燕銘同志1960年還提出了“成為定本”的要求，壓力很大。后來唐長孺先生的北朝四史、王仲犖先生的南朝五史，全面執行陳垣先生提出的“校勘四法”，更增加了整理的難度，拖到1965年也沒能出書。這都是學術工作者的一片好心，但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后果。直到1976年，毛主席也沒有看到“二十四史”點校本出齊，辜負了老人家對古籍整理工作的厚望。

本來吳晗先生等策劃的也是先出“普通本”，另出集注本、新注本，這一點恐怕是我們理解不到位，造成了越來越深的深井。吳晗作為明史專家，恐怕也想不到《明史》的標點會遇上那么多難題。

我個人對上級交辦的任務，也總想取法乎上，力求保證質量，但往往延誤了時間。如1959年接受了編輯《海瑞集》的任務，當時只知道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曾過問此事，吳晗更積極地寫了《海瑞的故事》和劇本《海瑞罷官》等，我估計是有上級領導指示的，所以努力做了校勘、標點、輯佚的整理工作，屢次統版改版，拖延到了1962年底才出書，又如1962年3月，周揚曾指示要出老專家過去的論文集和專著，周一良先生的論文集就是一個例子，也因誤了時機，到1964年就不敢公開發行了（詳見本書《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出版軼事》一文）。還是1961年，周揚寫了一個條子，要出徐文長、湯顯祖、鄭板橋的集子，交到中華，我又接受了編《徐渭集》的任務。也是一再改版，拖延到1965年才打出紙型。那時文化部已經挨批了，就不敢付印，壓到1983年才印出來。因此我的經驗教訓是上級交付的任務一定要快趕，但又不能草率從事，忙中出錯，這使我非常困惑。1973年，我又接受了中央交辦的重印《昭明文選》的任務，不敢排印，就提出影印宋刻本的方案，居然被批準了。當時乘機多印了一些，內部賣給曹道衡、袁行霈等專家學者，還辦了一件好事。但是排印書還是要認真整理，取法乎上，否則就背離了我們的初衷。

1976年，大概是5月份，出版口下達命令，毛主席要看大字本《李太白全集》，中華、商務當時合署辦公，社領導動員好幾位同仁加急點校，委派周振甫先生和我負責定稿發稿。這次我們不等全書定稿，分卷發排，流水作業，打出一卷清樣就送一卷到中央，大約送出了不到十卷。直到9月8日22點，我和校對科的好幾位同事還在新華印刷廠加班校讀清樣，不料9月9日凌晨毛主席去世了……這次我是急事急辦了，可惜還是沒趕上。

我個人的一點經驗教訓，也愿與同仁們共享。順便寫下來作為文獻資料，附在徐俊的驥尾之后，借以紀念中華書局的110周年。

本書題名為《翠微卻顧集》，化用了李白的詩句，與中華書局上世紀“翠微校史”的佳話相銜接而增加了詩意。“翠微校史”的佳話，最早是1963年王仲犖先生等入住翠微路中華書局宿舍時說起的（王同策先生在《翠微校史的日子里》一文中，記羅繼祖先生的話，王仲犖先生曾提議羅先生畫一幅《翠微校史圖》，可惜沒有實現，現存只有一張陳垣先生家里拍的照片。趙守儼先生哲嗣趙珩兄寫有《翠微校史：西北樓里的大師們》一文，已傳為佳話）。本書里的文章已成為中華書局局史積累的史源文獻，也是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史料的一個部分。因此徐俊把這本書加上“中華書局與現代學術文化”的副標題，并不是自我夸張。

本書為現代的多位專家學者補寫了外傳，但不是“儒林傳”，而是藝文志的大序。這些文章，都是中華書局局史長編的資料，也是現代學術文化發展史長編的資料。徐俊在清理檔案文獻中不斷提高了他的史才、史學和史識，而他對前輩業績的熱情愛護，則養成了工作中的一種史德。我感到遺憾的是，中華書局有一時期的部分檔案，竟流失在外了。徐俊從網絡上搜索到了一些殘片，稍稍得以補救，也算是拾遺補缺了。

徐俊同志委派我為本書寫一篇序，我對這些書和人還略有所知，為“二十四史”只做過極小極少的一點工作，但義不容辭，勉力寫了一點隨感，聊以應命。通讀本書，深為感動，不禁情發乎中，謹以小詩一首為贊：

書共人長久，綿綿史可征。

中華文與獻，千載樹長青。

2021年11月11日

（本文系作者為徐俊《翠微卻顧集——中華書局與現代學術文化》所作序言，該書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