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工作者要“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與“人民是文藝之母”的提出，令人聞之心頭大震！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相較國外那些歷史悠久的民族，學界一直因為沒有一部漢民族的史詩而心存遺憾。20世紀中后期，在湖北神農架地區(qū)發(fā)現的漢民族史詩《黑暗傳》 ，讓文化界為之雀躍。多年之后，筆者在創(chuàng)作多卷本長篇小說《圣天門口》時，因為要表現近代中國社會生活的縱深與寬闊，便引用漢民族史詩《黑暗傳》作為副線。流傳在神農架地區(qū)的《黑暗傳》有各種版本，但無論哪個版本從開天辟地的神話寫到明代中后期就再沒有下文。在小說《圣天門口》中，自此以后直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文字都是比照先前文體原創(chuàng)的。如此續(xù)寫，就會發(fā)現作為史詩的桂冠，全部戴在帝王將相等所謂的人間英雄的頭上，當時習慣地覺得史詩就當如此。

浩瀚文藝作品中的史詩，向來被奉為一種極為莊嚴的文體，從不涉及平民百姓，而專門用于傳說英雄、歌頌英雄。古今中外的先賢們從高處不勝寒的位置，從人類的社會歷史發(fā)展最宏大的角度來認識史詩，將史詩看成是相關民族精神的結晶，是特定歷史時代的不可多得的文藝經典。然而，這種“人類在特定時代創(chuàng)造的高不可及的藝術范本”的定義，忽略了最廣大人民的存在。這也是所謂史詩大都難以流傳的原因之一，丟失“人民”的文學藝術，就算冠以史詩，也無法從人民那里獲得長久的認同。近些年來，在文學藝術的中國經驗與中國故事中，漸漸有“史詩級”“史詩性”一類的審美評價之說，但這只是作者在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作實踐時，飽含深情的天賦直覺的體現。唯有“人民史詩”的理論標定，才給人以打開一扇文學藝術壯美之門的感覺。

前不久，老家兩個村子合并，幾百戶鄉(xiāng)親投票一致決定，將我在1992年創(chuàng)作的中篇小說《鳳凰琴》作為村名，叫做鳳凰琴村。得知消息后，我特別感動，小說發(fā)表都快三十年了，仍舊被普通的鄉(xiāng)親所惦念，也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檢驗藝術的最高標準。小說發(fā)表這些年，在全國各地都曾遇上作為平凡者的知音，一些人不知道作家是誰，但知道《鳳凰琴》這部小說，一些人不記得小說《鳳凰琴》的名字，但記得《鳳凰琴》中那個一群鄉(xiāng)村孩子在破舊的小學校舍前，聽老師用竹笛吹奏國歌，升起五星紅旗的特別場景。

沒有哪部史詩不屬于大時代，大歷史。也沒有哪個歷史與時代，不曾追求與史詩般配的氣質。在和平年代，全社會的每一個人都在出勤出力，為實現民族復興付出努力，唯一準確的抒情與記敘，除了“人民史詩”沒有其他。那些只顧自己私人的一畝三分地，不說三十年，就連三十天都維持不下去。

一直以來，都在信奉文學是小地方的事。“人民史詩”同樣可以是小地方的事。

人民與人不同。人可以是一個象征性的學術符號，也可以是疼痛可感的一具肉體凡胎。人民只能是胸懷天職、肩負使命的一大群鮮活的生命。讓我深深感動的家鄉(xiāng)人民，將螺絲港村和張家寨村合二為一，改名為鳳凰琴村，這件小事折射出來的是大變局，這些小地方透視出來的是大歷史，這些小人物所體現出來的是大命運。民族復興不單單是天天有肉吃、有酒喝，而是普通民眾的靈性優(yōu)雅和心性大器。剛剛掙脫貧困日子的鄉(xiāng)村，將精神境界設定為文化與文學上的經典，其本身就是一部時代與歷史交響的史詩。

2021年6月，筆者隨一支水下考古隊去南海采訪。那一天，初登全富島時島上沒有一棵植物。等到第二天再上島時，雪白的海灘上神奇地出現了一棵草。屬于人民的史詩和抒寫人民的史詩，正如這第一棵草的意義。人民史詩是那未來將要綠化全島的第一棵草，也是未來全島綠化之時的茂密雨林。人民作為文學藝術之母，既是僻遠鄉(xiāng)野中的一座鳳凰琴村，也是現代化背景下展翅高飛的平凡人的平凡理想。

誠如先賢對史詩的注解，當代中國正在每一個細小的節(jié)點上結晶著史詩般的民族精神。一部作品不知何為人民，有什么理由必須讓人民強行記住呢？所以，越是偉大的作品，越是會理直氣壯地致敬每一個生生不息的村莊，致敬每一條煙火人間的街巷。文學藝術對每一位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父老鄉(xiāng)親銘記越深，每一個勤爬苦做晴耕雨讀的鄰居街坊就會以口口相傳作為回報。唯有堅持文學藝術的人民性，才能做到為歷史存血脈，為時代鑄精神——這是自信，也是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