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蔥，原名李立叢。當代詩人、編審。著有詩集《生存者的背影》《世界的每一個早晨》《郁蔥的詩》等十余部，散文隨筆集《江河記》《藝術筆記》，評論集《談詩錄》《好詩記》等多部。《郁蔥抒情詩》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塵世記》獲塞爾維亞國際詩歌“金鑰匙獎”。

煙云夜雨十年燈

□ 郁 蔥

這些年寫的文字，很多在回憶，回憶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自己年輕時的經歷。朋友問我：“看你總在懷舊，那個年代美好嗎？”我說：“那是一個讓人感覺到復雜的年代，一言難盡。”后來又一想，哪個年代不復雜？包括我們已經經歷的、現在經歷的和即將經歷的，但在那個年代，會感受到更多的真誠和真純。實際上想一想，也沒有更多的期待，早年的單純不是刻意的，周圍的人都比較真純，所以天與地都有著該有的顏色，陰郁和晴朗那么分明。真純有時候是一種性格，有時候是一種記憶，相信那句話：經歷什么，就塑造什么。

我到河北省文聯工作，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80年代初調到了《長城》和《詩神》編輯部做編輯。那時接觸的都是老一代的作家和詩人，名氣較大的像田間、梁斌、徐光耀、李滿天、張慶田等等，我曾經在另外的文章里記述了。即使是那些名氣相對不大的老作家也都非常有性格，現在回憶起來，讓人覺得跟當下的世風有很多不同。

老作家汪潤是四川樂山人，曾先后在晉察冀火線劇團、冀晉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中央文學研究所工作，1953年調到河北省文聯任專業作家。1968年2月石家莊成為河北省省會，省文聯（省文藝組）之后也搬到石家莊，但汪潤還依然住在保定市的省文聯老宿舍。老先生平直而倔強，比如除了自己的工資，他一分錢都不從單位多拿。記得有一年春節，我受單位的委托去看望他和邢野先生（《平原游擊隊》的作者）等老作家，汪潤住在一個并不寬敞的院子里，當時他正在家中自己做午飯，鐵爐子上鋁鍋里的水已經燒開了，冒著騰騰的熱氣。我帶去了一些慰問品和慰問金，他堅辭不收。我說：“這是單位所有人都有的。”但他還是堅持讓我帶了回來。單位經常會發一些福利，有現金有實物，現金給他寄去，他都會如數退回來，以至于后來在單位積攢了不少這樣的款項。會計對他說：“該報差旅費、醫藥費了。”他說：“我有工資，報什么差旅費醫藥費？”他甚至連一分錢的差旅費都沒有報銷過。汪潤前輩的性格讓人覺得很獨特，在那個時候的省文聯，這樣的性格絕無僅有。

老詩人鐘鈴，他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蜜蜂》《河北文學》雜志詩歌組編輯，因被批斗過受了刺激，神志不大清晰了，總是懷疑有人在監視和迫害他。落實政策以后，他在省文聯辦公樓的4樓有了一間臨時宿舍，與我們《詩神》編輯部相鄰。鐘鈴前輩那時候整天嘴里念念有詞，見到年齡相仿的人就很提防，但見到我們這些年齡小一些的同事就滿臉笑容。一開始我們跟他見面時總是打招呼，但他有時候總是說一些摸不著頭腦的話，還有時發愣一般地看著你，之后我們也就不敢再輕易跟他交流。省文聯的老同志們說鐘鈴神志不清的時候還會打人，但我沒有見過。他自己在宿舍里整天把衣物、生活用品亂扔，搞得一片狼藉，但每天早晨在我們上班之前，卻一定把樓道和我們這層樓的樓梯擦得干干凈凈，我們對他說：“有打掃衛生的清潔工，您就別擦了。”他聽到我們跟他說話，看我們一眼，笑一笑，接著擦樓道和樓梯。對這位前輩詩人，我們感到既可嘆又可敬。

作家常庚西，1932年生人，在省文聯大家都稱他“老常”，一個很實誠很樸實的人，老家是獲鹿縣。老常很早就參加了工作，但依然是一口不改的鄉音。在食堂吃飯的時候，大家就愛聽他講一些很有趣、很詼諧的鄉間趣事和笑話。他肚子里的故事很多，談吐幽默，文藝理論研究室主任劉振聲說：“老常是大家的開心果。”早年他在《河北日報》、石家莊地委等單位工作，1957年左右被下放，飽受磨難，妻子也因此患了病。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落實政策調到了省文聯，在《河北文學》散文組做編輯，以后又做了行政工作，擔任機關黨委書記、人事處長。正因為吃了很多的苦，所以他更加懂得世態炎涼、人間冷暖。在農村下放的時候，他的人緣極好，跟村里的百姓處得像一家人，隔三差五就會有鄉親們來省文聯看他，給他帶來大棗、核桃、瓜果蔬菜、雞蛋小米什么的，他也分一些給同事們，我就吃過老鄉們給他送來的大棗，連收發室的魏大爺都知道，一有村里鄉親背著大包小包來省文聯，就一定是找老常的。他在任時也遇到了一些類似“運動”的經歷，由于自己曾經的遭遇，他說：“一定要堅持絕不整人，絕不給自己的同事打棍子、扣帽子，絕不輕易處分作家。”我想，如果說他那些曾經的經歷有什么“正面影響”，這是其一。老常一邊做編輯，一邊寫了不少小說和散文作品，我發表的第一篇散文《月上柳梢》的責任編輯就是常庚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甚至是傳奇，現在想起來，有些能夠理解了，但有些依舊讓人感慨。作家、評論家李劍是我在炮兵三十四師時的宣傳干事，我的直接上級，清晰地記得在部隊第一次見到他時的印象：熱情、自信、很有激情。李劍臉龐黝黑，思維敏捷，偶有驚人之語。1978年之后，我們先后退伍到了河北省文聯。我經常想起改革開放初期的“《歌德與缺德》”事件，這篇文章發表在1979年第6期的《河北文藝》上，其主要觀點認為“那種不‘歌德’的人，倒是有點‘缺德’”，這在當時正在進行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文藝界引起了軒然大波。當時有傳言，說李劍這篇文章是什么人授意寫的，實際上都是猜測，《歌德與缺德》的確是李劍當時的理念和觀點，是他自己要寫的。好在之后李劍并沒有被打棍子扣帽子，而是被時任中宣部長的胡耀邦請到了釣魚臺座談，坦誠、寬容、開誠布公地討論各自的觀點，使得文藝界的思想解放大大向前推動了一步。那時著名詩人田間先生主持省文聯工作，他又是《河北文藝》主編，本來壓力很大，但從北京回來后一改愁容，見了大家神情舒朗，這對于一向不茍言笑的田間先生是很難見到的。當時我擔任省文聯的機要秘書，幾乎每天都要給田間先生送文件，也近水樓臺先讀到了有關《歌德與缺德》的附有各級領導簽字的文件，就對田間先生說：“我覺得他們的口吻沒有傳說中的那么緊張。”田間先生說：“批評應該挨，但沒有壓力了。”后來李劍還發表了一些小說作品如《醉入花叢》，這些作品與他《歌德與缺德》中的觀念成為兩級，又引發了一場爭論。我想，這也許是性格使然。兩次受到批評，李劍表面鎮定，實際上很有壓力，害怕遭遇到不公平的對待，那時他與《河北文學》編輯張從海交往最多，從海曾經跟我談到過，那一段時間李劍每天晚上都讓從海陪他談到深夜。這兩次風波之后他調到了北京，從那以后跟他就一直沒有再見過面。2018年《長城》的幾位老編輯聚會的時候，那次著名的北京座談會的參與者、時任《長城》副主編的作家張峻先生談起了這件事，回憶起了當時的情景。他說每次想起來，都覺得歷歷在目。2021年初，李劍去世了，想起來，他的形象還依然是在部隊時的模樣。世事滄桑，多少豪杰俊杰，皆成往事。

當然還總會想起我剛到《長城》編輯部時的幾位主編、副主編。肖杰先生我在《春夏自冷暖》一文中已經回憶過了，我一直說肖杰老師是職業編輯的典范。當時《長城》主編是苑紀久，那是一個非常直率、坦蕩的人，對刊物很上心，做事從不拖泥帶水，他擔任主編的時候，刊物辦的很有品位。紀久是一個很隨和的人，經常親自去找作者約稿，沒有主編的架子。編輯部經費不富裕，但他為了培養作者，也為了給剛到編輯部的年輕人創造機會，讓我帶著七位小說家走了江南五省，現在想起來，那次的行程對我作用很大，讓我的眼界一下打開了。

副主編陳映實，跟苑紀久有著同樣的率真和直爽，但更外露一些，在編輯部他是大家公認的直性子，對稿子有什么看法，對工作有什么思路，甚至與主編有什么分歧，從來不加掩飾，編輯部開會的時候，總是能聽到他侃侃而談。陳映實性格外在，而內心善良，他做編輯，自己也搞創作。那時他的妻子和孩子還沒有來石家莊，他在省文聯四樓有一間辦公室兼宿舍，宿舍收拾得很整潔，一塵不染，我送稿子到他的房間，總是看到他在案頭，不是校對就是在寫作。

副主編宋木林，一個學者型的長者，他科班出身，語言文字功底深厚，性情內在、扎實，是個很文人氣的主編。那時候的主編、副主編都很樸實、樸素，1986年夏天，宋木林帶我去秦皇島找小說家解俊山、閆明國約稿，我們住在一個簡陋的招待所，兩個人住一個房間。老宋工資不高，抽著一種廉價的香煙，因為第二天要去見當地文聯的領導，我對他說：“我去外面給您買一盒好點兒的煙吧。”老宋說：“不買不買，抽好煙我不習慣。”后來看到有些人那么奢華那么欲望無度，就覺得內心里很不舒服。2016年9月，宋木林先生出版了專著《淺說漢字》，這是一部普及性、學術性兼備的著作。老宋寄書的同時在信中說：“這是我寫的關于漢字及其演變的小冊子，請過目批評。不知怎樣送達你處，想來想去還是通過郵局寄吧。”宋木林先生在序言中寫道：“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當今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們所使用的文字。漢字和它所記錄的漢語的特點相適應，因此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漢字迥異于拼音文字，有著復雜而獨特的結構和完整的體系，是最為典型的，也是當今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表意文字。”他從什么是文字，什么是文字學，談到了《說文解字》、六書說、甲骨文、篆書以及漢字字義字音的演變，還有異體字、通假字、形旁聲旁的互為通用等等。

總是回憶起20世紀80年代，是由于那個年代的確有許多讓人留戀的地方。比如說我剛到《長城》做編輯的時候，是從通聯編輯做起的，以后才做了小說、詩歌編輯。當時按照規定，稿件應該是三審制，但實際上不僅僅是三審，常常是責任編輯、組長、副主編、主編四審，而且都認真在稿簽上簽署意見。即使是副主編確定不采用的稿子，主編還要再過目，這樣體現了對作者、對稿件的尊重，也磨煉了一個編輯部一絲不茍的編風。在主編、副主編和老編輯們的熏陶下，我也養成了對待編輯工作細致、負責的習慣和工作態度。

我一直保留了那個時候的幾份稿簽，其中一份是河北青年作者佟德凱的中篇小說，標題是《圣女》，上面清晰記載了簽署的意見：

責任編輯意見：這個作品題材較新，寫了一個有信仰的醫生純凈向善的內心世界，以及她對自己畢生追求事業更深層次的領悟。語言富于哲理，主題深而不露，建議采用。郁蔥1986年9月30日。

編輯組長意見：作為社會的人，她是醫生，但其中的那些病人哪里去了？文字不錯。趙英10月6日。

副主編意見：題材較新，文筆也可以。但此類題材值得考慮，一個人有宗教信仰是可以的，但李靜怡作為醫生，為了自己的追求而放棄對病人的搶救，是否被法律所允許？這篇作品，我一下吃不準，請紀久同志看看。肖杰10月12日。

主編意見：作者在題材上下了功夫，在題材上開拓新的領域，這點值得肯定，文筆也不錯，可看出作者是用心盡力寫作的，但要考慮到發表后的社會效果。我意不用。苑紀久10月27日。

另外一份稿簽是劉曉濱的中篇小說，標題是《白色的恐怖》：

責任編輯意見：一個離奇而又可信的故事，作品寫動物與人的關系，寫人的獸性與獸的“人性”，語言順暢，有新意，又是我省青年作者，建議采用。如采用，文字上我再修飾。郁蔥1986年3月19日。

編輯組長意見：作者身上有可貴的東西，思考生活，尋找一種生活的哲理，但有點淺嘗輒止。趙英4月3號。

副主編意見：筆觸細膩，文字順暢，寓生活哲理于一個近乎荒誕離奇的故事中。取耶棄耶？請紀久閱后定奪。宋木林1986年4月15日。

記得后來這份稿簽和稿子是主編苑紀久親自交給我的。那個階段我接連送了幾篇稿子，但都沒有通過，紀久怕我有情緒，就對我說：“要理解編輯部對稿件的取舍，許多作品介于可發可不發之間，對年輕編輯可能要求和約束更嚴格，尺度不能降低，這樣才能讓你的審美水準迅速提升，而且學會從多方面考慮作品發表后的效果。”我理解了這些話，并且一直記著。

很多時候，也會想起那時的幼稚和不懂得尊重前輩，至今汗顏。《河北文學》《長城》有一位老編輯王澤震，她的生活很坎坷，性格也很內向，一輩子踏踏實實做編輯，發現了不少青年作者。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各單位按照上級部署開始清理檔案，將“文革”中對干部和知識分子的不實之詞以及與個人履歷無關的資料從檔案中取出來，我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王澤震的檔案里有一個舊信封，信封里沒有任何內容，我看那個信封上有一張20世紀50年代的郵票，很喜歡，就對王澤震說：“這個信封我留下吧，我喜歡那張郵票。”王澤震看了一眼那個信封，平日里不怎么流露情感的她突然眼圈紅了。我當時覺得很詫異，后來想，那個信封一定是勾起了她生命中難以忘懷的記憶，而我那時候還那么執拗地索要那張郵票，實在是很不應該。

劉藝亭是一位1938年參加革命工作的老作家。1957年的時候，他就擔任省文聯黨組副書記，之后在1980年5月召開的河北省第四次文代會上，復出工作不久的劉藝亭擔任省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他待人誠懇、和善，平日里不怎么說話，是一個非常善良、讓人尊敬的老人，因為吃了很多的苦，所以對世間冷暖、人情世故知之甚深。2013年1月，在他96歲高齡的時候，還給我寄來了他創作的敘事詩《初到廣東——任仲夷軼事》，從他寫給我的信上的筆跡可以看得出來，老人那時寫字已經不是很順暢了。20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煙酒供應很緊張，都要憑票或是單位靠關系來購買。那時省文聯有一個習慣：每到年底，都要給大家發兩瓶酒。1981年底我結婚，因為家里沒有酒，就想提前把自己的那兩瓶酒領出來，跟當時的行政科長說了，但他不同意，讓我去找辦公室主任，辦公室主任也表示“這個事不好解決，一開口大家都提前領怎么辦？”從辦公室里出來之后，急得我直掉眼淚。這個時候，劉藝亭和《河北文學》副主編肖杰說著話走了過來，看到我眼圈紅了，就問：“郁蔥你怎么了？”我覺得他是黨組書記，可有了傾訴的對象，就對他說：“我明天結婚，下午就要回父母家，想提前把兩瓶酒領出來，但是他們不同意。”劉藝亭聽了對我說：“不著急，結婚這是大喜事，不能耽誤，你跟我來。”那時省文聯家屬樓跟辦公室在一個院子里，我懵懵懂懂跟著他向宿舍樓走去，劉藝亭從家里拿了兩瓶酒遞到我手里，很快肖杰也拿著兩瓶酒走出來，一定要我拿著帶回家。怎么也推脫不了，我只好把肖杰帶來的酒收下了。后來，我就是帶著這兩瓶酒回家結的婚。春節過后，我把單位發的兩瓶酒領出來想還給肖杰，他堅持不收。每當想起這件事，內心都覺得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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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請閱讀《長城》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