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1953～)，河南許昌人。1990年加入中國作協，現為河南省作協名譽主席。著有長篇小說《生命冊》《羊的門》《城的燈》《城市白皮書》《等等靈魂》《李氏家族》，出版有中篇小說集《黑蜻蜓》《無邊無際的早晨》《鋼婚》《田園》等。曾獲莊重文文學獎、施耐庵文學獎、人民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等。長篇小說《生命冊》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生命冊》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1925年1月28日，是個“昏沉的夜”，魯迅先生“閉了眼睛，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捏著《初學記》”，沉入一場輕松美好的夢境。那里“美麗，優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見，一一知道”。如果我們和《社戲》聯系起來看，就會發現：這夢境其實是他童年記憶的提純和再現，那時，他在平橋村外婆家的生活對少年魯迅而言，“是樂土：因為我在這里不但得到優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

往事念念不忘，就有了這篇平和優美的散文詩《好的故事》。

李佩甫心中也有個“好的故事”，事發中原，與魯迅先生狀況類似。

1986年，李佩甫在《莽原》發表了他的成名作《紅螞蚱 綠螞蚱》，深情回憶了他在蔣馬村姥姥家的童年生活。在那里，他是跟在表姐屁股后面的“小臟孩兒”，在蒼綠的田野間自在游蕩，“捧著鄉下孩子的小木碗，我就這樣一家一家地吃遍全村。吃了，和小小的‘老表們’滾在土窩里脫土饃饃，木碗兒扣出光光圓圓的一坨、兩坨、三坨……撒一泡熱尿，那‘饃饃’碎了，又脫。”

鄉村的童年生活于他們，是一場命運恩賜，成全了他們對整體中國的實感經驗，也積淀下在光陰中不斷發酵的溫暖情感。這情感，不僅長久慰藉著他們成人后的精神痛苦，還將成為他們文字世界的來處，由這情感決定的思想方向，也將成為他們文字世界的去處。

1983年，剛剛調到《莽原》雜志社任編輯的李佩甫經歷了兩件對他影響深遠的小事：一是在辦理調動手續時，他親歷了別人一天蓋好幾個章自己卻一個都沒蓋成的困窘無助；另一件是他去單位電工房借一把鉗子，誰知電工師傅“冷冷地說：新來的吧？我說：是。他馬上說：沒有。其實，我看見鉗子了，鉗子就插在墻上的電工包里……我賠著小心，說：師傅，我就用一下，一會兒就給你送來。他低著頭，看也不看我，仍然生硬地說：沒有。不借。我前天還見他對辦公室管后勤的一個小職員點頭哈腰的，小跑著去給人家換燈泡去了……我頓時火冒三丈，這不是欺生嗎？我扭頭就走，到商店花三塊五毛錢買了一把……不為鉗子，為尊嚴。”

這是典型的“底層經驗”。在人際關系的鐵網面前，李佩甫和許多來自鄉村、渴望實現生命價值的青年們一樣，領教了人情世故真實而嚴酷的一面，他們感到憤怒，內心疼痛，他們生出了不甘不服、發狠努力的斗志。是的，“不為鉗子，為尊嚴”。

現實遭遇總能將少時單純美好的生活記憶撕出裂縫，無法彌合。在這裂縫中體驗到的、思考到的，構成了李佩甫作品的情緒和價值。

此時，李佩甫的寫作已在迷茫中摸索了5年，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方向和風格。但冥冥中，童年記憶牽出的鄉村情感和初來鄭州的“底層經驗”正在互融，并在《古里雅的道路》（小學三年級閱讀過的）和少年時社會激情（集市上協助公安抓小偷）的催化下，于1980年代“啟蒙”的文化氛圍中，形成了他社會理想的基本構型，雖難以具體描繪，但有幾個核心特征：社會運行公正、平等、仁愛、有序，人們衣食無憂，活得獨立、健康，有尊嚴，愿奉獻。這成為他觀察生活、審視生活、批評生活時參照的標尺。

據此，他終生寫作的主題走向暗自初成。

1984年，李佩甫在《奔流》第5期發表了一個短篇小說《森林》，他“想描摹出三條有血性的硬漢子”，是如何含辛忍辱開墾荒山，希望創造出可在世人面前揚眉吐氣的事業來。在這篇小說中，他開始將青年農民的努力奮斗作為表現現實的主線，他開始發出追問：在辛苦的謀生路上，中原農民在龐大而有等級的社會體系中如何存在，如何獲得尊嚴？為什么如此？在延此方向的理解和思考越來越成熟后，他將之總結為“土壤/植物”關系學（即“人與土地”關系學），其實就是，卑微如草的農民是怎樣一步步被環境塑造成或低伏、或變形、或不屈的生命形態的。“土壤/植物”關系最典型有力的說明者就是內具了和李佩甫一樣性格特征的奮斗者們，這個家族成員眾多，有男有女，有時是小說聚焦的主角，有時是幾筆帶過的配角。《森林》中這三位面目模糊、蘊蓄能量積極打拼的鄉下青年塑像是這類人物的首次亮相，然后是《小小吉兆村》中的山根，《金屋》中的楊如意，《豌豆偷樹》中的王小丟，《敗節草》中的李金魁，《城的燈》中的馮家昌……直到《生命冊》中的吳志鵬。

李佩甫將自己的眼睛附在了這類人物身上。因此，小說中，他們的人生經歷相對完整：小時候在農村人群場受盡歧視，養出了滿目攢動的“黑螞蟻”；進城后施展各種手段打通關節，追求權力和金錢的逐步擁有，后來終于實現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跟隨著他們，李佩甫的小說形成了“兩地書”的結構。在“鄉村/城市”的生活場景轉換中，李佩甫不僅觀察到了權力支配下仁義與薄情混合的農村人情關系，和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生活方式和農民精神世界的巨大變化；還觀察到了城市這個名利場盛行著什么樣的生存規則，演化著什么樣的時代風習，人們是如何漸漸蛻變的。

當然，作為敘述者的李佩甫與他們不盡相同，但他能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他們在“過去/現在”“鄉村情感/城市生存”“回歸/離開”等之間的糾結、矛盾、迷茫、困惑、痛苦、尋找，李佩甫也能感同身受。因此，他們強烈豐富的精神體驗反哺出李佩甫作品的思想意蘊。

在李佩甫長篇小說的創作中，《生命冊》是耗費心力最多、寫作時間持續最長的，歷經５年，他將50多年的生活經驗和30多年的寫作經驗重新盤點，再次反芻，努力克服了以前寫作上的峻急不耐，揚長避短，實現了敘述狀態和立意上的雙重突破。盡管，很多人認為《羊的門》是李佩甫最好的作品，切入了中國式生存的根部，寓言性強，涵義深厚蒼涼。《生命冊》中，被詬病的“半部現象”不見了，他的情緒日漸緩和，面對社會世相更加理性寬容，敘述語言一以貫之平和從容。而且，在最后一章做集中表意時，他的思想在“水盡魚飛”和尋找“讓筷子立起來的方法”兩處得以升華，超越了以前作品多在現實層面總結追溯，頻陷于矛盾糾結的局限，有了些遼遠、沉靜、空靈之感。

《生命冊》的主人公吳志鵬，像是李佩甫個人形象的“孿生”，他距離李佩甫的經驗、情感和思想最為切近。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他的“背景”就是李佩甫的“背景”，他“背著土地行走”的不堪負重就是李佩甫的不堪負重，他身處時代旋渦時的清醒抽離和旁觀就是李佩甫保持距離的警覺，他對故鄉的陌生和回不去的慨嘆就是李佩甫的陌生和慨嘆，他涉入時代生活旋渦的內審和認知就是李佩甫的內審和認知，他于茫然中立志尋找理想社會形態的固執就是李佩甫頑固多年的情結。李佩甫很看重這個人物形象，“在他身上下了最大功夫”，也寄予了希望，他“大體上是一個清醒的人，通過不斷地內省，他是有可能成為一個健康的社會人的”。以他的經歷為線索，《生命冊》連貫起了對中國社會鄉村與城市、過去與現在的整體展示，還有對未來的遙望與期待。

李佩甫是“把所有的東西都包含在他的視角里”了。

在《生命冊》的最后一章中，吳志鵬在闊別故鄉三十多年后，再次站到了那片土地上，他舉目四望，處處陌生，記憶中的鄉村物事和場景已經消逝于時光中，擦肩而過的是一張張不曾相識的面孔，耳邊響起的鄉音沒有變化，但那說話的內容和語氣卻已經是商業思維下的吹噓欺騙……返回熟悉的故土卻發現這思鄉之情無以歸依，吳志鵬沉浸入對另一個時空的留戀中，他的內心放電影一般，將往事中的鄉村情景細致地一一予以特寫：“我懷念家鄉的牛毛細雨”“瓦沿兒上的滴水”“夜半的狗咬聲”“蛐蛐的叫聲”“藏在平原夜色里的咳嗽聲或是問候語”“倒沫的老牛”“冬日里失落在黃土路上的老牛蹄印”“靜靜的場院和一個一個的谷草垛”“釘在黃泥墻上的木橛兒”“簡易的、有著四條木腿的小凳”……這個片段李佩甫很喜歡，不僅單獨成章地刊登，還專門收錄進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北中原的情書》中。

這是他心中“好的故事”，再次重溫，成了懷鄉情感的唯一寄托。

故鄉已物是人非，村上的木材加工廠肆意喧囂，樹木被濫砍濫伐，農村的自然生態在追求物質化進程中遭到了觸目驚心的破壞。他這樣寫道：“在咱們的家鄉無梁，原本有一望無際的蘆葦蕩。在我童年的記憶里，那蘆葦綿延百里，一眼望不到邊，好像一生一世也割不完、走不出的樣子。葦蕩的盡頭，有一個大水潭，名為：望月潭。民間也有叫‘老鱉蓋’的。據老輩人說，這潭有幾百年了，從來都沒有干過。……可是，三十年過去了，整個蘆葦蕩都消失了，望月潭也干了。可那鍋蓋大的老鱉呢？魚們呢？沒有翅膀的魚，飛到哪里去了？”在此處，李佩甫提出了“水盡魚飛”的生態關系命題——依存，萬物（老鱉、魚、人類）是要在大自然提供的條件下生存的，如果這條件沒了，仰賴于此的物種也就沒了。按這順理成章、合乎自然之道的因果關系來推，人類的生存基礎是什么？人類該如何才能持續在地球上繁衍下去？在這個點上，李佩甫作品的立意實現了第一個升華。

結尾處，吳志鵬接連兩次表達心志，語氣真誠堅定：“我真心期望著，我能為我的家鄉，我的親人們，找到一種……‘讓筷子豎起來’的方法。如果我此生找不到，就讓兒子或是孫子去找。”困惑和追問，憂患和批判，是李佩甫過去文本的主音，這次，他仍然立足現實，仍然有感慨和不解，但他更愿意去探索，尋求一種能讓家園美好、和諧、重煥生機的良方，他愿意付出心血，他相信未來有實現的可能。

2011年3月，中國作協七屆十一次主席團會在北京召開，李佩甫當時做了《文學的標尺——時代與文學的斷想》的發言，呼吁文學要重視國人的精神，要積極發揮濟世立人的建設作用。他說：“我們知道文學對具象的社會現實沒有實際的效用，可我們更知道文學是社會生活方式的先導，文學是人類精神之藥，可以滋潤人的心靈的。真正的文學語言應是一個時代的標尺和旗幟。”文學對社會、人心的建設作用，是李佩甫近些年多次強調的。

《文學的標尺》和《生命冊》是李佩甫的回向，給熱愛幾十年的故鄉，給熱愛幾十年的文學。

寫作者心中有個“好的故事”，意味著什么呢？寫作者心中沒有“好的故事”，又會如何呢？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在《文藝報》所開設的“文學觀瀾”專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2021年12月22日第5版。）

相關文章：

葉君 | 如何講好中國城鄉故事——從《城的燈》到《生命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