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球面臨毀滅性的末日危機，人類將如何反應？是自救，還是接受“宇宙意志”的審判？在看不到未來的未來中，如何思考生存與毀滅的命題？又將如何用文學和藝術，呈現死亡與滅絕的非經驗性體驗？郭帆導演的《流浪地球》（2019）與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的《憂郁癥》（2011），是兩部創作文化背景不同、文學藝術風格迥異的科幻電影，乍看來最明顯的共同點似乎只是科幻體裁和末日主題，但兩者十分默契地卻針對前述問題，為讀者和觀眾提供了不盡相同卻形成對照的解答，在跨越時間、地域和體裁的文化創作空間中遙遙呼應和對話。

兩部作品在設定地球面臨末日的推想可能性時，或多或少涉及引力彈弓效應，將其作為左右地球在宇宙中幸存抑或毀滅的關鍵作用力。在《流浪地球》中，面臨太陽氦閃爆發的摧毀性力量，人類聯合政府決定建造地球發動機，推進地球經過木星時，借助引力彈弓效應達到逃逸速度，最終使地球離開太陽系，前往比鄰星系，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電影改編更加強調了地球經過木星完成引力助推過程的坎坷，在全球發動機和工作人員的共同協作，以及劉培強駕駛空間站引燃木星大氣的犧牲之下，地球最終得以免于被木星大氣碾碎的命運。

有趣的是，《憂郁癥》中也上演了地球與另一行星的“死亡之舞”。名為“憂郁”（Melancholia）的行星即將靠近地球軌道，根據科學家的計算，由于引力彈弓效應，“憂郁”的軌道受到地球重力的扭轉，圍繞地球作出類似橢圓形的運動之后，與地球擦肩而過，然后漸行漸遠。從地球觀測角度來說，“憂郁”這顆蔚藍的星球在空中漸漸增大，抵達近地點后遠離地球。主角賈斯汀的姐姐克萊爾一家，也像大多數人一樣相信科學家的計算，將這一“死亡之舞”當成某種狂歡的天文奇觀。然而諷刺的是，“憂郁”并沒有遠離，電影開場就預示了最后的結局——“憂郁”一點一點撞向靜止的地球，我們藍色的行星登時灰飛煙滅，化為宇宙塵埃。有意思的是，由于“憂郁”的體積質量遠遠大于地球，其實并非完全是視覺呈現中“憂郁”撞向地球，而恰恰相反，是地球受到“憂郁”的吸引，被重力作用拉向“憂郁”。

《流浪地球》和《憂郁癥》不謀而合，使用引力彈弓作用為核心概念。同樣是建立在針對末日的模擬（simulation）場景或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之上，卻反映出兩部作品在想象末日的創作邏輯中驚人的對照和呼應。首先，面對行星危機的降臨，電影《流浪地球》從劉啟的家庭出發，作出政治性的向外轉向，它的內核是人類共同體和國際主義、集體主義導向，強調只有在人類共同命運受到威脅時，才能群力群策，實現大規模的資源和人力動員部署，傾全球之力解決人類和其他物種的生存問題，同時保全地球本身。《憂郁癥》則相反，它從賈斯汀的婚禮和家庭出發，做出歐陸哲學典型的向內轉向，更多關注面臨危機的外部世界之下，個體層面的焦慮和痛苦。電影以“憂郁癥”為名就是這種雙關最好的體現，既是個體層面病理性的憂郁，也是更廣闊宇宙層面“憂郁”與地球的碰撞。

從個體層面來看，賈斯汀本身患有憂郁癥，克萊爾和姐夫約翰為了讓她開心起來，擲重金為她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婚宴。其間各種家庭沖突顯現，最后以新娘情緒崩潰和逃走而告終，新自由主義描摹的美滿家庭的泡沫隨之破裂。控制欲極強的克萊爾發現相撞不可避免之后，陷入了失控的焦慮和狂躁，一直以來堅信科學計算的約翰更是直接服藥自殺，此時反而只有賈斯汀表現得無比鎮靜，仿佛早已通曉宇宙的規律。褪去社會禮節和規訓，被世俗定義為“憂郁癥患者”的賈斯汀仿佛是新自由資本主義世界的癥候，在隱喻層面上也象征了地球自身的癥候。末日降臨之時，也是社會秩序覆滅之日，這也許是馮·提爾對所謂“歷史終結論”的回答——想象無法想象，思考無法思考，體驗無法體驗。面對滅亡，反而是憂郁癥患者更接近一種平和、原始、自然的狀態，正如與動物共情的賈斯汀，甚至能夠注意到地球末日將近馬群的平靜。在精神分析傳統之下，危機、焦慮和憂郁轉向個人意識層面，而非集體、國家、共同體，這似乎也意味著受到歐陸哲學傳統影響的文藝作品，在想象地球末日時，傾向于通過個人精神來映射更為抽象的形而上學問題。

相比于《流浪地球》中人工智能MOSS精密計算后得到的最優方案“火種計劃”，《憂郁癥》對于地球生命和所謂的人類文明成果無比冷漠和殘酷。伴隨瓦格納經典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序曲和一系列對西方經典藝術的指涉和戲仿，馮·提爾使這一切以及賈斯汀、克萊爾和她的兒子利奧盡數毀滅于地球與“憂郁”相撞的一瞬，似乎對于人類文明的摧毀無動于衷，這幾乎是對目的論和發展式史觀的悖反，尤其是將智能生命出現作為宇宙目的這一觀點。天文景觀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們與地球無關。馮·提爾的奇思不言自明：假如將地球毀滅也塑造成崇高、壯麗的美學事件，人們又將如何看待滅亡本身？或者說，如何想象人類以后的宇宙和歷史？

這便引出我要討論的第二點，《流浪地球》和《憂郁癥》分別如何呈現人類與地球和宇宙的關系。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在《微物、即物與極物：當代小說與后人類想象》的講座中談及《流浪地球》時，提出一個我思考已久的問題：“我們想的是人該怎么樣存活下來的問題。我們什么時候會去想想，地球愿不愿意跟人類一起去流浪？”的確，2019年以來，《哪吒之魔童降世》和《流浪地球》兩部大火的類型電影，都在或多或少強調“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命題，即人類發揮主觀能動性，對抗和扭轉命運，或者所謂宇宙的“意志”。在《流浪地球》小說中，聯合政府最終選擇“流浪地球計劃”而非“火種計劃”，理由是飛船的規模不足以支撐龐大且穩定的生態系統和循環。這樣的想象力在世界太空題材科幻作品中獨樹一幟，無疑反射出特殊于中華文化脈絡的、對于土地深沉的情感和寄托。但是這個宏大的計劃對于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來說，都必須要付出無比沉重的代價才能夠實現。為了建造行星發動機并為之持續供能，地表已經受到無法逆轉的劇烈改造和破壞。潮汐淹沒大陸，高溫融化冰川，巨浪吞噬城市，“我們的星球還沒啟程就已面目全非”，這一切在電影中得到更加淋漓盡致的視覺呈現。歷經45億年，生命和物質力量不斷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形成的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全球生態環境。假如這樣的地球，面目全非地在宇宙中流浪2500年，那之后又將面臨如何漫長而艱難的重生？

《憂郁癥》在處理地球命運與人類能動者方面完全與《流浪地球》背道而馳，在巨大的危機面前，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和地球本身一樣不堪一擊。對于賈斯汀憂郁癥的設定，在另一層面上其實是將哲學發生以來所有關于人類主體性的探討和建構交還給物質環境。賈斯汀的憂郁在個體和家庭層面也許是毀滅性的，但她不但更能與動植物溝通共情，更是早已通過星位排列注意到末日降臨的征兆。在基督教傳統之下，可以說她是審判的預言者，影片也借她之口傳達末日的啟示：“我們是孤獨的。生命只存在于地球，而且不會太久了……地球上的生命是邪惡的，誰也無法躲過。”同時她也是地球的具身表達，赤裸地躺在草地上，沐浴在月亮和“憂郁”的光芒中，將人的主體還給人所屬于的自然——面對來自宇宙的壓倒性力量，化約為“物”的存在不再具備能動性，因而無法對抗統御一切的物理法則，更不要談“人定勝天”和“逆天改命”，只能接受宇宙的“審判”。

這不禁令我想起吳明益在科幻小說《復眼人》中的一段宣告：“其實自然并不殘酷。至少沒有對人類特別殘酷。自然也不反撲，因為沒有意志的東西是不會‘反撲’的。自然只是在做它應該做的事而已。”關注科幻電影《流浪地球》與《憂郁癥》之間微妙的互文性，希望能夠打開中國當代科幻研究的思路和視野，在更廣大的文學電影場域中尋找能夠碰撞出火花的跨時空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