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1909—2000）學究天人、淹貫古今、覃思孤詣，對于中國、西方和印度的學術思想皆有極其深湛的造詣、極其透辟的了解；其學術成就和思想遺產(chǎn)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具睿見洞識、最有建設性、最耐人尋味、最值得注意的則是其精神哲學的研究旨趣。甚至可以這樣說，倘若我們試圖深入發(fā)掘和理解古代中國思想信仰世界（包含哲學思想與文化傳統(tǒng)諸方面）內蘊的神圣感、超越性和精神力等深邃意味，則不期然而然地會涉及精神哲學層面的問題。

自徐梵澄先生的學術生涯和思想歷程考察，他旅居印度時著述的《玄理參同》已顯示較明確的、以精神哲學統(tǒng)攝會通中西印思想的意圖，而他對室利阿羅頻多（Sri Aurobindo）現(xiàn)代綜合瑜伽學的深入了解可能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契機：首先，他對韋檀多（Vedānta，今譯吠檀多）古學的重視，深受阿羅頻多的啟發(fā)，這一點可以從他花了大量時間和心血翻譯《神圣人生論》《薄伽梵歌論》得到印證；其次，更重要的是，阿羅頻多著作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超心思”“精神知覺性”都是其精神哲學的思想來源和概念基礎。大致說來，徐梵澄先生歸國之后，其研究、思考逐漸聚焦于精神哲學，這一思想趣向和著述旨趣體現(xiàn)于《老子臆解》《陸王學述》《希臘古典重溫》等晚年著作中。然而，《老子臆解》由于受注疏體例的限制，對精神哲學的闡發(fā)不過吉光片羽、指點迷津而已；《陸王學述》的副標題就是“一系精神哲學”，更充分地提點了陸王哲學的精神哲學意味，卻因為專題研究的緣故，不能更廣泛地涉及中國哲學的豐富史料予以闡明。可以說，徐梵澄先生關于精神哲學的研究進路，乃未竟之志業(yè)，仍有待于繼續(xù)推進、深入開掘。

“道”這個字眼無疑是古代思想世界（涵蓋哲學宗教乃至民間信仰諸層面）最為核心的概念。“道”的概念化始于老子《道德經(jīng)》，而隨著“哲學突破”以來的踵事增華，它的含義逐漸豐富、復雜和深刻：除了可以從道物、有無關系角度詮釋之外，“道”還包含了真理、覺性和精神狀態(tài)（境界）等多方面、多層次的內涵，因而與早期“道”的語詞所包含的“道路”“原則”“規(guī)律”“言說”等義項漸行漸遠。

道家哲學的基本思想邏輯是：作為萬物的本原，“道”不是、也不可能是“物”；既然如此，能夠認識“物”以及“物理”的人類理智（包括感性和理性諸要素，而且僅限于此）亦無由把握“道的真理”，換言之，“道的真理”訴諸更為根本、深邃和高明的智慧與覺性，說它是“智的直覺”也好，“靈感頓悟”也罷，只不過是說辭不同而已。

實際上，道家著作中屢見不鮮的“精”“神”“魂”“魄”旨在表明精神體驗的深邃、復雜、鮮活，不可方物。這是理解和把握精神哲學的重要基礎。同時我還想強調，精神哲學之特質內在于道家思想，換言之，“道”無論是作為“物的本原”還是作為“窮極真理”，都不能不訴諸那種能夠洞見“道的真理”的覺性及其精神狀態(tài)（例如虛、靜、明以及抱一）。設若沒有精神魂魄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道”則必然淪為外在于生命的“孤魂野鬼”。

精神哲學層面上的“精神”確切地說應該寫作“精—神”，用以表明精神狀態(tài)和生命機制的復雜交互作用，當然其中也包含了某種精神知覺性。所謂“知覺性”“精神知覺性”，徐梵澄亦稱“宇宙知覺性”。

“精—神”之間的復雜而微妙的交互作用涉及了從生命機制、哲學沉思到藝術真理各個方面的內在脈絡，精神哲學所觸及的問題又是古代思想世界的核心與要害。而且，徐梵澄先生瞻望的精神哲學恰是人文學拒斥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侵蝕的基礎，畢竟“精—神”不可能訴諸對象化思維，或者借助科學方法論予以分析和把握。

那么什么是精神哲學呢？徐氏《玄理參同》序言曾言：“通常說精神哲學，總是與物質科學對舉；但從純粹精神哲學立場說，不是精神與物質為二元，而是精神將物質包舉，以成其一元之多元。主旨是探討宇宙人生的真理，搜求至一切知識和學術的根源，其主題甚至超出思智以上。那么，可謂凡哲學皆攝，即一切哲學之哲學，它立于各個文明系統(tǒng)之極頂”。

《陸王學述》進一步討論了何謂“精神”：“而人，在生命之外，還有思想，即思維心，還有情感，即情感心或情命體。基本還有凡此所附麗的身體。但在最內深處，還有一核心，通常稱之曰心靈或性靈。是這些，哲學上乃統(tǒng)稱之曰‘精神’。但這還是就人生而說，它雖然似是抽象，然是一真實體，在形而上學中，應當說精神是超乎宇宙為至上為不可思議又在宇宙內為最基本而可證會的一存在。研究這主題之學，方稱精神哲學。”毫無疑問，精神哲學的宗旨在于以精神包舉物質，而不是反過來將精神降為物質。

《陸王學述》頗多前無古人的發(fā)明，不勝枚舉。最重要的是，徐氏取徑乎精神哲學論衡中國哲學，堪稱洞見。也難怪，即便是在宋明理學的語匯里，也很容易找到“收拾精神”“簸弄精神”等詞句。在徐氏看來，精神哲學既不屬于宗教激進主義，也不可納入神學、神智學、唯靈論和心理學范圍，而是統(tǒng)攝哲學與宗教，“即一切哲學之哲學”。西方哲學里的心靈哲學，自然也不與精神哲學“同氣相求”。

尤其耐人尋味的是，徐氏取徑精神哲學的探討，則是以“知覺性”為出發(fā)點：“用現(xiàn)代的話說，這（天人、人我之間的相互感應）便是精神經(jīng)驗。——這是頗含混的通稱，這依乎兩人的心境或說知覺性的境界，程子解釋為‘靜則自明’。”

實際上，自精神哲學的視角看，萬事萬物皆在一知覺性中，從礦物、植物、動物到人物，都具有層次不同的精神知覺性。“人心”“道心”如此，靈感、徹悟亦如此。食色之性如此，四端之心亦如此。宗教意義上的解脫也不外如此。

徐梵澄先生對所謂“徹悟”的描摹，既條理清晰又親切動人：“這時客觀環(huán)境未變，只是主觀心境已變，多人感到是這方式真實，是宇宙萬物之真面目，只是光明的傾注，即儒家所謂‘天理流行’，而緊張既除，只有大的喜樂，是說不出的美妙，……是徹悟了。”

說到底，覺悟就是散布于宇宙時空的精神經(jīng)驗被凝聚壓縮于一個奇點，并予引爆。王陽明的龍場之悟，就是“悟入了宇宙知覺性本體，從此一切皆了然無疑”。徐氏的分析和解釋是有啟發(fā)性的。

從孔子討論“生而知之”、孟子闡發(fā)“良知”“體知”以來，古代哲人似乎都致力于探討那種高于物外的“精—神”！王陽明對良知概念及其理論的闡發(fā)可謂典型。徐梵澄先生解釋說，孟子、陽明所謂“良知”，“知覺性之形況‘良’，即今所言‘神圣’，即常語之靈明知覺性”。“所謂人與萬物一體者，非在形而在性，即宇宙知覺性之為一。”看來，精神哲學的研究旨趣確有發(fā)明，有助于我們推進對古代哲學的理解和把握。

德不孤必有鄰。海東學者全秉熏（字曙宇，1857—1927）1920年旅居北京期間撰成《精神哲學通編》，從精神、心理、道德、政治等四個方面來組織他的哲學體系，尤其是以精神哲學為整個哲學結構的骨干；其主要特點就是把精神哲學建立在道教內丹學的基礎上，其所謂精神既為身軀也為意識，與西方近代哲學的二元論確然不同。全秉熏關于精神哲學闡述與徐梵澄對于“精神哲學”的揭示，頗多同心之言，還不僅僅是用語偶似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們都體現(xiàn)了會通中西哲學，特別是中國、東亞思想世界內部的會通。這一點相當重要。其次他們所說的“精神”都不能簡單對應于今語（例如黑格爾的精神哲學其實就是指其Philosophy of Mind），而是涉及心身之間復雜交互作用的深刻精神現(xiàn)象。

總而言之，徐梵澄（某種意義還包括全秉熏）精神哲學的研究旨趣，既有助于我們深入開掘古代哲學的廣大精微，同時還能激發(fā)我們的思想創(chuàng)造活力，這兩點都非常重要。徐梵澄曰：無論是西方之上帝，還是古印度之大梵，還是中國之道，皆是一“澈上澈下的知覺性”，亦即精神知覺性或宇宙知覺性。

中國哲學也許可能成為解決當代世界歷史走向的思想資源，心性論、實踐智慧和精神哲學等，無疑是偏重知識理論和理論沉思的西方哲學的有益補充。

（原題《試論徐梵澄先生的精神哲學》，摘自《宗教與哲學》第9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5月，莫斌、蔣凈柳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