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浩月，散文作家，文化評論人，影評人。出版有“故鄉三部曲”《錯認他鄉》《世間的陀螺》《我要從所有天空奪回你》等作品二十余種。第十八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獲得者。上海電影節電影頻道傳媒大獎、白玉蘭獎、華鼎獎等影視獎項選片人、媒體評委。中國電影評論協會理事。

迷 茫 記

→韓浩月

一

一位朋友，得了阿爾茨海默癥。不知道用“得了”這個詞來形容合不合適，相比于“患上”，說“得了”還好受一些，就好像走路不小心被絆了一下，沒絆倒，不耽誤繼續往前走。

也不愿意用“不幸”的態度，來看待這件事情。不想把它當成一種災難，可是它的確緩慢地、無可阻擋地降臨，像丹尼斯·維倫紐瓦導演的電影《降臨》中深沉宏大的背景音樂一樣，從遠處、從高處、從背后，推進，再推進。

在冬日的一個大風天氣去看他，他送我一幅字（別人委托我向他討要的），而我要送他一副拓片（別人送我，我轉送他）。我們約好了在他家樓下見，他告訴我把車停在地庫，然后從某個出口出來，他會在出口處等我。然而那個地庫有兩個出口，當我從假設的那個東出口出來的時候，他跑到了想象中的西出口接我，當我從西出口出來的時候，他又回到了東出口，我們兩個像捉迷藏的孩子那樣，東跑西躲了十多分鐘……

直到我說“你不要走動，讓我跑”。第三次跑出東出口的時候，看見了他站在寒風里，身上穿著單薄的家居棉服。看見我，他把一個牛皮紙袋子交到我手中，一句話沒說，轉身就要回家。我喊住他，把裝裱好的魏碑拓片交給他，甚至還沒來得及聽我交代一下來源，他就匆匆走向樓道。我看見他的棉服被風吹得有些飄，心想他可能是怕冷，并不知道，其實從那個時候起，他已經開始遺忘了人間許多人和事。

那是二〇二〇年的冬天，疫情斷斷續續，已經持續了一年。我們原本一個月至少一次的酒局，變得很難聚齊，尤其是在他開始徹底缺席之后，大家聚會的動力也少了許多。不過，有十多年友情的打底，我覺得我們已經永遠不可能陌生，何況，還有聯系密切的通信工具微信。

每周七天的時間里，至少有三天我們在通微信。多數情況下，他是在交代稿子的問題，他發來的公號文章，某一個句子要刪掉，某一個錯別字要改一下。他說完這樣的事情，我會明確地給出“好，收到，馬上改”這類肯定的答復。但過不了一小時，他又會將同樣的話語再發過來一次，我也在答復的后面加上感嘆號再次回復過去。他仿佛有些不好意思，發來了“謝謝”的動圖，來自多年老友的“謝謝”讓我覺得尷尬，為了化解一下，也發了“耶”或“干杯”的動圖過去，于是，有時候聊著聊著我倆就開始斗起圖來，一斗就是一長串。

一個遠方的我們共同的朋友打電話過來，問詢他的狀況是否屬實，我沉默了幾秒說“是的”，她哭了，繼而跟她說到我和他經常斗圖的事情，她又破涕為笑。阿爾茨海默癥，阿爾茨海默癥嘛，我們早晚有一天，也會走在這條路上的，希望到那個時候，我們都還能記得用斗圖來打發時光。

二〇二一年的冬天，在一個朋友家的別墅聚會，他來了，我們輕聲說著話。我輕聲地問，他輕聲地答，審慎說出的語句，像兩件皮很薄的清脆瓷器在空氣中碰撞，碰到，碎了，我們把它們撿起來，粘合之后再次放到空氣中碰撞。他總是有肩膀往回退縮的輕微動作。我想凝視他的眼睛，好不容易逮到一次他的眼神，他的眼睛整體仍然是一如既往地清亮，只是多了些迷茫，那迷茫像早上山間的晨霧，不多，飄忽，可總是散不去。

后來他躺在大玻璃窗下的沙發上休息，向外看著不停走動的家養大白鵝，如釋重負的樣子。我們在旁邊的茶桌上喝著茶，偶爾向他喊話，“你到底來不來喝啊”，他不回答，靜靜地想著事情。

他穿著紅色的外套。窗外的人工湖，被玻璃映射得更加波光粼粼，那些光在無限地擴大、外延，大白鵝展動翅膀的那個瞬間，我看見了時間的大海，視線開始變得模糊，我們都成為了困在時間里的人，我們所在的地方，成了一座孤島，而他的紅外套，是孤島上唯一鮮明的旗幟……

有人喊我的名字，“韓浩月，韓浩月，喝酒”，我從迷茫中醒來，看見桌子對面有人跟我舉杯，他是聚會上剛剛認識的人，我花費了一點時間努力記住了他的名字，但在他找我喝酒的那個瞬間，他的名字仿佛被無形的東西吞噬，我尷尬地起身，走到他的身旁跟他碰杯，嘴里說著“敬您，敬您”。回到自己座位上的時候，我打開手機，找到專為聚會建的一個小群，找到了他的名字，那個時刻，我回到了清醒當中。

二

忘記了是在哪個城市的高鐵中轉站，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局促、不安和孤獨，感到頭暈目眩，仿佛不像是在地球，好比穿越到了某個時空，我成了被丟棄出隊伍的旅人，焦慮地前后張望，想要抓住一個人隨便問一個問題，可路過的人走路的速度都太快了，我親眼看到一個挎著籃子的大嬸，都以貌似七十碼的速度從我身邊飛馳而過，根本沒法讓她停下來交談幾句。

很少坐高鐵，平時出遠門，要么是飛機，要么是自駕。第一次坐飛機給我留下不太好的體驗，這么多年一直深刻地停留在腦海里。要尋找對應航空公司的柜臺，去排隊打印登機牌；要找安檢入口，并且在去安檢的通道中，不斷在登機牌上搜索候機口——雖然工作人員在登機牌上標示候機口的位置畫了一個圈，但該死的每次我都沒法一下看清這個圈畫在哪里，第一次找到之后，想要第二次查看，又得重新再找一次。有時候還要坐擺渡車，啥是擺渡車，是百度生產的車嗎？機場不是建在陸地上嗎，怎么和船搞在一起了？我不知道機場擺渡車是干嗎用的這個笑話，曾被朋友講了好幾年。

我特別喜歡小的機場。小機場太可愛了，一切都是迷你的，五分鐘轉個圈就把機場逛完了，進了大廳就可以直奔柜臺，拿到登機牌轉個身就是安檢口——通常還沒什么人排隊，起飛也比較準時。而且小機場的飛行員在飛行的時候似乎也更利落一些，有種天闊任鳥飛的自在與豪爽——這更符合我在農村生活的體驗，少年時扛著鋤頭去玉米地鋤地，出了村口，天地頓寬，怎么奔跑都沒關系，驚起一灘雀鳥。

那次在高鐵中轉站的體驗，精準地喚醒了我已經遙遠的農民身份。盡管我經常自嘲骨子里的農民意識與長久難以去除的鄉村生活習慣，但事實上這個人如果坐在你面前，如果他不刻意強調的話，幾乎沒人會覺得三十多年前他的腿還經常被埋進泥土里。城市把我變成一個喝星巴克、用蘋果手機、走進五星級酒店也不再左顧右盼的中年職員。城市生活的規劃和教訓，使得我處在日常生活的運轉軌道當中時，一切會安排得有條不紊。但高鐵中轉站破壞了我好不容易在城市里獲得的安全感，它甚至讓我在某一刻覺得自己赤身裸體，雖然旁邊的人沒有一個拿正眼瞧我，但還是讓我覺得羞赧無比。

不得不說我國的高鐵中轉站建設實在太扎實、太超前了，它不像是建設于三兩年前的建筑物。如果允許我做一個大膽的想象的話，我認為它出現于二〇五〇年更能符合我的接受度。

之所以數度強調高鐵中轉站而非高鐵站，是因為中轉站只是高鐵的一部分，它為從一個城市跨往另一個城市但兩個城市又暫時沒實現直達的旅客提供中轉服務。它其實是整座高鐵站中一個比較小的組成部分，簡單地說，是一個半封閉性質的通道。通常我們認為，通道都是狹窄的，比如城市兩座大廈之間的過道，比如馬路下面的地下通道，因為狹窄，我們早已養成遇到通道便快速通過的習慣，以免人群堆積。

但這座高鐵中轉站的通道實在是開得太寬了，寬得像北京的一條大馬路，站在這邊說話對面會聽不見，是需要配合著打手勢才能實現溝通的那種寬。我是在剛進入通道第一米的那個瞬間，產生踏空感的，面對這么寬的通道，我瞬間忘記了自己的下一程該往哪里去。我手機里的轉站信息清晰地寫著轉站入口是18（也可能是28），一眼望去，一排印刷在白色標記牌上的紅色數字，犬牙交錯地出現在視線里，我要去的入口肯定在這一堆數字之間，我要找到它。

我舉著手機像舉著探測儀器抑或舉著保護自己的手雷一般向前進。經過第一條通道時，用視線的余光看見有高鐵已經完成了乘客的換站工作，開始“起飛”——是的，就像飛行員拉升起飛桿那樣，想象中，高鐵駕駛員也拉動了他的起飛桿，列車在鐵軌上以飛一般的速度飛了起來。飛機也好，動車也好，起步的那幾分鐘動靜是最大的，所以出處為《新唐書·南蠻傳中·南詔下》中的“呼嘯”這個詞，在古代被形容為風聲、喊聲、笛子聲、武林人士召集好友打群架時的聲音，而在現代常被用于交通工具身上。

一個寫作者的本能，讓我哪怕意識到自己的緊張與焦慮正在體內落葉一般呼嘯、聚集的時候，也沒有忘記去觀察眼睛所看到的景象。這條中轉通道不僅寬，而且高，高得像教堂的大廳，像夏天中午的晴空，一個成年人向上扔一粒石子，也沒法輕松做到讓石子觸頂。這種高與寬，帶給個體最大的感受，就是覺得自己像只螞蟻，一只徒勞的螞蟻，怎么也追不上、搭不上時代列車的螞蟻。

通道一側的諸多分岔口，被設計成了拱形門的形狀，這使得它們看上去更具備一種神圣感與莊嚴感。配合這種神圣與莊嚴，乘客必須回報以虔誠與尊重，而尊重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快通行速度與通行效率。一切都在以精密的形式運轉著，在我短暫而又聚焦度很高的觀察里，列車停下了，車內人魚貫而出，有人把半個身子探出來，用手捏著煙屁股狠狠地抽了幾口，然后飛快地跑出來把煙蒂扔進垃圾桶再飛快地跑回去，再晚一步列車員就會吹響他的哨子了。車外的人快速有序地進入，在可能連一分鐘都不到的時間里，列車就完成了它的裝卸，像一只精力旺盛的、飛躍到一半不得不落地的、弓腰駝背的貓一樣，把剩下的這一半力氣，一鼓作氣地“發射”了出去。

我必須要在十五分鐘時間內完成換乘，所以不能把太多時間用于滿足好奇心方面，如果時間充足，我可以停留大半天，在這里感受科幻大片一樣的感覺。我一邊不停地記錄與攝入信息，一邊用焦急的步伐趕往自己的18（或28）通道，好在頭腦當中一貫冷靜的那個部分，在空曠與宏大帶來的迷茫中起到了探照燈的作用，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換乘通道，緊三步慢兩步地轉入了一個人群聚集口，乘客們在此接受二次檢票。

一個女人絕望的哭聲從人群邊上傳來，這邊的一群人大約二三十人，她自己在那邊組成了“一群人”，這邊的一群人在看著那邊孤獨的“一群人”。之所以把她形容成“一群人”，是因為在她哭泣的聲音里，我瞬間分辨出了或屬于她或不屬于她的諸多身份，一個女兒，一個妻子，一位母親，一個很少出門的農婦，一個從中年奔向老年的中老年人。她的哭聲在告訴我許多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在當時我沒法思索，現在可以推測：她可能要去目的地所在城市看望自己上大學的女兒，她的女兒遇到了麻煩需要她去解決；她可能是去一個從未到過的城市看望她離異多年的丈夫，在死之前他希望再見她一面……太多太多可能性了，沒法一一假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她被擋在了二次檢票口的門外。

是身份證丟了嗎？是健康碼的顏色變了嗎？是不知道怎么從手機里調出電子客票了嗎？時間并不允許我過去問她一下，因為我要在幾十秒的時間里讓安檢人員查看健康碼，刷身份證進站。她的哭聲總共在我耳邊響了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可是一直到現在，我都能清晰地感覺到哭聲在回繞。是的，一個陌生人的傷心與絕望，是如此能夠深刻地刻入另一個陌生人的腦海。

坐在動車座位上的時候，松了一口氣，但整個人并沒有輕松下來，剛剛過去的一切，在迅速地縮小，凝聚成一小團，逐漸變灰變暗，朝著記憶深處消失。我們的記憶，我們的大腦，其實也是片大海，可以分為淺海與深海、前海與后海，在寂靜的深海處，停留著太多聲音、影像、故事與往事的殘骸，不知道它們什么時候會被翻騰上來，但大多數時候（百分之九十九），它們如同腐敗的廚余垃圾一樣，慢慢地分解、消失……與此同時，淺海與前海的沙灘上，陽光正好，孩子歡鬧，遮陽傘五顏六色，音樂若隱若現。

三

迷茫與混沌還是有很大區別的。迷茫的體積很大，重量又很輕，有一部美國電影，說的是一個小鎮遭遇大霧包圍，電影里的人從始至終都沒有走出那片大霧，看完它之后每次想到迷茫這個詞，腦海里就會浮現出這部電影的畫面。我記不得電影的名字了。

混沌很小，很重，像一棵千年大樹的一個切面，再精確一點形容，就像一塊用了許久的老切菜板，油膩，混濁，不透氣，看著就讓人分外壓抑。混沌屬于年輕人，迷茫屬于中年人，什么屬于老年人？我還沒體驗過，我猜，那恐怕是清澈。之所以這么猜，是給當下的自己一個暗示：往清澈的方向走，老了之后，把自己變成一攤水、一汪水、一滴水，某個時刻太陽光斑一閃，這清澈就消失了，多好。

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混沌，是二十來歲時在我們市里的一個十字街頭，喝醉了，先是在街角的公用電話亭，不停給一位朋友打電話，邀請他出來喝酒，他說他正在上班，我說上什么班啊，上班有喝酒重要嗎？打了幾次之后，電話就再也沒人接了，估計他是把電話線拔了。

于是我很傷心（其實是為撒酒瘋找借口），于是我在我們市里一個交通最為擁擠的十字街頭，把自己兜里有的東西都掏了出來，一邊掏一邊扔，身份證，扔了，錢包，扔了，回縣城的車票，扔了，這些東西扔完之后，感覺把自己也扔了。在意識到再無其他可丟棄的時候，酒醒了，我看見街心站著一個傻瓜，在一番張牙舞爪之后，正垂頭喪氣不知所終，不遠處的警察正在向他逼近。我看見天空盛大、空氣透明，我的五官之間，有不遠處小樹林傳來的花香鳥語在游動。我看見一些東西在從我的身體里撤退，現在我知道了，那是屬于一個年輕人的混沌，如同一個硬殼一樣，破碎了。

曾經被我打電話邀請出來喝酒的那位朋友，幾年前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去世了。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正開車走在高速公路上，心里特別痛苦，但車速一如既往，服務區還遠，沒法停下來大哭一場。雖然我們已經多年不再聯系，但這個事件重新又把我推到了那個時間段。在人開始輕視一切的時候，唯有死亡能帶來一錘重擊。從那之后，每每在高速公路上開車，都會產生一種迷茫的狀態（或者叫惆悵也行），希望能夠一直開到世界盡頭，看看那邊，是不是有人在等我。

我居住的公寓樓背后，就有一條高速公路，通過陽臺的窗戶，高速公路上的狀況一覽無余。疫情嚴重困守家中的時候，我時常在陽臺上放一張馬扎，坐在那里向外看許久。我的兩只貓有時候也會陪伴左右，怔怔地望著窗外。

某一天，我把窗外空空蕩蕩的高速公路拍成了一張照片，發給我那位得了阿爾茨海默癥的朋友看——只有一張照片，沒有附加任何留言，他沒有回復我。

但我知道，他一定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