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 (1952～)，原名金舒舒，上海人。1969年赴黑龍江農場務農，1977年回滬。1988年起任《上海文學》雜志編輯、編輯部副主任、副主編，編審，1985年開始發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中短篇小說集《迷夜》，隨筆集《洗牌年代》等。長篇小說《繁花》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長篇小說《繁花》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勃蘭兌斯用“德國的浪漫派”“法國的反動”“英國的自然主義”“法國的浪漫派”“青年德意志”等概念去定位和呈現他那個時代的歐洲文學在自己眼中的來龍去脈，并且將它們歸結為《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他的這個認知和方法顯然是有效的，而且影響力巨大。某種意義上，勃蘭兌斯的這種影響波及甚至主導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進程及其表述，以至于今天的文學教科書或者一般文學常識性傳播，都在借用勃蘭兌斯。

肇始于1980年代的“新時期文學”，至少在形式上與勃蘭兌斯的描述有不少相似之處。“朦朧詩”以及稍后的先鋒小說，是對“狂飆突進”的德國浪漫派的致敬與響應，盡管它們使用了“凌波微步”和“隔山打牛”的手法，身形飄忽不定，但它們解構歷史并希望借此重建歷史敘事的隱形沖動，讓它們在很多時候更像是“青年德意志”的翻版。“尋根文學”很像是講究“內練一口氣”的歷史逆行者，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在“法國的反動”行列中發現他們的影子。而勢大力沉的“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以及各種現實主義，靠著“外練筋骨皮”的硬功夫，在“法國的浪漫派”那里找到了如巴爾扎克、司湯達這樣的大宗師。

以上的比附很可能是不倫不類的，讀者諸君姑妄聽之。我想說的是，在很多寫作者都有自己“套路”的意義上，可以把中國當代文壇比喻為一個“武林江湖”，各個高手都在尋求自己的“文學主流”。而在事實上，無論凌波微步、氣定神閑還是勢大力沉，其間并無絕對界限。雖然他們聲稱自己才是“走向未來”的主流，都擺出了與對手勢不兩立的架勢，但是究其根本性質，他們的社會政治歷史訴求都直接或者間接關乎現代性表述。

這個統攝性格局讓虛構文學曾經大致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和傳統。自1980年代迄今40余年，如今這個格局的支配性能量已經被消耗殆盡。其實這個消耗與破散很早就開始了，從上個世紀90年代的“告別”“淡出”“市場”到新世紀初期大眾文化、網絡文學寫作的旋風級崛起，這不僅是遲到的現代性叩門，也是文化變遷的宿命。只不過當它們以某種粗鄙的形式蒞臨時，大部分精英人群都不認識或者不愿意認識他們。這種“承認的政治”也非常好理解，畢竟大眾文化、商業文化或日常審美常被認為是一種消費主義至上的文化制品，或者說，它們是一種受一部分人群歡迎而被另一部分人群厭憎的事物。嚴肅文學（或者精英文學、紙質文學、純文學）盡管面臨困局，但這個局面僅僅依靠大眾文化還不足以看到文學更為內在的生機。當代文學需要獲得自己內部的成長空間與可能性，也在等待這個機遇。

很難說金宇澄和他的《繁花》究竟是不請自來還是如約而至。他的寫作方式及其驟然“出現”，是中國當代文學一個非常特殊而有趣的現象。這位事實上的老作家，在2012年以一個“文學新人”的姿態寫作并出版了長篇小說《繁花》。文學界和讀者猝不及防之后，對于金宇澄及其《繁花》的歡迎，幾乎到了一個“白熱化”的程度。小說面世之后，相繼收獲了當年的中國小說學會長篇小說排行榜第一名、中國圖書評論學會2013年中國好書第一名、第十一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第二屆施耐庵文學獎、首屆魯迅文化獎年度小說獎等各項榮譽，更于2015年不出意外地獲得了第九屆茅盾文學獎。這種現象和成績，在新世紀的中國當代文壇，至少可以說是很難復制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一個更值得玩味和深究的層面上看，金宇澄不是198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文學格局的自然順位繼任者，盡管他與這個傳統糾葛甚多，盡管當代文學以前所未有的熱烈程度接納和歡迎了他，他仍然在勃蘭兌斯的意義上游離出了這個傳統。

他是一個破局者。

作為破局者，金宇澄是個職業的文學編輯。他在這個行當里干了30年，所見所聞應該多多。從1980年代他曾經寫過的一些作品來看，他是有“文學夢”的。按照這個邏輯，我們常見的劇本是，編輯與作者打成一片彼此援引同氣相求，但從現有的資料看，他似乎很少利用這個身份與聲名顯赫、炙手可熱的任何“大作家”或者大潮流亦步亦趨。這個耐人尋味的動作肯定有金宇澄性格氣質方面的個人原因，很可能他不是個熱衷于個人交往的人，但我還是難免揣度，更大可能是他在對潮流的文學認同方面，一直保持著相當獨立的個人態度。在《繁花》之前，鮮有人知道他是誰，也正因為如此，《繁花》寫得行云流水，在結構與表現方面毫無焦慮感，就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它不在“新時期”的傳統中，不是那種可以被穩定定義的凌波微步、氣定神閑，也不是勢大力沉。當然，《繁花》也不是“英國自然主義”的。如果一定要在比喻意義上找到某種可理解的淵源，它大概是“法國自然主義”的，因為除了狄更斯的《艱難時世》之外，《繁花》更容易令人想到福樓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

《繁花》這部小說，從內容上看似乎算不上新奇。借用一句通俗到接近套路的話說，它是一部個人史，同時也是一部濃縮的時代史。應該說，從新時期到新世紀這40年來，有此種趣旨和立意的作品層出不窮，然而也只有《繁花》能脫穎而出，成為文學界與讀者群喜聞樂見、影響巨大的作品。小說既沒有強烈的戲劇性沖突和傳奇故事，也放棄了對哲學精神、秘籍奧義的表面追尋演繹，相反，小說以一種與生俱來的平凡真實的氣質娓娓道來，敘說人間故事，既不煽情，也不濫情，尤其不做怪力亂神之語。這些評價聽起來無比尋常，但要實際上做到，卻需要開山之力。

1980年代發展起來的新時期文學，在其業已形成的優秀傳統中，也有節外生枝之處。譬如，以想象力的名義在文本中刻意添加一些超自然、超歷史的矯情元素裝神弄鬼；又譬如，生吞活剝搬運一些冷僻生硬的“哲學思考”自欺欺人；再譬如，以“盜墓式”的大規模歷史涂抹代替嚴肅的歷史思考；當然，還有那些執著于微言大義的心理習慣等等。對此，金宇澄究竟是經過謹慎反思規避開了，還是藝術修養天性使然令他奪路而走，這個很難討論，但他和他的寫作不在這些傳統中，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繁花》在滬生、阿寶、小毛三個男主人公之外穿插了男男女女各色人等，時間從1960年代寫到了1990年代，少年的友誼與朦朧情感，在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中青年的閱讀與社會觀察，在轉型社會中紅男綠女們不斷切換于真實欲望與虛情假意之間，所有這些都在時代與人物的經緯縱橫交織中。那些合乎人性、觸碰人心的精妙故事，真實妥帖地如同上海這座城市的每一條弄堂和每一座閣樓。換言之，小說的敘事于人性合情合理，于世情毫無違礙之處。這是一個寫作者對于現實與歷史的尊重，也是對文學差異性的尊重。

當代文壇一些作家及其作品，總是一經問世就好評如潮媒體跟進有甚囂塵上之感，這是人們都很熟悉的操作套路了。然而那是不是一部真正的好作品，它能不能真的在文學史上留下來，并且有益于世道人心，其實很少有人愿意認真負責討論。極而言之，當下絕大部分成名作家及其新作，都沒有經歷過真正的文學批評。每年幾千部的長篇小說寫作出版，其中能為人們記住并且喜歡的，兩相比較完全不成比例。而《繁花》出世時，金宇澄完全沒有“著名作家”這種象征資本可以利用，也不是個有其他市場號召力的人，他的《繁花》在文壇最終擁有的地位，是真正的文學批評與熱愛文學的讀者用口碑樹立起來的。魯迅在談到《紅樓夢》時說，“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至于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的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還是其次的事。”以魯迅的論點看待《繁花》從新時期小說傳統中的出走，或者庶幾近之。

金宇澄在談及《繁花》在弄堂網連載更新時說，“起因是我想在網上，寫一些無名無姓者的市井事跡，于是起了網名，上去開帖。我經歷了80年代的手寫稿時代，小說寫在格子稿紙上，編輯閱讀手寫稿，得到讀者反饋，過程更緩慢，等得更久。現在匿名寫到網上，就有了意見，帶來奇怪的促進作用，與閉門面壁的感覺完全不同。”作為一個作家，他的這種出場姿態也十分值得玩味。他從一個事實上的老作家變身“文學新人”去愉快地匿名寫作，后來人們都知道，《繁花》的寫作過程完全是自由自在無功利的。這一點主要是說，金宇澄不必背負成名作家對自己“下一部”的期待與壓力。在寫作過程中，他尤其不會考慮小說敘事藝術之外的其他因素。當然，金宇澄這次極為特殊的寫作體驗看起來也很難復制，但它所提示的創作無功利的審美自由，顯然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為一位上海寫作者，金宇澄對于自己和《繁花》呈現出來的城市文明經驗認同感非常自覺，這一點其實也可以理解為金宇澄與新時期文學傳統的相悖之處。這方面不僅是文學經驗與文學觀念的差異，從根本上說，金宇澄毫不隱晦地表達過對于城市文明的熱愛以及對鄉土文明的拒絕，在一次對談中，金宇澄開誠布公：“要我正經地講，《繁花》的起因，是向這座偉大的城市致敬。對于‘城市無文化’的論調，我一向不以為然”。中國文學一直以來都對自己悠久深厚的農業文明傳統感到自豪和念念不忘，都聲稱是養育了生命與精神的富足源泉，而從現代的“鄉土文學”迄今，卻一直盛開出各種悲涼貧困的“惡之花”。這個歷史文明的吊詭饋贈給文學的禮物，無論牧歌還是挽歌，迄今仍然不絕如縷。對于這種深刻的內在矛盾的疑惑與省察，并不僅限于金宇澄自己。作家魏微也曾表達過類似的感受：“中國的小說尤其是鄉土小說，因為觀念陳舊，土味太重，我已經很多年不讀了。其實土味有很多種，但在中國，最后弄得只剩下一個苦味，這當然關涉一個民族的過往，苦難成了集體記憶，但用之文學，我還是覺得作家不力，不愿動腦子，少有新發現。或許這些年有所改觀？”

《繁花》之后的金宇澄，能否再次綻放，讀者在期待中并不奢求。畢竟，能與金宇澄和他的《繁花》相遇一次，已經是文學的意外之喜。他的歷史隨筆如《回望》等等，表明他對非虛構的真實性問題有了更深刻的關切，已經在另外一個向度上繼續著故事的講述與語言的謹嚴精確。而主流文壇對金宇澄的接納與嘉獎，尤為清晰地表明了一個令人尊敬的事實，那就是這個領域中一直致力于勤勉工作的人，其實非常了解這個領域的成就與積弊之所在，只是苦于無從說出。金宇澄和他的《繁花》，給這種“說出”帶來了契機，那是一種蓄勢待發已久的對破局者的期待。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在《文藝報》所開設的“文學觀瀾”專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2022年1月24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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