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亮，1985年生于安徽桐城。2004年到新疆至今，現居伊犁。新疆作協簽約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獲第四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散文獎。出版有《如看草花：讀汪曾祺》等散文隨筆集四部。

書房日月長

我所居住的小城可克達拉市竟然有一座圖書館，硬件很不錯，藏書規模也可觀。館名是馮驥才先生題寫的，我不清楚馮先生題字的淵源。但可克達拉人以自己的方式感激著馮先生：在圖書館大廳設置有馮先生著作專柜。我近日所讀馮先生著作，即來源于此。先讀的是《書房一世界》。

文人都想有一間自己的書房，沉浸其中，可消日月，馮驥才當然也不例外。早年的馮驥才，書房也是睡房是飯堂是畫室，寫字畫畫寫作吃飯睡覺都混同其中，這些在他的回憶錄都有詳細的記敘。后來，他當然有了專門的書房，書房也成了他的心居之處，于是他的書房便有了“心居”之名。

常常，馮驥才靜靜坐在心居，就如同坐在他自己的心里，在書房里可以隨心所欲、天馬行空地想象、自由地思考；在書房的生活成了馮驥才心靈的生活。直至他開始走出書房文化搶救，鎮日出門在外，奔波在田野，靜坐書房成了奢望，靜坐書房也成了他開展浩繁艱辛的文化搶救工程的動力。

關于書房，周作人說過一句很有名且被許多人認同之言：“自己的書房不可給人家看見，因為這是危險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一個人做文章，說好聽話，都并不難，只一看他讀的書，至少便掂出一點斤兩來了。”馮驥才卻在《書房一世界》中反其道而行之，帶領讀者走進他的書房，走進他的“一己的世界”，也可以放得下“整個世界的世界”。

馮驥才寫書房，也寫書房里的物。如作者所言的，“許多在別人眼里稀奇古怪的東西，再普通不過的東西——只要它們被我放在書房里，一定有特別的緣由。他們可能是一個不能忘卻的紀念，或許是人生中一些必須永遠留住的收獲”。《書房一世界》寫的就是這些“不能忘卻的紀念”和“永遠留住的收獲”。

除了書之外，馮驥才書房里的東西真是“千奇百怪”：有小藥瓶、楹聯、板凳佛、老照片、皮煙盒、筆筒、花瓶，甚至還有野鳥標本、連廊、檐板、泰山挑山工的扁擔……真夠千奇百怪的。這根扁擔是2013年開始立在馮驥才書房門后的。

1981年，馮驥才寫過一篇散文《挑山工》，后來被選入語文課本，成了如我這般讀者讀馮驥才之始。他五十多年間，數登泰山，除了《挑山工》外，還寫過長篇散文《五次登岱紀事》。2013年，已經七十一歲的馮驥才再一次登泰山，探詢挑山工現狀，并做了其中幾位挑山工的口述史，寫了一本《泰山挑山工紀事》。其中一位七十歲的老挑工宋慶明，一生做了三十六年挑工，為感謝馮先生寫《挑山工》一文，待馮先生此行下山后，“把用了一生的扁擔贈給了我”。如挑山工的扁擔一樣，“心居”里的每件物品中都有故事，都有回憶，都是人生。

在“心居”的一角，一直放有一只老舊黑皮箱，“上面花花綠綠貼滿世界許多城市的標簽”，原來里面放著世界各界歷史名人的手跡，有“信札、簽名照、公文、便條、樂譜、手稿、日記、簡筆畫”……有海明威的信件和照片，司湯達的一頁日記，李斯特的樂譜、雨果的手跡、大仲馬、小仲馬的信札……后來，馮驥才還將這些珍藏手跡印了一本精美的畫冊《巨人的手跡》。普通讀者如我，當然是無緣得見的。但從《書房一世界》中看看，也是一種望梅止渴。

書房舊藏，有時也能為馮驥才提供寫作素材，激發他的文學創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馮驥才收藏了一個單筒望遠鏡。當時，馮驥才覺得這是一個小說的意象，漸漸才有了具體的小說構思，早在一九八九年初，馮驥才就宣布說要“繼續去年尚未完成的兩個創作系列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長篇小說《單筒望遠鏡》的寫作，當時終未完成。這個單筒望遠鏡在書房待了三十多年后，馮驥才終于將它寫了出來，這就是2018年底出版的長篇小說《單筒望遠鏡》。

田野調查，民間文化搶救，搶占了馮驥才所有的時間和精力，他將田野當書齋，沉浸其中；他甚至作畫義賣來籌措經費；到了“壓榨自己的地步”，哪還有書齋長時間逗留的時候？有時發現自己在稿紙上停留得太久，必須返回到田野寫一篇又一篇“大文章”，因為“我要做的事遠遠比我重要”。出版有《馮驥才周立民對話錄》《尋找彼岸：馮驥才論稿》的學者周立民說：坐在他的對面，倘若有一刻沉默時光，我就能感覺到他的勞累、疲倦、憂傷、焦慮。正如周立民所言的，馮先生，不只是在書齋里的閱讀的作家，他讀的書越來越大，為民間文化保護，他行走在中國大地；為探求精神的魅力，又奔走于世界各地。

這樣的奔走，在書房的物品中也都能體現。其中的許多物件，都和馮驥才三十多年進行的文化搶救有關。看馮驥才寫的這些物品時，恰好在看他的田野調查札記《南鄉三十六村》，兩書對照著看，更能感知這些物品能走進馮驥才書房的意義，每一件物品都是歷史的記憶。

馮驥才寫書房，寫的是自己的歷史。書房里的細節也許正是自己人生的細節，所以當認真面對、書寫這些細節時，又何嘗不是一種歷史的回望？回望自己走過的路，重新認識生活、認識自己。馮驥才深知書房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所以他在寫書房，寫書房里的物品，寫的是個中的情味和情意。

點滴成江河

一九六三年，對當時三十出頭的陳丹晨將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在《中國文學》編輯部供職的他經過層層爭取，見到并采訪了“少年時代就很敬慕的大作家巴金”。

追溯和巴金的緣分，要從陳丹晨的童年時代算起。他的大姊整下午地坐在小板凳聚精會神、動也不動地看書，“還發出了唏噓的悲泣聲”，看的是巴金的《家》。至此，巴金走進了陳丹晨小小的腦袋里。稍大些的他，也開始自己閱讀巴金了，并將巴金視為他的啟蒙老師之一，他從巴金那里“最早懂得了愛，懂得了愛人類，懂得了人生的目標應該是使人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是為了給人間增添一點溫暖。”

時隔四十年后，陳丹晨還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走進巴金寓所的情景，多年后他在寫《走進巴金四十年》時，還寫得詳細。這一天是二月四日，陳丹晨記得清楚；巴金日記里也留有記錄：上午九點一刻《中國文學》編輯陳丹晨來進行訪問，訪談十一點半鐘。兩個多小時，他們都談了些什么，陳丹晨當時就有訪問記發表。四十年后，陳丹晨在《走進巴金四十年·見到了他》中的詳細記錄，無疑是一種豐富的補充。

這樣的記錄，在《走進巴金四十年》里還有很多。事實上，這本書就是陳丹晨和巴金四十年交往的點滴記錄，私人的記錄；事無大小，值得一記的陳丹晨都客觀地予以了記錄。正因為此，在此書出版近二十年后，我再次重讀，依舊收獲滿滿，為巴金的魅力而感動，為陳丹晨不遺余力的記錄而感動。在此書之前，陳丹晨就寫有《巴金評傳》《巴金的夢》《巴金全傳》；在巴金研究領域，陳丹晨做了許多開拓之功。他的記錄，更顯得彌足珍貴。

陳丹晨第一次到訪巴金寓所后，幾日內三跑巴金家。回京后，他們也開始了持續的交往和書信往來。

十年后的一九七三年七月，陳丹晨到上海采訪。采訪結束后，他想去看望巴金。但在那個年代，擔心貿貿然去會給巴金帶來麻煩，于是選擇了“夜訪”。第一天晚上他到武康路巴金家，敲門后開門的是巴金的九妹，巴金被女兒女婿拉去看電影了。久不知巴金消息的陳丹晨聽說看電影了，說明巴金“現在情況還不太遭，心里一下子好像踏實了些”，并約定第二天晚上再訪。當時的情形和巴金的狀態，陳丹晨在書中的記錄是文學史的另一種補充。回京后，陳丹晨看望唐弢，并帶去了巴金的消息。唐弢得知巴金的消息后，“高興得揚眉咧嘴”，又將消息傳告給了北京的其他一些友人。在音信斷絕的年代，陳丹晨成了最早把巴金的近況消息帶到了北京。一些年后，巴金見到老友介紹陳丹晨時，還專門提及“最早傳遞消息”之事。

十幾年間，陳丹晨從《中國文學》編輯部調到《光明日報》，又于一九七八年八月調到了《文藝報》，有了充足的創作時間。初識巴金時想為巴金寫評傳的想法再次萌生了。說寫就寫，從當年夏天開始，至一九七九年底，陳丹晨翻《巴金文集》，查找資料，通過巴金女兒李小林詢問求教，心無旁騖地沉浸在《巴金評傳》的寫作中，只是出版得并不順利，至一九八一年才出版。

一九八四年十月，巴金應邀訪問香港，陳丹晨是巴金點名的陪同人員之一，并協助巴金處理一些事務。在書中，陳丹晨詳細地記錄了巴金在香港的點點滴滴，這樣的記錄，在現在讀來依舊鮮活、珍貴。鮮活、珍貴的還有陳丹晨陪同巴金在杭州小住時的記錄的“靈隱長談”。

提巴金，當然不能不提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隨想錄》系列。巴金因寫作《隨想錄》而引來的遭遇，書中當然也有記錄。即以幾次巴金研討會舉辦所遭遇的經歷便可見一斑，要知道那時的巴金已經是中國作協主席……

在許多“大事”之外，陳丹晨記下的一些小事也更能看出巴金的人格和魅力。其一是他在書中提到的“三瓶酒”，還有就是“《辭海》之事”：一九八二年，中國作家協會舉行中篇小說、報告文學、新詩優秀作品頒獎會，會上有個用巴金的名義的書面致辭。這個致辭交由陳丹晨擬初稿，稿子擬好后寄給巴金修改幾處后定稿，在會上宣讀了，又在報刊上發表了，稿費寄到巴金處，巴金用稿費買了《辭海》寄給陳丹晨。這樣的事情，在陳丹晨身上還有過一次。

陳丹晨的記錄，也讓我記起巴金和我所供職的《伊犁河》雜志的一段往事，也是和稿費有關：1982年，征得巴金同意后，《伊犁河》雜志刊發了他為波德萊爾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郁》所寫的一篇短文。雜志印出來后，雜志社將雜志和稿費寄給巴金，沒想到巴金讓他女兒把稿費退了回來，并在信中說，為邊疆雜志出點力是應該的，不用給稿費。此事見于當事人、當時《伊犁河》主編郭從遠的記錄。

陳丹晨以史家之筆來記錄他和巴金的交往，以事實說話，書中的一些人物，在陳丹晨寫作時，都還在世，也才從高位上退下來不久，作者的寫作摒棄了人情糾葛，在當今的寫作中是頗不容易的。陳丹真的寫作，秉持了巴金的“講真話”的傳統。《走進巴金四十年》，也是陳丹晨以他的角度來參與歷史、觀察歷史、記錄歷史、書寫歷史的成果之一，為巴金提供了許多印證和參照。

歲月將欲暮

阿城的書，此前我只看過一本半。一本是人們常說的“三王”，即《棋王 樹王 孩子王》，在一次出差途中，三個不長的中篇，剛好看完。當時看完也就看完了，記得的也僅僅是《棋王》中，阿城借小說人物之口，談對名著的理解。

另外的半本是《威尼斯日記》。承友人雅意，贈書若干，其中就一冊此書，見裝幀是我偏愛的類型，就先翻了。然而，終究沒能翻完，感覺這樣流水賬式的“日記”，不值得花費時間，眼光就此轉走了。

如此，將近十年過去了。開春時，一直在村里待著，圖書室里竟然有一套全新的《阿城文集》，塑封都沒拆開，正好便宜了我。于是空閑時間，就帶著個筆記本在圖書室度過了

先看的是《威尼斯日記》。此回讀，為曾經的“見識”而羞愧不已。至此，也更能體會到閱讀，是講究緣分和年齡、閱歷的。在合適的時候遇到合適的書，多么重要。或如《威尼斯日記》里說的，“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來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費力氣就好得不得了。”閱讀中讀過“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后，方知《威尼斯日記》這樣的“好句子”。

當然，關于閱讀，阿城要說的其實很多。許多時候，他是欲言又止的。在《文化不是味精》中，阿城分享了他的“對角線閱讀”法：某一頁頭里選一個詞，中間選一個詞，斜下角再選一個詞，“如果是知道的，那就翻過去了”。當然，也有精讀的時候，他讀研究《詩經》的學術著作，像讀《福爾摩斯偵探案大全》一樣，讀得“緊張，迷惑，釋然，微笑，感慨或大笑乃至驚動了鄰家的狗”。

阿城的閱讀量之大，在他的許多隨筆中可以看出來。要知道，他在寫這些時，網絡檢索遠沒有現在這么發達，甚至全無檢索的。在《常識與通識》中，他也自言其向來來讀書太雜，“雜到讓人看不起的地步，雜到墓志銘上可以寫‘讀書雜蕪，不足為訓’”。

阿城很在意一個作家的“知識結構”。在他看來，一個寫作者的知識結構決定了他所走的路能走多遠。從小，阿城的知識來源，就異于他的同時代的人。從《遍地風流》中序言我們知道，他是在舊書店完成的啟蒙。阿城中學時就從“學生范文選”里覺得文章不應該這樣寫。可是文章“應該怎樣寫呢”，當時的他并“不知道”。他喜歡看漫畫，小學二年級在課桌底下看漫畫《父與子》，被“一臉殺氣”的女老師沒收，一直未還。1984年買到再版的《父與子》，“翻來覆去看了一個月，終于將童年洗干凈。”，阿城生于1949年，他上二年級，應該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能看到《父與子》，他接受的啟蒙，真的跟同時代的人不同。后來，他通過小說《孩子王》里那個“孩子王”語文老師給出了文章“應該怎樣寫呢”的答案。

大概也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阿城帶著“又癢又泄氣的狀態去插隊”，“三王”、《遍地風流》寫的就是插隊時的生活，也是插隊時寫的。那時阿城年輕，也就二十五歲左右吧。每篇寫得都很短，后來看他和陳村的對談，知道《遍地風流》里的文章多寫在煙包紙上，“寫到底就完了”。從一開始，他就“沒有養成為發表而寫作的良好習慣”，看《遍地風流》，容易讓我想起《馬橋詞典》；這種感覺毫無緣由。

因為和同齡人不同的文化構成，阿城的寫作，從一開始就和同時代的許多作家不同。同是“反思”，同是“尋根”，他的“三王”置身于那么多作品中，辨識度多明顯。阿城對小說的題材不太看重，“常多次地寫同一故事，事后觀察有甚么變化，并且覺得很有趣”，他這是從中國文人畫不重視題材中得到的啟發。阿城同樣不看重的還有主題，但他的“三王”，都有相對比較明確的主題。然而，這并不矛盾。

看阿城的作品，古代筆記多給予其營養。他在《威尼斯日記》中多次提到的《揚州畫舫錄》，稱“看過了還想看”，他還帶著《教坊記》到威尼斯去看。他有一篇《魂與魄與鬼及孔子》的文章，里面對明清筆記的內容信手引來。同時，他還受《史記》影響很深，“深到不自覺”，深到不自覺受影響的還有古詩詞。阿城的小說、隨筆，亦受古詩影響很深。

《史記》，古詩，歷代筆記……找尋阿城作品的源頭，或許是無意義的。阿城就是阿城，阿城只是阿城。如他所說的，“好的小說隨處都會有好的質感，可以從任何一點開始觀賞。”“好的小說，基本都具有可以反復閱讀的過程。”阿城一直強調去“腔”的寫作，文集中的一本書直接取名為《脫腔》。多年后，阿城在自己的文章里評價《遍地風流》：“我的“遍地風流”系列短篇因為是少作，所以“詩”腔外露，做作得不得了。然而，或如孫犁所言，青年時的文章，“熱情和潑辣之力”也是以后難得再有的。

研究阿城，“世俗”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關鍵詞，談小說時，說“世俗”；談電影，他關注的也是中國電影的“世俗性格”。阿城的父親是電影評論家，批判《武訓傳》時，有一個調查小組到武訓家鄉山東聊城去，這個調查組的負責人就是阿城的父親。他的父親是著名的電影評論家，阿城有一篇《父親》，寫于八十年代末。其時，他父親去世不久。阿城覺得，中國電影的特點就是世俗的。而他認為，中國文化的本質就是世俗精神，而關于“文化”，阿城也有詳細的討論。“文化”都是世俗的，小說、電影這些文化構成成分，自然也是世俗的。在談到江南的出家人的世俗生活時，阿城以魯迅的小說《我的師父》和汪曾祺的小說《受戒》為例。

阿城的興趣真是廣，光看他的《文化不是味精》的目錄，就分為了電影、繪畫、攝影、音樂之類，還有許多無法歸類的文字。他還出版過《洛書河圖：文明的造型探源》等書。阿城是個好木匠，他的小說中有一篇寫木匠的，這個木匠能修各式琴；據唐諾說，他可以修難度極高的明式家具，早年橫穿美國的二千美元旅費靠的就是木匠手藝賺來的。阿城還是美食家，據說阿城做飯手藝很好。反正沒吃過，但是寫吃真是寫得好，百余字寫做麻婆豆腐，干凈利落，做菜之人如在眼前正做著菜。他說家常菜如畫牛，場面菜如畫鬼，“畫鬼容易畫牛難”。他吃外國飯食，一路上帶著四川榨菜，“不管吃過什么洋餐，嚼過一根榨菜，味道就回來了”，此為美食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