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的文學現場檔案《批評的返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圖片由何平提供

文學批評，文學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于大眾的閱讀和理解而言，艱深、疏離。而著名批評家何平新書《批評的返場》，試圖打破這樣的局限。

2月，何平的文學現場檔案《批評的返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該書立足文學現場，以田野調查的方法厘清當下中國文學地圖。在文學批評逐漸被窄化為學院批評的當下，何平力求“在現實中國生活并且進行文學批評實踐”，使文學批評跳出了學院的資源、趣味、取徑和格局，真正與公共生活進行對話。

有態度、有溫度、有感情

重建文學批評的對話性和公共性的批評理想

何平不是通常意義的學院批評家。近五六年以來，他主持《花城關注》欄目，召集“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主編“現場文叢”和“文學共同體書系”，現實地影響當下文學生產和生態，以兌現其重建文學批評的對話性和公共性的批評理想。《批評的返場》基于長時段文學史和大文學觀的整體性，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勘探并重繪全景式的中國當代文學地圖，是一部文學現場的原生檔案。不唯如此，在何平看來，批評家扎根文學現場，參與文學生產和文學史建構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重要傳統。秉承這一傳統，《批評的返場》，其理念、姿態、實踐、范式和文體都呈現出獨特的個人批評風格。

何平以批評家的審美敏感和獨立判斷，梳理和辨識豐富的文學現場，提取新的文學風尚和審美經驗，關注改革開放時代，尤其是新世紀重要文學議題：地方性和世界文學、傳媒革命、AI技術對文學的影響、文學代際和青年寫作、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學的歷史邏輯、多民族文學和文學共同體、新興文學樣式和社會變革等等，從文學的時代議題切入，實現文學批評返場中國當代文學和它關聯的現實中國，彰顯文學批評有態度、有溫度、有感情的有效性和現實感。

深入中國當下文學現場

做作家“同時代批評家”

全書分為“思潮”、“作家”與“現場”三輯。據何平介紹，“思潮”，是對改革開放時代，尤其是新世紀二十年中國文學整體的勘探和思考，涉及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文學整體觀、世界性和地方性、文學和代際、文學和媒介、青年寫作和公共生活、多民族文學和文學共同體等話題。

“作家”，是一輯作家個案研究，何平說：“從我這幾年的'作家論'中有意揀選出來的。五個作家，阿來生于1959 年，邱華棟生于1969 年，他們是出生在這十年的作家。1990 年代，他們曾經被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或'新生代'來指認和命名。這五個作家，成名于1990年代，是寬泛意義上的'同時代作家'，且有一定代表性。他們的寫作都并入了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的延長線，成為其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何平直言，做作家“同時代批評家”是很多批評家的理想，“我亦心向往之”。

“現場”，是一份私人文學檔案，收錄了從2017到2021年何平主持的三十期《花城關注》欄目的總評。從2017年《花城》第1期，何平開始主持《花城關注》，至今五年三十期。也是2017年，何平參與發起“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何平的本業是在大學教中國現代文學史課。教書、做課題和寫論文是他的日常工作。《花城關注》和“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是從學院向中國當代文學現場的溢出。《花城關注》開欄的題目是“做一個報信人，來自中國當下文學現場”，就是希望能深入中國當下文學現場，做一個誠實的觀察者、報信人和記錄員。

阿來呼吁“讓批評回到文學現場”

何平接招返回“云中村”

正如阿來曾在公開演講時所呼吁的那樣：“讓批評回到文學現場。”何平《批評的返場》與之不謀而合，不僅努力讓批評回歸文學現場，更是不斷制造出新的對話場域，讓返場超越口號，成為具體而有效的思想互動。

“作家”的開篇，何平以《安魂，或卑微者的頌詩》為題，從《云中記》說起，回到作家阿來的文學現場。何平直言，隨著當下大眾傳媒的傳播，他一度擔心《云中記》會被狹隘地標識成“地震小說”，即那種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的傳奇故事。當何平閱讀后發現，抱有如此期待的人可能會失望了。“《云中記》中不僅沒有傳奇故事，而且阿來克制了它通向傳奇故事的可能性。”對此，何平認為這正是阿來作為一名小說家的高超技藝，“好的小說家是懂得克制的。”

從阿來的筆下，何平發現了阿來在小說中構建了一個“現代方陣”：公路(《奧達的馬隊》)、汽車(《機村史詩 · 隨風飄散》)、博物館(《機村史詩 · 空山》)、水電站(《水電站》)、脫粒機(《脫粒機》)、報紙(《報紙》)、馬車(《馬車》)、馬車夫(《馬車夫》)、秤砣(《秤砣》)、番茄(《人物素描：番茄江村》)……通過這個方陣，阿來一直在進行悠遠深長的“現代性的反思”。

同時，書寫災難，如何免于輕浮?何平認為阿來給出了樣本式的寫作，和同時代作家標榜“為誰”“作為誰”的寫作表態和姿態區別開來，“作家阿來是地震死難者的同胞和親人，是見證人，是反思者。阿來自覺地抵抗類似'地震詩'的那些'速朽的文字'。最直觀的是小說語言、敘事節奏、情感底色和基調，'用頌詩的方式來書寫一個隕滅的故事'，歌頌生命，甚至是死亡，而歌頌生命和死亡的前提是以悲憫心對卑微者生命抱有誠實的敬畏。一定程度上，這也確立了如何免于速朽和輕浮地書寫災難的美學原則。”

如果以大規模“地震詩”為書寫汶川地震的起點，到《云中記》，何平表示至少可以發現這些變化：從旁觀者到生命的休戚與共;從催眠式的集體的濫情操控到清醒的個人化的情感沉淀;從輕薄的炫痛到深刻的反思;從輕浮外露的抒情到沉潛內斂的頌詩……所以，在何平看來，阿來為漢語文學在直面和書寫災難時，確立了健康正派的寫作倫理。

何平說：“編選這本評論集前后有接近一年的時間，當時曾想給這些文字一個名字——'有文學的生活'，以紀念這些年賦予我豐富文學生活的朋友們，感謝他們的愛與熱情。”何平想做批評語源意義上“能批評的人”，在現實中國生活并且進行文學批評實踐。批評家扎根文學現場，參與文學生產和文學史建構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重要傳統。何平希望：“'批評的返場'，并不是退出學院，而是實踐學院文學批評和文學現場對話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