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游心影錄》是一戰結束后梁啟超與丁文江、張君勱等7人前往歐洲考察的觀感。最初發表于1920年3月上海《時事新報》。收入《飲冰室合集》時，作了刪減，改名《歐游心影錄節錄》。

梁啟超的國際觀是在觀察歐戰中逐漸形成的。在當時展開的東西文化論爭中，梁啟超經歷了一個從缺位到補位的過程。歐游歸來后，他發表的《歐游心影錄》為東西文化論爭增添了新的成分。他要求思想解放，提倡法治、憲政、自治、國民運動；他告誡人們不要著急，反對在中國實行過激的國有化政策；他主張未來中國文化要走中西結合之途，中國要對世界負責任。這些觀點都新鮮且具有建設性意義。

“真乃令人驚心動魄”的國際形勢

梁啟超《歐游心影錄》首先透露了他對戰后歐洲的觀感。在《歐游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中，他先從歐戰前后的殘破局面說起，視歐戰為“人類歷史的轉捩”，“覺得這回大戰，還不是新世界歷史的正文，不過一個承上起下的轉捩段落罷了”。戰后國際上的隱患依舊存在，雖然“如今戰事停了，兵是撤了，和約是簽了，元氣恢復，卻是遙遙無期。永遠的平和，更沒有一個人能夠保險。試就國際上情形而論，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愈結愈深。”國際上的這些危險情形，在梁啟超看來“真乃令人驚心動魄”。而各國生計及財政紛紛破產，社會革命暗潮洶涌，貧富矛盾所造成的階級分化，“絕非前四年來國際戰爭可比”；工業化國家內部勞資矛盾，“早晚總有一回短兵相接拼個你死我活”。自19世紀以來，生物進化論、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盛行，影響所及，“就私人方面論，崇拜勢力，崇拜黃金，成了天經地義；就國家方面論，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變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19世紀末的歐洲社會，“都是陰沉沉地一片秋氣”。梁啟超造訪歐洲，到處聽到人們對前途“悲觀的論調”，美國記者賽蒙氏甚至對梁啟超悲嘆“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整個歐洲彌漫著一股悲觀的氣氛，西洋文明破產的“世紀末”情緒充斥著人們的心理。梁啟超對歐洲的這些觀察和印象，并不是渲染“西方的沒落”，而是親身體驗，有其現實的客觀依據。梁啟超對戰后歐洲殘破景象的報道，在國內產生的反響不一，那些曾視西歐為現代化樣板的人們可能因此會產生失落感，轉而將希望的眼光投向新大陸美國，或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俄國。

“建設一種‘世界主義的國家’”

《歐游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還試圖為中國應對世界的變局開出藥方。梁啟超首先做出一個判斷，“須知世界大同為期尚早，國家一時斷不能消滅”，“我們是要在這現狀之下，建設一種‘世界主義的國家’”。他明白提出一個如何建設“世界主義的國家”的問題。“不能拿頑固褊狹的舊思想當是愛國，因為今世國家，不是這樣能夠發達出來。我們的愛國，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我們是要托庇在這國家底下，將國內各個人的天賦能力盡量發揮，向世界人類全體文明大大的有所貢獻。”這實際上是倡導一種新的愛國觀，一種具有世界主義情懷的、開放的國家觀。由此，梁啟超鼓勵國人：“不可有絲毫悲觀，說中國要亡了。”他以古語“知病即藥”提醒大家：“只要知道病就趕緊去醫，不要因為病就垂頭喪氣，把自己營衛的本能減掉。”這里所展現的愛國觀與當時新文化運動主將陳獨秀、胡適的觀點大體相同。

梁啟超對歐洲的觀察由表及里，有很多自己獨到的心得。他在介紹歐洲的所見所聞時，一方面指出歐戰帶來的巨大破壞，以及戰后民生的凋敝；另一方面也贊揚英國的憲政、法治精神，法國人民的愛國精神。梁啟超歐洲之行的第一站就是英國倫敦，剛一登岸，“戰后慘淡凄涼景況，已經觸目皆是”，但梁啟超能夠感受到，英國之所以能經大戰而不敗，靠的是人民“養成一種沉郁嚴重的性格，堅忍奮斗的習慣”，他由此反省，若是國民“未經養成這種精神，講什么立憲共和，豈非南轅北轍！”在參觀英國下議院時，最令梁啟超感動的是英國人講究法治、嚴守政治游戲規則的習慣。“英國人愛政治活動就像愛打球，同是一種團體競技的頑意兒。須知他們打球也是最講規則的，不尊重規則，就再沒有人肯和你頑了。”“他們不制定一種法律便罷，一經制定，便神圣不可侵犯，非經一定程序改廢之后，是有絕對效力，無論何人都要服從。所以他們對于立法事業，絲毫不肯放過，人民有了立法權，就算有了自由，都是為此。”反觀中國，“我們辦了幾年共和政治，演的都是翻桌子把戲”，方才“覺得中國人法律神圣的觀念，連根芽都還沒有”。英國給梁啟超印象深刻的是它的法治精神，法國讓梁啟超感動的是它的愛國精神。在參觀亞爾莎士、洛林二州時，給梁啟超刺激最深的是：“法國人這點愛國熱誠，他們全國人無論男女老幼，識字不識字，對于這件事都當作私仇、私恨一般，痛心刻骨，每飯不忘。法國能夠轟轟烈烈站在世界上頭，就是靠這點子精神貫注。”他盛推法國人的這種精誠愛國精神，由此梁啟超想起了淪落于日本之手的臺灣，“我們失臺灣，還是在法國失亞、洛二州后二十年哩，都是戰敗割地，情形全然一樣。人家是深痛徹骨，五十年間沒有一刻忘記。我們在當時，何嘗不也是人人驚心動魄，不過三五年，早已撇在腦后，像是公認搶劫的人有正當權利了。”對甲午戰爭后中國失去臺灣的恥辱，梁啟超一直耿耿于懷。

“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史唯一的特色”

梁啟超看到了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尖銳的勞資矛盾。他說：“自從機器發明工業革命以還，生計組織起一大變動，從新生出個富族階級來。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遍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工人為了維持自己的基本生計，不得不“到處成立工團，決心要和那資本家挑戰。他們的旗幟，是規定最低限的工錢和最高限的做工時刻”。他分析了解決這種矛盾的兩種派別：一派是“還承認現存的政治組織，說要把生產機關收歸國有”的各國社會黨；另一派是主張推翻現存政府，實行耕者有其田、工人管理工廠的俄國“過激黨”。他預估世界：“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史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但梁啟超并沒有因此立即倒向俄國式的革命，他對中西之間的社會矛盾作了比較，認同在中國采取溫和的社會改良政策，不同意將馬克思的社會革命學說，特別是其提倡的“生產機關國有論”搬到中國來。“若要搬到中國，就要先問什么是生產機關？我們國內有了不曾？就算有了罷，說要歸到國家，我頭一個就反對。你不看見鐵路么，鐵路國有權，是歐美社會黨最堅持的大問題，我們不是早辦了嗎？結果如何？在這種政治組織之下提倡集產，豈非殺羊豢虎？以上所舉，拿來做個比方，并不是論他的方法良不良，只是論我們用得著用不著。”這里顯示他對在中國運用社會革命方法的謹慎姿態，預示了他與國內新興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區隔。

尋求“中國之文藝復興”

梁啟超是一個極富時間感的思想家。20世紀來臨前夕，他首用“世紀”一詞，創作《二十世紀太平洋歌》，謳歌新世紀的到來。訪歐前夕，他又發表《將來觀念與現在主義》，特別強調中華民族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其強烈的“將來觀念”分不開：“我國是個狠有文明歷史的國家，這種文明歷史，都是從我們祖宗狠深強的將來觀念構造出來。我們受了這種好遺傳，就令不肖，何至便像阿非利加洲黑人今日想不到明日的事？”訪歐歸來，他強化了重振中國文化的信心，要求重新認識中國文化對世界的責任，這似與他內心頑強的“將來觀念”發酵有關。為此，他希望青年一代，“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我們人數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們對于人類全體的幸福，該負四分之一的責任。不盡這責任，就是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同時的人類，其實是對不起自己。”這種對中國文化四步走的規劃，構成其與新青年派不同的思想理路。可以說，在五四時期的思想譜系中，與杜亞泉、梁漱溟相比，梁啟超多了一些西方文化的新元素；與新青年派比較，他又多了一些中國文化的分量。梁啟超的這種思想定位在1920年9月創刊《改造》時得到了比較充分的展現。在新文化運動狂飆突進之時，梁啟超并不愿失去新文化的旗幟，被時代譏諷為過時的保守者；在歐戰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弊端百出、矛盾激化之時，他倍感珍惜中國傳統文明的現代價值，尋求“中國之文藝復興”。這是一條富有建設性意義的新思路，《歐游心影錄》的指向和意義即在于此。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