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祿琳瑯’剛開始修復的時候，一位同行來到文獻修復室參觀學習。他問我，您看什么時候能修好？我說，等它修好了，我可能也要退休了。8年多時間過去了，‘天祿琳瑯’修復項目終于宣布結項，我也即將滿60歲了。”

今年1月7日，國家圖書館為館藏珍貴古籍——清宮“天祿琳瑯”修復工程的圓滿完成舉辦了新聞發布會。會后，項目首席專家、國圖古籍館資深修復師朱振彬感慨地說。

人們用“補天之手，貫虱之睛”來形容古籍修復的絕技。朱振彬卻說，干這行沒有那么神，全靠“穩得住”。

人們常說“紙壽千年”，但修復師們都明白，書籍也會衰老，也會病痛。

42年間，朱振彬就穩穩地坐在無影臺燈下，分毫必爭地搶救著“傷病”的古籍，默默延續著“紙壽千年”的奇跡。

部分修復后的“天祿琳瑯”專藏

修舊如舊

1980年8月，朱振彬進入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北京圖書館工作。此時的北京圖書館古籍修復人才凋零，青黃不接。為此，一些有識之士就想到了已經退休在江西休養的第一代古籍修復專家、被譽為近現代古籍修復“一代國手”的張士達，想請他來館為古籍修復培養人才。

張士達16歲來到當時在京城古籍修復最負盛名的琉璃廠肄雅堂古書店學徒，后曾在琉璃廠開設“群玉齋”書店，1956年來到北京圖書館從事古籍修復工作。“當時，許多文化名人與學者都慕名找到張先生修復古籍，魯迅、郭沫若、馮友蘭、鄭振鐸、李一氓都曾是張先生的座上客。”朱振彬說。

北京圖書館選了三名年輕人向張士達拜師學藝，其中就有朱振彬。“在前門大街珠市口附近的香廠路國務院第六招待所，八旬高齡的張先生安頓下來。我們三人與他同住，學習古籍修復技藝的同時，也照顧老師的起居。”從此，朱振彬開始了三年與老師張士達朝夕相伴的學習生涯。當時，版本目錄學專家李致忠聽聞此事十分高興，特意在《北京晚報》上發布消息，對張士達八旬高齡仍帶徒授業表示敬意和祝賀。

“一部書修得好壞，不在于是否修復如新，而要看是否古風猶在。”

老師常說的一句話，成了朱振彬40余載古籍修復生涯的“指路燈”。這一修復理念也體現在朱振彬最近寫成的《古籍修復探索與實踐》一書中：“每每下手修書之前，我總會仔細審度，哪些是在修復過程中不能泯去的時間與經歷的痕跡，怎么修能讓古籍仍保持著一種舊裝的‘味道’。”這樣的一種覺悟和理念，在國家圖書館“四大專藏”之一的《永樂大典》的修復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朱振彬與《永樂大典》的初遇，要追溯到1983年初。1982年底，山東掖縣文化館的一位干部，在親戚家發現了一部古籍，認為與《永樂大典》相似，給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寫了一封說明情況的信。北京圖書館聞訊十分重視，派兩位古籍善本組專家專門赴掖縣了解情況、鑒定處置。1983年春，這部經確認為《永樂大典》（嘉靖鈔本）真字韻門制類首冊（兩卷）的古籍，被北京圖書館購回，送到修復組。

朱振彬描述他第一次見到的《永樂大典》的樣子：“那是一本‘無頭無腳’的書。”書頁沒有版面上部的“天頭”和下部的“地腳”，所有留白的部分都被裁去。“究其原因，是因為《永樂大典》使用的是上好的白棉紙，所以留白部分可能被當地的婦女裁去做花樣子、鞋樣子使用了。”

當時剛剛參加工作的朱振彬還沒有資格修復這種級別的古籍，他只是幫老師傅打打下手，但這次珍貴古籍修復的“初體驗”還是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經反復推敲，最終修復組選用乾隆高麗紙對這兩卷《永樂大典》進行修復。高麗紙是兩層紙，過于厚實，需要把紙揭開才能使用。由于紙張版幅過大，揭紙需要好幾個人把紙撐開，稍不留心紙面就不平整了，我當時就是那個撐紙的小徒弟。”這次幫忙讓朱振彬對《永樂大典》和珍貴古籍修復有了感性的體驗，為他此后參與《永樂大典》大修奠定了基礎。

《永樂大典》是明永樂一朝的大部頭皇家文獻，曾被譽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正本已亡佚，殘存于世的是嘉靖副本。“明代原裝的古籍本就不多，皇家的東西更是罕見，《永樂大典》的散佚是由于火厄及戰亂，并不是被人看壞的，國家圖書館現藏的224冊《永樂大典》大部分都是原裝文獻。傳世的明代刻本中很多裝幀都不是明代的，但《永樂大典》絕對沒有問題。”朱振彬介紹。

近20年后，《永樂大典》大修工程于2002年啟動。由于《永樂大典》的完整性，文獻修復組決定在修復時保持裝幀原狀，不能像修復一般古籍那樣，將書脊拆開，把書頁分成單張修補。“如果把書拆開修復，書皮和書脊都會遭到破壞，想要復原就更困難了。”

在修復《永樂大典》時，國圖的修復師創造性地發明了“掏補法”，將補紙按照書頁破損形狀撕好，蘸上漿糊，伸進折頁中間，一點一點“掏”著修補。“本著‘最小干預’的原則，我們保留了《永樂大典》原本的樣貌，雖然在平整度上稍遜，卻散發著舊書獨特的氣味。”朱振彬說。

“傷痕也是《永樂大典》歷史的一部分。”為什么這么說呢？這要從這部鴻篇巨制的曲折經歷說起。

1860年，英法聯軍侵入北京，從乾隆時期就被閑置在翰林院的部分副本《永樂大典》在這次浩劫中難逃厄運。“1900年，八國聯軍與義和團在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交戰，恰在翰林院旁邊。翰林院被糟蹋得一塌糊涂，剩余部分副本《永樂大典》有的被燒毀，有的被搶走，有的甚至直接被人扔在馬廄里。”

在《永樂大典》的書頁之上，常見斑駁的水漬、戳傷，甚至火燒的痕跡。而這些，都在修復過程中被如實地保留下來。

如今，當你來到國家典籍博物館第二展廳“《永樂大典》的回歸和再造”展，仔細品讀那些泛黃的巨大書頁，仍能看到上面的點點“傷痕”，訴說著那段傷痛而不容遺忘的歷史。

朱振彬在修復“天祿琳瑯”專藏

復原絕技

“在2013年8月我們啟動項目之初，沒有想到修復工作會遇到這么多困難。隨著工程的逐步展開，才發現它的破損程度要比原先預想的嚴重得多。”

朱振彬所說的，正是剛剛完成的，被業界譽為“里程碑式修復”的“天祿琳瑯”古籍修復項目。

“天祿琳瑯”是清乾隆皇帝的藏書精華，但這套仍存世的清代皇室藏書卻在歷史的長河中幾經浩劫、命運多舛，破損十分嚴重。

國圖是全世界“天祿琳瑯”藏有量第二大的單位，共藏279部、3500多冊。其中宋、元刻本占比較大，并且保存著《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后編》中最為珍貴的大部分古籍。

“天祿琳瑯”中的許多書絮化、蟲蛀、鼠嚙等情況十分嚴重，甚至有很多書打不開，因而無法編目。直到2013年4月至6月，國圖古籍館才完成了未編“天祿琳瑯”古籍的整理，并在整理中對此古籍進行了破損狀況初步調查。

調查結果觸目驚心：“我們將古籍的破損程度分為五個等級，其中五級最低，一級最高。而按照‘天祿琳瑯’的現存情況，一級、二級是它的‘常態’，嚴重破損的占總量的1/10左右，300余冊古籍急需搶救性修復。”朱振彬說。

“天祿琳瑯”專藏除了破損嚴重，修復中所涉及的材料也十分繁雜，這給修復后達到“整舊如舊”效果增加了難度。朱振彬以重度破損的珍貴古籍《漢書》元大德刻本舉例：僅這一種古籍使用的紙張材質就有四種：書頁是普通竹紙，襯紙是混料紙，鈐蓋著乾隆三璽的護頁是宣紙，而書衣是粉蠟箋紙。

修復師首先考慮采用材質接近的舊紙對古籍進行修補。國圖的紙庫中，有各種門類的舊紙“存貨”。朱振彬說，國圖古籍修復已有百年歷史，這些舊紙一部分是百年工作積累，另一部分是有使命感的老師傅們，從過去的舊貨市場中淘來的。

在修復過程中，如果找不到合適的舊紙，修復師會使用連紋、薄厚、韌勁、強度與原古籍幾乎一致的手工新紙，進行處理后當作“替補”。這時候，為了使紙張的顏色和古籍更加協調、匹配，修復師會對新紙進行調色處理。“染色使用的顏料，都是純天然的。”在國圖文獻修復室擺放著一個“藥師柜”，一個一個的小抽屜格子上寫著名稱，有板栗殼、橡子殼，有梔子、黃檗等中藥，甚至還有茶葉。這些都是配紙時使用的染料。

修復中，遇到一些制作技藝已經失傳的古代紙張，修復師也會通過反復摸索，力圖找到最“完美”的解決方案。比如《漢書》的書衣材質——粉蠟箋紙，這種在清宮藏書中廣泛使用的材質始自唐代，它巧妙地融合了吸水的“粉”和防水的“蠟”兩種材料，既平滑細密、利于書寫，又富有光澤、歷久彌新。其制作工藝在清代達到頂峰，又在20世紀初失傳。近年來，業界不斷有人嘗試找回失傳的工藝。

8年間，修復師們查找文獻記載，不斷配比試驗，終于仿制出了區別于新仿粉蠟箋紙，又與原書衣工藝接近、外觀一致的材料。仿制的新粉蠟箋紙也成功應用在了《漢書》書衣的修復中。

如今，曾經滿目瘡痍的“天祿琳瑯”藏書，風骨依然地回到了人們的視線中。“這些修復后的元刻書，在標準的存藏條件下，再保存200年也沒有問題。”朱振彬充滿自信地說。

“天祿琳瑯”專藏修復前的狀態

薪火相傳

歷時十余年的全國古籍普查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全國2861家古籍收藏單位完成普查登記工作，270余萬部古籍擁有了“身份證”。朱振彬介紹，“根據統計，全國公藏單位古籍藏有量約在3000萬冊，如加上民間收藏可能突破5000萬冊。”

卷帙浩繁的古籍善本要保存管理妥當，急需大量專業古籍修復人才的呵護。而在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開展之前，全國從事古籍修復的專業人士尚不足百人。“當時有業內人士戲稱，修古籍的人‘比大熊貓都珍貴’。”朱振彬說。

人們常說，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這句話對于古籍修復來說，也十分恰當。

修書是個慢活兒，朱振彬以自身經歷舉例子，“我跟著老師學徒三年，到了組里從簡單的任務開始著手，沒個五六年接觸不到珍貴的古籍。照這個速度，老師傅都退休了，年輕人才還沒成長起來。”

“原汁原味”但進展緩慢的傳承方式，難解古籍修復巨大需求的燃眉之急。為此，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已經探索出培訓基地、高等院校、傳習所“三位一體”的創新模式。其中，傳習所重在古籍修復的非遺技藝傳承，充分利用奇缺的專家資源，專項培養古籍修復骨干力量。2013年至今，全國已建立32家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所，以開展珍貴古籍修復項目為契機和平臺，讓修復人才在實戰中得到鍛煉。

朱振彬是國家古籍修復技藝傳習中心及江蘇傳習所的導師。江蘇傳習所位于南京圖書館，是古籍藏量全國第三的收藏單位。為什么選擇在這里“收徒”？朱振彬說，這和自己的老師張士達頗有一番淵源。

1957年，文獻學家趙萬里為編《中國版刻圖錄》，在全國重點圖書館搜集善本時，發現南京圖書館的“十大鎮館之寶”之一——南宋刻本《蟠室老人文集》已破損不堪。于是，趙萬里與南圖協商，把此書帶回北京圖書館，請張士達進行修復并配置了楠木書盒。修復完成后，在第一冊護葉中間寫有“一九五九年一月張士達裝”跋文。張士達曾回憶：“楠木盒是用原故宮造辦處的楠木料做的，而跋文是趙萬里先生為我寫的，寫好后由我自己粘貼上去。”

幾年前，朱振彬的同事出差到南京圖書館，回來后跟他說，“看到了你老師修的一部書”。從那時起，朱振彬就萌生了親眼看看這部老師修復的珍貴古籍的想法。

“過去修復古籍，是不會留下修復者痕跡的，也沒有修復檔案。就算是1949年開始修復的珍貴古籍《趙城金藏》，也只留下了一本簡略的‘流水賬’。這部《蟠室老人文集》可以說是目前為止發現的唯一留有修復者痕跡的古籍。”借著到江蘇傳習所“收徒”的機會，朱振彬圓了自己的夢。在南京圖書館，他看到了這部古籍，“真的仿佛是隔著時空，跟張先生進行了一次親密對話，太珍貴了。”

而江蘇傳習所開辦以來的首個任務是修復與《蟠室老人文集》并列“十大鎮館之寶”的顧炎武手稿——《天下郡國利病書》。作為導師參與其中的朱振彬說，“感覺這是延續了師父的腳步，是一段很奇妙的緣分。”

朱振彬回憶起初見這部顧炎武手稿時的情景。這是一部60冊的“大部頭”，大部分保存狀況良好，但其中有4冊破損狀況十分嚴重，書頁卷曲、糟朽得如同煙葉，令圖書館的修復人員難以下手。在朱振彬的建議下，傳習所找出了一部破損程度類似，但不及這部書珍貴的手稿給學員們“預習”，提前長經驗。

此后，朱振彬為《天下郡國利病書》量身定制了修復方案，帶領傳習所的7位修復人員按既定步驟展開局部加固。每年，他都會有幾個月的時間在南圖度過，針對修復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為徒弟們答疑解惑，幫他們解決難以處理的“疑難雜癥”。

經過四五年的傳習，《天下郡國利病書》的修復工作即將完成，而南京圖書館的古籍修復人員也在實戰中獲得了修復珍貴古籍的經驗，可以“出師”了。

除了傳習所，如今的古籍修復人才培養還包括開辦培訓班、與國內高校聯合培養等創新模式。“經過十余年的努力，全國古籍修復的專業隊伍已從2007年前的不足百人，發展到現在的超過千人。”

說到這里，即將年滿60歲的朱振彬，露出欣慰的笑容。一個“紙壽千年”的夢想，即將在薪火相傳中實現。在時光的長河里，古籍的生命將得以永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