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95后新人作家宗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至少還有文學》。書中對菲茨杰拉德、卡夫卡、魯迅、伍爾夫、張愛玲等三十位中外作家作品進行了細致分析與重讀。這是一部頗具見識的作家作品論，也是一部具有可讀性的文學隨筆集，正如宗城所說，“寫作這本書時，我并沒有采用教條的學院分析式話語，而是試圖在‘學理性’和‘可讀性’之間找到平衡，把作家們的作品和故事更生動地展現出來。我更感興趣的是文學與生活之間的關系——文學如何影響了生活，生活又是如何反哺文學？在文學共和國里，為什么作家們能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徑？”經作者授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其中《汪曾祺的腔調》一文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至少還有文學》，宗城 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一個人要從事文學寫作，語感是很重要的一項。天才作家往往都有異于常人的語感，同一件事情，別人講起來枯燥乏味，他來說就能吊人胃口，這種敘述能力的差異就跟講故事的水平和語感有關。所以作者的必修課之一就是培養語感，挑選語言好的作家閱讀，自己的文章也會好看許多，汪曾祺就是這樣一位語感極好的作家。

我們要了解一位作家的語言為什么好，不妨從他的師承入手。文學是接力棒式的傳承，我們總能在今天的作品中看到前人的影子，汪曾祺是一位閱讀量非常廣博且雜食的作家，其中對他影響較大的前輩，首先人們會想到的是沈從文，他是汪曾祺在西南聯大遇到的老師，二人的師徒情誼在現當代文學史也是一段佳話。在《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一文中，汪曾祺詳細地談論了沈從文的寫作習慣、寫作風格，文中寫道：

沈先生講創作，不大愛說“結構”，他說是“組織”。我也比較喜歡“組織”這個詞。“結構”過于理智，“組織”更帶感情，較多作者的主觀。他曾把一篇小說一條一條地裁開，用不同方法組織，看看哪一種形式更為合適。

有一回，汪曾祺寫了篇小說，自以為對話寫得非常漂亮，沈從文卻對他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沈從文認為：“對話就是人物所說的普普通通的話，要盡量寫得樸素，這樣才真實”。日后談到寫作時，汪曾祺也說，“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什么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這與沈從文說“要貼到人物來寫”其實一脈相承。

在現代白話文作品里，除了沈從文，魯迅、周作人、老舍、聞一多也是對汪曾祺較有影響的作家，而在此之外，汪曾祺受民間文學和古代文學的影響更為深遠。他閱讀了大量民間生活雜記，主要與花鳥從魚、節日風俗、飲宴游樂有關，這一習慣從他年少時的閱讀就已經開啟，他的書單里既包括《陶庵夢憶》《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等古代文人散記。也包括《嶺表錄異》《嶺外代答》《南昭國志》《景德鎮陶錄》等地方志、民族志、地方手藝風俗史，還有像《植物名實圖考長編》《野菜譜》昆蟲記》這樣跟花鳥蟲魚有關的作品。

再者是古代史書、詩詞和小說。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史記》，《史記》培養了汪曾祺對歷史和傳奇故事的興趣。再有像是歸有光的《先妣事略》《項脊軒志》《寒花葬志》，這些汪曾祺年少時讀過的散文，他后來說：“一個人成為作家，跟小時候所受的語文教育、跟所師承的語文教師很有關系。”汪曾祺先后跟隨多位老師學習過《史記》、桐城派古文、唐詩宋詞等，其中張仲陶先生教《史記》、韋子廉先生教桐城派、高北溟先生教國文（他也教育汪曾祺要“為人正直，待人以誠，清高而從不與世俗合污，終生勤奮”）等，對汪曾祺影響很深。

在西南聯大讀書時，他上過通識課《大一國文》，也選了聞一多的唐詩、楚辭課、朱自清的宋詞、唐蘭的“詞選”、王力的“詩法”課、楊振聲的“漢魏六朝詩選課”，以及左傳、史記、杜詩諸課，業余時間，他還讀了《漱玉詞》《斷腸詞》《劍南詩鈔》等作品，使自己積淀了深厚的古代文學基礎。

在汪曾祺受惠的文學資源里，還有一類不可忽略的是民間文藝，包括民間戲曲、民歌、民間傳說等。汪曾祺在《小說的思想和語言》里曾說：“語言文化的來源，一個是中國的古典作品，還有一個是民間文化，民歌、民間故事，特別是民歌。因為我編了幾年民間文學，我大概讀了上萬首民歌，我很佩服，我覺得中國民間文學真是一個寶庫。”

1950年代，汪曾祺借擔任《說說唱唱》《民間文學》等刊物編輯的便利，廣泛搜集了各地民歌、戲曲，其中包括敦煌變文、《云謠集雜曲子》、打棗桿、掛枝兒、吳歌、《白雪遺音》等民間藝術，這些素材的積累是，使他不僅能熟練運用民間掌故，也在后來創作了《一匹布》《裘盛戎》《一捧雪》《大劈棺》等戲劇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早年還是一個現代派，他那時候愛寫小說，凈寫一些讓人看不懂的文字，美其名曰現代主義。據他說，這是受西方現代派作品影響的結果，在當時，卡夫卡、福克納、喬伊斯、普魯斯特都是影響一代中國文學青年的作家，但是汪曾祺這條現代主義之路并不長久，在西南聯大求學后，他轉而追求雅俗共賞的語言風格，讓大眾看得懂，又能保留文學性。

汪曾祺的作品很雜，但語言風格是很有辨識度的，很脆，干凈，富有音樂感。在《談讀雜書》一文中，汪曾祺曾說過讀雜書對語言的幫助：

雜書的文字都寫得比較隨便，比較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為文，但自有情致，而且接近口語。一個現代作家從古人學語言，與其苦讀《昭明文選》、“唐宋八家”，不如多看雜書。這樣較易融入自己的筆下。……包世臣《藝舟比楫》去：“吳興書筆，專用平順，一點一畫，一字一行，排次頂接而成。古帖字體，大小頗有相徑庭者，如老翁攜幼孫行，長短參差，而情意真摯，痛癢相關。吳興書如士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爭先競后之色，人人見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他講的是寫字，寫小說、散文不也正當如此嗎？小說、散文的各部分，應該“情意真摯，痛癢相關”，這樣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在我看來，汪曾祺文字的味道其實跟一座城市很像，那就是昆明。汪曾祺的青春期是在昆明度過的，從十九歲到二十六歲，在昆明，他求學、戀愛、謀生，走遍昆明的大街小巷，領略過西南聯大的神采，聯大諸君把他的胃口養刁了，使他更追求文字上的趣味，不要規矩，而是要講究好玩、有趣、說人話。

他主張有煙火味的文字，為此他說：“到了一個新地方，有人愛逛百貨公司，有人愛逛書店，我寧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雞活鴨、新鮮水靈的瓜菜、彤紅的辣椒，熱熱鬧鬧，挨挨擠擠，讓人感到一種生之樂趣。”

泡茶館、木香花、汽鍋雞，如果我們仔細欣賞汪曾祺的文字，會發現他不喜宏篇大論，不做裹腳布句子，反而喜歡談談飲食風物，使文字活色生香。他寫風物，不濫情，寫人事，不油滑，如同風行水上，點到為止。

例如他寫昆明，重點寫的著重描繪的不是昆明的歷史大事，而是白貓、軟墊、汽鍋雞、過橋米線、菌子、泡梨、葛根、燜雞，匯總起來，就是一幅昆明的美食地圖。你會看到不同米線的口感差異，也能也柔軟夜色中游蕩金馬碧雞坊、文林街、龍翔街、大觀樓、翠湖、茶館等。汪曾祺在1996年給《昆明貓》畫作寫的款識，就可見他的趣味。款識寫道：“昆明貓不吃魚，只吃豬肝。曾在一家見一小白貓蜷臥墨綠色軟墊上，嬌小可愛。女主人體頎長，斜臥睡榻上，甚美。今猶不忘，距今四十三年矣。”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汪曾祺的行文，那就是“從容”。汪曾祺很注重文字的干凈，字里行間，流淌著從容不迫的氣度。他說在北京的畫家中，王夢白最為蕭疏淡雅，結構重留白，用筆如流水行云。其實汪曾祺的文字也有這個特點。

1986年，汪曾祺在為1987年1月出版的《大眾小說》創刊號書寫題詞時，曾留下兩句:“慣吃家常飯，長留雞蛋書。上黨余風在，先驅德不孤。”這兩句話，原是題《大眾小說》兼懷作家趙樹理。趙樹理曾希望他的書能在集市上賣，農民可以拿雞蛋來換，謂雞蛋書。汪曾祺寫這兩句話，是用親切家常的文風，呼應趙樹理的主張。相比趙樹理，他的文字更清秀，但二者殊途同歸，都是對普通人極為親近的文字。究其原因，無非是汪曾祺寫作不拗口，不故作高深，他有自己的清高，但不傷人，他追求語言的美感，但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他是傳播知識卻不使人感到賣弄的人，他的談吐總像信手捏來，老頭兒隨口拉家常，見多識廣，說的也就自有閱歷的沉淀，而不是那種半桶水的賣弄，不會給人一種知識炫耀的壓迫感和傲慢感。

汪曾祺文字的親民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對俗文學的繼承。他是一個閱讀面極廣的作家，既閱讀四大名著、詩詞歌賦，也熱衷于搜集志怪小說、方志民謠、各色菜譜，乃至市井孩童唱的歌謠和段子。他主張：“通俗文學不可輕視，比起雅文學（或稱嚴肅文學）并不低人一等，雅俗之間并無絕對的界限，有一天也許會合流的。”在《〈中國尋根小說選〉序》中，他也曾表示，希望青年作家“能夠融會今古，折衷雅俗，不要脫離一般讀者的欣賞習慣過遠”。

汪曾祺喜歡談吃，他寫吃的時候特別讓人親切。散文《談吃之豆腐》開篇就道：“聽說張家口地區有一個堡里的豆腐能用秤鉤鉤起來，扛著秤桿走幾十里路。這是豆腐么？點得較嫩的是南豆腐。再嫩即為豆腐腦。比豆腐腦稍老一點的，有北京的‘老豆腐’和四川的豆花。比豆腐腦更嫩的是湖南的水豆腐。”再比方說昆明的美食，他說到米線：

昆明講究“小鍋米線”。小銅鍋，置炭火上，一鍋煮兩三碗，甚至只煮一碗。米線的配料最常見的是“悶雞”。悶雞其實不是雞，而是加醬油花椒大料煮出的小塊凈瘦肉（可能過油炒過）。本地人愛吃悶雞米線。我們剛到昆明時，昆明的電影院里放的都是美國電影，有一個略懂英語的人坐在包廂（那時的電影院都有包廂）的一角以意為之的加以譯解，叫做“演講”。有一次在大眾電影院，影片中有一個情節，是約翰請瑪麗去“開餐”，“演講”的人說：“瑪麗呀，你要哪樣？”樓下觀眾中有一個西南聯大的同學大聲答了一句：“兩碗悶雞米線！”這本來是開開玩笑，不料“演講”人立即把電影停往，把全場的燈都開了，厲聲問：“是哪個說的？哪個說的！”差一點打了一次群架。“演講”人認為這是對云南人的侮辱。其實悶雞米線是很好吃的。

美食之外，汪曾祺對自然的描寫也很溫柔、細膩。在《釣》中，是“曉春，靜靜的日午”；在《翠子》中，是蜷藏在墻角的青苔深處的夜；在《悒郁》中，是“秋天生長在淡淡的稻花香里”。汪曾祺有一支擅于調動感官的筆，視覺、聽覺、嗅覺、味覺，都融于他詩化的文字，他寫的散文和小說，底色是詩，像一位游走山野的明清士大夫，碰巧闖進了白話文的世界。他自有傳統士人的一面。無論是他引用的詩文，還是他對文氣、格律、字句的咂摸，乃至他的“工整”，都流露出他老派文人的一面。

許多自居高雅的作家追求精致，但最后卻演變為“架子”，他們端著寫，一字一句都拿腔拿調，但湊在一起，就像是裝腔作勢的賣弄。汪曾祺其實也賣弄，但他賣弄地不叫人討厭，他很知道怎么放下身段講話，在他的文字里沒有盛氣凌人的姿態，而是流淌著濃厚的對民間的好奇。因這好奇心，加上對文字的講究，汪曾祺描繪民間鄉土時并沒有知識精英的傲慢感，也沒有一般中國作家寫鄉土的土氣。比方說《受戒》的開頭：

庵趙莊有座荸薺， 老家俗稱“地雷子”，皮色紫黑，肉質潔白，味甜多汁，清脆可口，既可做水果生吃，又可做蔬菜食用。）庵（實為“菩提庵”，被大家叫訛了，叫成荸薺庵），庵內13歲的小和尚明海因為家里人多地少而被舅舅帶來出家的。他舅舅是庵里的當家和尚仁山……明海和小英子一起做針織，一個畫花，一個刺繡；一起栽秧、薅草、車水、放割稻子、打場看場。四年以后，明海就要受戒，受了戒就能做“ 沙彌尾 ”，將來能做方丈。小英子劃船送他去善因寺受戒。

如學者孫郁的判斷：“汪曾祺文筆中有許多‘暗功夫’，他是從古典和鄉土中緩緩而來，從大眾和民間提取詩意。”倘若要論汪曾祺對現當代中國文學的貢獻，其一，是他對小說、散文和詩歌三種文體的組合試驗，用散文的話語寫出凝練的小說，又用詩的洗練澆灌散文。在這一點上，周作人和廢名都有所嘗試，而汪曾祺更進一步，《受戒》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其二，便是汪曾祺有意黏合了“古典”與“鄉土”，令中國的鄉土文學也能充滿詩性。

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從民國時期就開始寫作，但在四十年代，他的名氣并不高，反而是改革開放后，汪曾祺迎來作品的井噴期。1979年到1981年，他的小說《騎兵列傳》《受戒》《異秉》和《大淖記事》先后發表，不僅引起嚴肅文學圈子的熱議，也在民間掀起了汪曾祺熱，這股熱潮開端于八十年代，一直持續到現在，如評論者孔雪在《汪曾祺：“被遮蔽的大師”為何回溫？》一文中所說：“1997年去世時，他并不算出名。但自其去世后，每年都有幾部作品出版，銷量出乎意料的好。他是個去世后出版作品量遠超生前的作家，讀者群體涵蓋老中青三代。”

汪曾祺為什么在晚年走紅？他的文學特別在哪里？這需要追溯到改革開放前的文學環境。改革開放前，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泛濫，“宏大敘事”、“英雄史詩”支配了文學創作，注重審美和個人情感的文學被壓制。當時，汪曾祺的文學主張與主流格格不入，他那些清新繾綣的文字，容易被當作小資產階級美學趣味的靶子。

七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宏大敘事支配文學太久，地上文學已漸漸不堪重負，反而是一批地下文學引起了青年人的興趣，北島、芒克、多多等人，象征了詩歌美學復興的晨光，而在小說、散文界，讀者也迫切希望看到不同于“革命＋戀愛”模式的文字，希望文學能重新給予他們精神和審美上的愉悅，汪曾祺重出江湖，恰在其時。

盡管在七十年代末，對汪曾祺的討論仍然局限在文學圈內，但在當時，一些評論家已經意識到他的特別。曹文軒后來回憶道：“有見識的讀者和評論者，都有一種驚奇，覺得總在作深沉、痛苦狀的文壇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風氣。”王德威敏銳地發現了汪曾祺所處的文學脈絡，他的作品不但深受沈從文的影響，而且與葉紹鈞、周作人、廢名、何其芳、卞之琳等人都有著微妙的牽連。 汪曾祺是江蘇高郵人，沈從文是湖南鳳凰人，葉紹鈞生于江蘇蘇州，周作人在浙江紹興，而廢名、何其芳、卞之琳也皆為南人，其中尤以兩湖和江浙為重。

在中國古代，這是楚文化與吳越文化的發源地，也是南方文化流散之地。汪曾祺愛談吃，也喜歡品評花花草草，就得益于江浙之地的整體氛圍。如果我們翻閱明代人的筆記或散文，最愛談吃的，最留心花花草草的，也是家境殷實的江浙士大夫。到了民國這一脈，比汪曾祺早些，周作人也愛談吃，80年代末鐘叔河先生選編的《知堂談吃》就收錄了94篇散文和6首打油詩，都有周先生對飲食的看法。

汪曾祺的故鄉高郵也是一個養人味蕾的地方。高郵是江左重鎮，地處江淮，素有魚米之鄉的名號。按資料，京杭大運河高郵段以東16個鎮以種植水稻、小麥、棉花、油菜為主，高郵湖以西4個鄉鎮以種植水稻、小麥、油菜為主，其中菱塘回族鄉、天山鎮分別兼種湖桑、茶葉。而高郵成網的河渠、成片的蕩灘里，輕易可見高郵鴨、揚州鵝的身影。銀、鯉、青、草、白、鱔魚和蟹、蝦等也游弋于此。汪曾祺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里，耳濡目染，自然樂于談吃。

汪曾祺曾書寫過高郵，他在《我的家鄉》中道：“家鄉高郵在京杭大運河的下面。我小時候常到運河堤上去玩 。我讀的小學的西面是一片菜園，穿過菜園就是河堤。我的大姑媽的家，出門西望，就看見爬上河堤的石級。”而他的一些小說、散文，描寫的環境亦有家鄉的影子。高郵不但影響了汪曾祺的“吃食”，也讓他浸染了江左士人的氣質，汪曾祺講究一種“審慎沉靜”的格調，多年的學養與對世俗的接觸讓他對人情世故甚至社會變化有所把握，這讓汪曾祺更懂得如何保全自身，也更明白“體面”之道。

……

附：新書簡訊

《至少還有文學》

作者：宗城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2年03月

ISBN：9787530221778

作者簡介

宗城，1997年生。廣東湛江人。曾獲青年文學獎、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第一屆書評獎。作品散見于《書城》《單讀》《西湖》《作品》《財新周刊》等，有文章被《新華文摘》《長篇小說選刊》《文藝報》等轉載。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95后新人作家宗城在2018年到2021年間創作的三十篇作家作品論。本書是一部文學隨筆集，分為上中下三輯。上輯“心靈的辯證法”主要探討的是作家對心理深度的挖掘，如菲茨杰拉德、弗吉尼亞·伍爾夫、張愛玲等，他們的文學關注人的心理活動、人對記憶的處理方式，聚焦現代人在精神層面所要面對的全新挑戰。中輯“擠掉自我的奴性”關注作家“向外突破”的勇氣和對社會的反映，如契訶夫、卡夫卡、王小波等，偉大作家往往既能寫出人心靈的煎熬，也能感受到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下輯“經典細讀”則是比較純粹的文本細讀和分析，在這一部分，作者更為關注的是魯迅、汪曾祺等作家的文學及其背后的思想與美學痕跡。在創作過程中，作者遵循“文學即人學”的觀點。一方面，希望寫出文學人物的光彩和血肉；另一方面，試圖通過這部作品，實踐一種文學與人生結合的方法論。

目錄

上輯 心靈的辯證法

躲藏的藝術：袁哲生小說論

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劉以鬯小說論

菲茨杰拉德：逆水行舟

替罪羊與灰燼之谷：試論美國二十世紀早期小說

弗吉尼亞·伍爾夫：被神話與被誤解

艾米莉·狄金森：詩是苦悶時刻的救贖

露易絲·格麗克：每天/人都在死亡。而這只是個開頭

伊麗莎白·畢肖普：失去的藝術不難得到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星群寫作者

艾麗絲·門羅：房間里的另一座孤島

張愛玲：孤獨的人有他們自己的泥沼

中輯 擠掉自我的奴性

契訶夫：寫作是一點一點擠掉奴性

卡夫卡：一個文學的奴隸

托馬斯·哈代：維多利亞時代的良心

羅曼·加里：一位憂郁的人道主義者

太宰治：天才與魔鬼

加萊亞諾：他寫作關于悲慟靈魂與屠戮的故事

安德烈斯·巴爾瓦：后革命年代的文學書寫

王小波：一位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者

錢鍾書：一位知識分子的轉型

金愛爛：韓國平民文學的繼承者

保羅·索魯：尋找八十年代的中國

下輯 經典細讀

魯迅小說的鬼氣與冷氣

汪曾祺的腔調

重返《大明王朝1566》

《包法利夫人》是怎樣清算浪漫主義的

《洛麗塔》：文學如何警惕內在的殘酷

夢魘空間的結構藝術：張愛玲的《沉香屑·爐香》

遺忘、記憶與欺騙：重讀石黑一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