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眼納千江水、胸起百萬兵，把握歷史進程和時代大勢，反映中華民族的千年巨變，揭示百年中國的人間正道，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唱響昂揚的時代主旋律”。推動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需要文藝工作者從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與中華兒女的奮斗歷程中汲取創作資源，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塑造好具有時代特征、民族個性、美學內涵的典型形象，這是時代賦予廣大文藝工作者的責任與使命。

近年來，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七十年盛典，還是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華誕，廣大戲劇工作者都以極大的責任意識、創作熱情和奮進動力，從社會主義建設史、中國共產黨的奮斗史中開掘歷史資源，聚焦紅色題材，強化藝術主題，展現歷史境遇，塑造英雄形象。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許多優秀紅色題材的戲劇創作，擷取百年黨史中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謳歌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堅定、奮斗犧牲的英勇、振興中華的豪情，展現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謳歌人民的偉大斗爭和奮斗精神。近年來，各地院團復排、新創了一系列優秀作品，如戲曲《王貴與李香香》《焦裕祿》《飛奪瀘定橋》《紅軍故事》等，舞劇《紅色娘子軍》《永不消逝的電波》《草原英雄小姐妹》《天路》等，歌劇《白毛女》《黨的女兒》《江姐》《金沙江畔》等，話劇《香山之夜》《紅巖魂》《雨花臺》《深海》《今夜星辰》《平凡的世界》《柳青》《路遙》《干字碑》《情系賀蘭》《林基路》《直播開國大典》等。

當我們談論紅色戲劇時，我們在談論什么？不僅是在談論題材、敘事、形式、技法等等，而且還談論鮮明生動的典型形象。以上海歌劇院復排的歌劇《江姐》為例，在敵后戰場，江姐出生入死，機智勇敢；被捕之際，她設法發出暗號，保護同志；敵人威逼利誘不成，對她實施了種種酷刑，當竹簽子扎進指尖之時，江姐吶喊：“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江姐說出的不只是一句豪言壯語，更是她用生命寫成的義薄云天的詩句。此劇不僅表現了作為革命者的江姐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還刻畫出她是黨的女兒，是堅強的戰士，是真正的英雄，是偉大的女性。

在共和國的紀念碑上，有很多為了理想舍生忘死的共產黨員的英名，他們用生命履行“永不叛黨”的入黨誓言。南京市話劇團演出的話劇《雨花臺》表現的是極端情境下的舍生取義。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面對敵人威逼的“自白書”，保持對黨的忠誠，就等于親手簽署了自己的死亡令。惲代英、許包野、施滉、冷少農、袁咨桐等共產黨員，被關押、遭毒打，但是他們寧可壯烈地死，絕不茍且地生。劇中，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曾經獲得德國、奧地利兩國哲學博士學位的許包野就義前對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曾經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教授施滉說，“你我付出一人之生命，或許就將新中國的誕生提前了一個小時，萬千同仁付出生命，則理想之國，近在咫尺。這美好的一天，就留給后人吧！”這些英烈用他們的血肉之軀，譜寫了感天動地的正氣歌，表現出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同在的精神品質。

重慶話劇院演出的《紅巖魂》，表現了1949年蔣介石政權敗走臺灣之前，對關押在重慶中美合作所的共產黨人的殘酷打擊和瘋狂殺戮。面對死亡，革命者英勇不屈、大義凜然，此劇塑造了劉國鋕、陳然、江姐、王樸等一批革命烈士的光輝形象，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酷刑折磨，他們寧可自我犧牲，也要堅定維護黨的利益，保護革命同志。在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中，獄中的共產黨員們滿懷深情繡紅旗，表達對未來新世界的向往和祝福，可是他們為之奮斗的新世界于他們則是無緣得見，他們含笑走向刑場，倒在黎明前的暗夜里。

“紅旗渠”是20世紀60年代在太行山上開鑿的一條水渠，河南省話劇院演出的話劇《紅旗渠》講述了縣委書記楊貴帶領農民，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進山修渠的故事。在沒有大型機械設備的前提下，河南農民靠著鋼釬和钁頭，硬是奮戰10年，在懸崖峭壁上開鑿出一條70多公里的人工天渠，將漳河水引入林縣，解決了農民的生活用水和農業澆灌問題。劈山鑿渠時，有小伙子被落石砸死，楊貴向鄉親們賠罪，小伙子的母親說，你不是本地人，你來這里修渠，圖啥呢？你有恩于我們！兒子是為了讓鄉親們都喝上干凈的水，他死得值！中國的老百姓不相信花里胡哨的大道理，他們最講實際、最通情理。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一些戲劇表現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英雄，他們將個體生命融入到民族發展、祖國強盛的偉大事業之中。比如《谷文昌》中的主人公谷文昌，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福建東山任縣委書記，此地是海防前線，敵特滋擾，黃沙彌漫，百廢待興，經濟困難，谷文昌決心造福一方，治理沙丘，他說：“我要是治不了沙子，就讓沙子把我埋了！”他帶領當地百姓找水源，種樹木，治黃沙，建堤壩，奔富裕，把貧窮落后的漁村改造成了風景如畫的人間樂園。如今當地老百姓每逢春節都沿襲一個習俗：先拜谷公，后祭祖宗。

人們對紅色題材的認知程度、認可程度，來源于典型人物的刻畫精度、人性深度、美學厚度。每當想起《紅色娘子軍》，人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高舉刀槍、“向前進，向前進”的吳清華及女紅軍形象；每當想起《黨的女兒》，就會想到在風雨如晦的歲月里，田玉梅用咸菜交黨費的情景；每當想到《路遙》，眼前會映現“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的人民作家身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學藝術以形象取勝，經典文藝形象會成為一個時代文藝的重要標識。一切有追求、有本領的文藝工作者要提高閱讀生活的能力，不斷發掘更多代表時代精神的新現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創造，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美學風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的藝術形象，為時代留下令人難忘的藝術經典”。在紅色題材戲劇創作中，藝術形象如何“典型”？怎樣“鮮明”？已經取得的經驗值得總結，尚需拓展的空間值得探究。

其一，表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認為，文藝是物質生活制約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一種社會意識形式。馬克思強調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也就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作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作類存在物”“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是我們認知和判定典型人物的重要依據。

在革命烈士、英雄形象塑造中，創作者要對人物賴以產生的歷史文化環境進行典型性展現，不僅要表現革命發展的必然趨勢、時代背景、現實境遇，而且要按照藝術的規律，在戲劇情境中表現人的處境、行動、命運、心性、品格的形成。某些革命歷史題材戲劇，對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把握不夠精準，以和平時期的想當然看待歷史的極端情境，以自身的世俗標準、犬儒哲學評估革命志士的犧牲價值，這無疑會影響形象塑造的藝術效果。

其二，藝術典型是共性與個性、現象與本質的有機融通。馬克思曾說：“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現著無窮無盡的色彩。”恩格斯認為，文藝形象一方面要充分表現主要人物的階級本質和時代特色；另一方面，人物的階級本質和時代特色要更多地通過劇情本身的進程使這些東西生動地、積極地，也就是說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要根據“人物的有代表的性格”做出“卓越的個性刻畫”。“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每個人都是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正如老黑格爾所說的，是一個‘這個’。”舞臺上的人物，要成為鮮明、純粹、典型的“這個”，而不是泯然眾人、眉目不清、特征不明。

每個人的生命軌跡，都存在于特定的歷史時期，當他們走過這條唯一性的人生途徑時，各自的文化背景、身世處境、行為方式、內心感觸、精神氣質、哲學思辨、倫理范式、價值評估等等，都不盡一致。同樣是國家棟梁、知識分子，舞臺上的錢學森、郭永懷、黃旭華個性分明、絕不雷同；同樣是舞臺上的縣委書記，焦裕祿、谷文昌、楊貴使命相同、情懷相近，卻各自顯現出不同的創業方式和奮斗路徑。

其三，藝術典型應當具有美學內涵和深刻人性。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要“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文藝作品要體現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要反映現實、觀照現實，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古雅典修辭學家朗吉弩斯認為，作者必須具有“偉大的心靈”，藝術所體現的崇高正是“偉大心靈的回聲”。德國啟蒙運動時期的美學家鮑姆嘉通認為，審美活動可以反映客觀世界的和諧與秩序。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任何事物，凡是我們在那里面看得見依照我們的理解應當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東西，凡是顯示出生活或使我們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藝術形象要靠高尚的情感打動觀眾，要靠人性的魅力感染觀眾。每一位革命志士的身上，都體現了家國情懷、民族大義、理想信念、寶貴品質，自身具有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

文藝創作者對自己的人物要做到真知真懂、同理共情，要寫出他們的精、氣、神、韻。歷史發展如一騎絕塵，今人自然無法進入舊日情境，但是穿越藝術感知與想象的時空，今人與先烈血脈相通，能夠產生心靈共鳴、情感互動、精神同構；以“矮子站在巨人肩上”的文化視角，觀照和表現那些與天地同在、與日月同輝的人們的奮斗意義、人性內涵和精神價值。創作者自身沒有感動，便無法創造出感動他人的藝術形象。一個抱著產出一件“商品”的態度寫作的人，不可能創造出偉大的藝術作品。

其四，典型形象的價值體現，有賴文化的積淀和創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堅持守正創新，用跟上時代的精品力作開拓文藝新境界；并強調，創新是文藝的生命，文藝工作者要“要把握傳承和創新的關系，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堅守人民立場，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時代在發展，人民在前進，今天我們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生活日新月異。文藝工作者一方面要善于吸納新資源、新方法，適應新時代、新生活，反映新形勢、新氣象，追求新目標、新高度；另一方面也要腳踏實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努力創作“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優秀作品，不斷提升其藝術水準，涵養其經久不衰的藝術生命，向時代藝術的高峰不斷前進。

如果一個劇目演出之后，觀眾只是快樂了一下眼睛，愉悅了一時心情，人物形象不夠真實、鮮明、生動，無法長久地停留在受眾的記憶當中，那么無論如何，不能說是藝術上的完美與成功。典型的戲劇人物，需要長期的、艱辛的不斷探索、淬煉的過程，經由時間的淘洗逐漸提純、完善、完型，藝術魅力在不斷的創造、認知、解讀中形成開放型意義空間，成為帶有共識性、恒久性的文化符號。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在戲劇舞臺上講好中國故事，生動體現黨的奮斗征程和理想追求，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僅需要文藝工作者的政治自覺、文化自信、敘事策略、藝術構思，更需要成功的典型形象，以典型形象映現藝術的時代之光。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