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王彬的散文，對中國當下的散文具有示范意義。一是他的散文語言，深得中國傳統敘事語言的精髓，簡約而唯美，浸潤而精妙，讀之給人以無比愉悅的閱讀體驗；二是他的散文，具有深厚的文化屬性，無論是書寫的對象，還是書寫的過程，都能看出他知識積累的豐厚。寫古代的遺存，他追根溯源，既有獨到之見，又剖析通透；寫現代的風物，他大量引用典籍，信手拈來；三是他的散文，具有濃郁的人文情懷，他關注生命，關注普通人的處境，為弱者發聲，為被污染的土地吶喊，顯示出一個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

安黎

王彬的散文，呈現出別樣的風采和別樣的味道，具有常人無法企及的高端性，以不是教科書卻勝似教科書的特質，在給當下鋪天蓋地而又良莠不齊的散文寫作，做著無聲的示范。

有著撥云見日的思想光亮，有著叩擊心弦的人道情懷，有著一塵不染的純粹，有著蕩盡污泥濁水的潔凈，有著極盡醇厚綿香的雋永，有著信手拈來恰到好處的旁征博引， 有著發乎于心動之以情的真摯——于是王彬的散文，在荒草般的散文世界里，顯得格外地木秀于林。

眾所周知，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在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中，擔當著最具前置性的使命。文學作品能否恒久，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語言，可謂成亦語言，敗亦語言。漢語的語言，自白話文運動以來，經歷了數度折騰與蹂躪，尤其是經過過度意識形態化的重塑，既滿目瘡痍，又偏離航線，即使有識之士圖謀回歸，也難以尋覓到來去的航路。屠夫剁肉般的粗暴文字，莽夫狂呼亂叫般的非理性表達，深刻地影響著當世文學的外在形象和內在氣質。在這樣的文學背景之下，反觀王彬的散文，就尤其難能可貴。王彬的散文語言，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優雅與儒雅。優雅是其散文的儀態，儒雅是其散文的氣度。這種從里到外的高貴，讓多少洋洋灑灑而又粗制濫造的篇章黯然失色。無論是寫樹，還是寫花，抑或是寫人、寫鳥、寫風物，他的語言都一以貫之地無比考究。敘述節奏，屬于牛牧山坡式的，深得中國傳統散文的精髓和韻致，是古箏而非大提琴，貌似漫不經心實則深藏玄機。

毫無疑問，王彬先生為飽學之士，這一點，除了他敘述中隨處可遇的引用可以佐證外，其文字間緩緩流蕩的氣韻，也是最為有力的證據之一。沒有相當的學養，即使有志于致力散文的精妙與雅致，卻也難以寫出像他那樣晶瑩若珠玉、婀娜若拂柳、靜謐若石臥、璀璨若云霞的文字來。他的文字猶如高超的工匠鏤花，無雕琢的痕跡，卻隱伏著相當的機巧和睿智，比如他寫欒樹，仿佛簡筆畫一般，寥寥幾筆，不但繪出其形，而且勾出其神，使原本靜止不動的樹，立刻就栩栩如生：“花是黃色的，比槐花略微大些。不是的，是它的果實，三角形狀的小燈籠，仿佛漂亮女孩子用尖嫩的手指做的手工……”寫到麻雀，他別出心裁，妙語連珠：“小麻雀歡快地吃著，拍動小小的翅膀，極力要站起來，腳是黃褐色的，仿佛穿著兩只大大的草鞋……”他寫金枝槐，化靜為動，滿紙溢彩：“最可怪異的是樹的顏色，是那種金黃的色澤，仿佛與溫度賽跑似的，天氣越冷，顏色越深，金燦燦的要把冬季的藍天點燃。”他寫時間，藝高人膽大，別具意趣地寫出了時間的響聲：“一年的光陰銀河一般，叮叮咚咚地流淌過去了……”他寫人，于不動聲色之中，卻已滔浪洶涌：“從宜昌下船的時候，我們攪進了這樣紛雜的隊伍，都是十七八歲的小男孩，還有更小的，士兵似的排成一排，黑、瘦、小……我開始以為他們不過是手拉手，后來才看清他們不僅前后拉住衣襟，而且羊肉串似的用一根青竹連綰在一起。他們并不喧嘩，只是靜靜地挪動腳步，生怕脫離了隊伍而被外界的潮流吞噬，像剛剛出窩的小鳥那樣，睜圓驚恐的眼睛，諦視這陌生、喧騰而又充滿危機的世界……”這些畏縮而驚懼的山區孩童，經他輕描淡寫而又形神兼備的素描，讀者也會跟著牽腸掛肚起來：他們要去哪里？是出外打工，還是被組織起來另有他用？他們今天的樣態，會不會對未來的命運有所昭示？語言，在這時已不單純是字和字的組合排列，不是簡單化的言說技巧，而是有了深厚的意蘊，有了繁復的承載，有了遐想的千折百回，有了弦外之音的欲說還休。

王彬尋蹤的是圣賢的足跡，邁開的是大家的步態。這等氣象，無疑來自于他日常的潛心閱讀與苦修苦練。廣博的閱讀，深度的思考，帶給他異于庸人的獨特視覺和獨特體驗，也使他的精神倫理，更加趨向高遠和善美。王彬的學養，從他文字遍地開花的引用中，就能得到佐證。幾乎在每一個篇章里，都能發現他信手拈來的摘引。這種借鑒古人之璣珠，夯實自己之文字的手法，沒有相當厚實的知識儲備，絕然無法做到。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把古人的言辭，當作炫富的掛件，生搬硬套地移植于文中，而是將這些精妙的詞句，予以浸泡融化，彌散和滲透于自己文字的骨血當中，與整個敘述無縫對接，渾然天成。在《我對一種樹的認識過程》中，他的引用多達七八處，從莊子“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林”到孔夫子的“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從對賈思勰《齊民要術》中觀點的解讀到對裴淵《廣州記言》中言說的辨析等等，既適時適度，又合情合理。在《薊》中，他更是天馬行空，從巴黎寫到北京，從北宋沈括的《使契丹圖抄》《夢溪筆錄》的記載，延伸至清代醫學家李時珍《本草綱目》的分類，無論地域怎么轉換，時間如何跨越，似乎都能做到手到擒拿，游刃有余。

語言是肌膚，學養是血肉，而隱身二者其后的，是王彬散文的責任意識和人性覺悟。哪怕是寫樹寫花，寫鳥寫物，也從不把寫作的對象當作冷漠的客體，并帶著看客的玩賞心理，不是遠而望之，近而觀之，而是撲向它們中間，敞開無比溫熱的雙手，撫摸著它們的肌膚，感知著它們的呼吸，視它們為生命，待它們為親友。他的字里行間，充滿著憐惜，洋溢著體恤，流淌著悲天憫人的善良。他為樹木的被砍而悲憤，為麻雀的死亡而哀傷，為工業文明的無序擴張而疑惑，甚至，他為舊門墩的無家歸依而嘆惋。尤其是動植物所遭遇的厄運，給他精神世界帶來的刺痛，猶如刀斧劈肉。那些遺失的古物，仿佛是他失散而苦尋多年的孩子。在寫到門墩時，他如此慨嘆：“這些孤零零的門墩，原本是有家的，而且是家中的重要成員，現在卻被放逐而形單影只……怎么想都難免令人心痛。”他為遭受污染的環境而憂心，更被這種環境塑造的人們習以為常的精神麻木所震驚：“在枝江縣城，我也見到了另一種火一樣的顏色，那是路過一家工廠的時候，估計是個化纖廠，紅色的纖維逸出工廠，沾滿了路旁的綠化樹，紅彤彤的，仿佛燃了一把大火。植物的葉子是有呼吸作用的，在這樣的環境下，它們的呼吸系統應該完全窒息了吧？”

這些充溢著情感溫度的書寫，蘊藏著痛切，也蘊含著深愛，更把“哀民生之多艱”的心懷和盤托出。關注底層，關注人心，關注卑微的生命，顯示出王彬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價值指向和精神良知，也使他散文社會屬性的硬度，得到了有力地強化。

王彬的散文路徑，至少在當下的散文界，具有不可復制性。原因在于，一個優秀作家的橫空出世，猶如一座大廈的拔地而起，需要太多的材質來共同支撐，比如人格、認知、學養、閱歷、思想、藝術等等，一個都不能少。而王彬，集這些元素為一身，于是寫出的散文，既壯闊，又精美；既具有“獨此一家”的創造性，又具有作為坐標的示范性。

安黎，《美文》雜志副主編，一級作家。在國內外百余家報刊發表各類文學作品，累計六百余萬字，出版有長篇小說《痙攣》、《小人物》、《時間的面孔》，長篇散文《石頭發光的地方一一回望耀州》、《那些家長》，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丑陋的牙齒》、《耳旁的風》、《別樣的發現》、《與故鄉握個手》等書籍。有上百篇作品或被編入十多個省市的語文輔導教材，或被《作家文摘》、《青年文摘》、《散文海外版》、《讀者》、《散文選刊》、《青年博覽》、《雜文選刊》、《中華文學選刊》等轉載，或被收入各種文集。有數十（部）篇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日文、韓文、蒙古文、哈薩克文、藏文、維吾爾文等多種文字。獲柳青文學獎、黃河文學獎、西部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