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出版和程光煒、李楊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活動開展以來，當代文學研究步入歷史化的進程。文學研究的重心不僅只是作家作品意義及價值的分析與闡釋，同文學生產相關、對創作與評論發生影響甚至起決定作用的文學制度、文學政策、刊物與出版、作家的書信與日記、文學情節與人物的本事、作家的家世等諸因素，都上升為文學研究的對象，文獻與史料的重要性大大突出，大量研究力量的投入和大量研究成果的產出，實現了當代文學研究對學術化的追求。

當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成為現當代文學從業者的自覺意識和學術風氣，曾叱咤于文壇的文學現狀批評和印象式批評顯現出它的隨意性、主觀性和非科學性。在以學院派為主的文學研究領域里，研究開始與批評拉開距離，并無形中產生“等級差異”，在一些文學從業者眼里，文學史家的學術文化地位比專事文學批評的人要高。近些年學者的文化與經濟地位的提高，召喚著“作協派”和“媒體派”改換門庭加盟高校，傳統文學批評力量遭到極大的削弱，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互動所創造的文學繁榮不再，批評的衰落不僅使文學創作失去指導者和降低了傳播效應，批評自身的文學地位也岌岌可危。

批評如何走出困境，需要從多方面尋找原因與對策，其中文學批評的研究性不能說不值得關注和討論。傳統的文學批評，致力于文學熱點的考察、名家新人的評說和新作名作的解讀，這樣的批評也會運用對文學現象可以作深度分析的理論，批評者個人的文學好惡在思想與藝術的評價中會起到制導作用，批評家的主體性實現了，然而文學現象所涉及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制度與文學藝術生產的復雜關系有可能被忽略。這樣，作品評價的客觀性和所作結論的可靠性難免降低。由于熱點追蹤和現狀批評較少涉及與已經呈現的文學事實相關的周邊因素，著重回答的是文學活動訴諸我們的是什么和怎么樣，而來不及探究作為批評對象的文學形態為何如此，對特定文學場域和文學生產環境里與文學形態相關的材料呈現較少，因而令文學批評活動對社會現實和文學現實具有較強的及物性，批評成果也或許鮮活而生動，但不可否認存在學術性欠缺的遺憾。要彌補這一不足，就要加強文學批評的研究性。

加強文學批評的研究性，要求批評家具有較強的文學史意識，也就是在選擇批評對象和對其進行分析與評價時，要在文學發展的歷史視野里進行，著重考察批評對象與文學發展過程的聯系，以發現其在思想與藝術方面的創新之處，評估其得失、經驗與教訓，以及對文學史的貢獻，幫助文學生產的管理者與創造者領悟文學活動與社會存在的真實關系以及自身的規律。批評家有了文學史意識，對批評活動才能抱著科學的態度，才能增強批評話語的豐富性和批評成果的學術性。

文學批評的主要對象是作家作品，尤其是新出現的作品，因之加強文學批評的研究性，需要詳察作品的年代與作品描述的年代之間的復雜關系。作家的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和審美觀，創作環境的寬松度或壓力，會制約在創作活動之開始即成為歷史的生活內容的不同處理方式和有差異的價值評判，因此批評家只有盡可能多地掌握“講述話語的年代”和“話語講述的年代”的真實材料以及藝術形象的生活來源（所謂本事），才能以此為參照，對作品題材的處理、主題的表現、社會生活的描繪、藝術形象的塑造和審美傾向的表達，客觀地、盡可能準確地予以評價。這樣的批評，是將文學書寫所創造的世界進行歷史化，它可以引導接受者最大限度地接近“藝術真實”所揭示的生活真相和時代本質。

文學批評能否與學術研究打通，取決于批評家的文學史經驗和理論修養，也取決于文學批評從業者的文學使命感與學術使命感。對文學史知識有較為全面的了解，有過文學史研究實踐，能夠形成文學史經驗，當面對新出現的文學現象，批評主體會本能地將其與文學史上相類似或相反的現象聯系起來看待、考察和思考，批評由此獲得縱深感和思想深度。除了文學史知識與實踐，批評者的文學判斷力也來自于理論準備，對中國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特別是西方現代文論，以及對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文化研究等多學科理論的掌握和綜合運用，是開展研究式批評的必備條件。一般說來，專業的文學批評家更能順應學術發展潮流，有意識地強化批評的研究性和學術性，具有較強的文學使命感和學術使命感，對于他們來說，批評與研究的融合，本來就是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