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濤，《美文》雜志常務副主編。西北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陜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專委會委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著有《俯仰由他》《看左手》《先前的風氣》《肉眼看文壇》《放心集》《散文觀察》，文學訪談《平凹之路》，點評本《土門》等作品。曾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第十九屆百花文學獎，《先前的風氣》入選2014年中國好書。

導 讀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在漫長的農耕文明里產生的文明、文化有著怎樣的歷史密碼，請看作者以煌煌之筆，如何為你一一解碼。

中國歷史的學名叫春秋

穆濤

一

每一種文明的形成，都有其獨到的歷史密碼。

中國最早的政治，出現在部落時代，興奮點和焦灼點不是權柄的角逐與操控，而是順天時而治，政治術語稱為“君權天授”。

天，高高在上，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但一場天災，突如其來的洪水，蔓延的疾病，或耕獵歉收帶來的食物困乏，就可能產生滅頂之禍，造成一個部落的崩潰。那個時代，人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解決溫飽和繁衍后代上，填飽肚子、抵抗疾病和讓孩子健康長大，是日常生活的三大主題。中國人在神農氏時代，就已經能夠辨識和熟練地使用一些草藥了，智慧是在對困境的掙扎和擺脫中產生的。

神農氏時代，是有歷史記載的中國第一個盛世階段，神農氏即炎帝。接下來是黃帝時代，我們中國人自稱為炎黃子孫，這兩個時期構成了中國歷史長河的上游。其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700年。所謂時代，在歷史學中一般是指強盛時期。此之前有發(fā)生時期，此之后有衰落或轉型時期。

“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莊子·盜跖》

“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周易·系辭下》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蠬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于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淮南子·修務訓》

學會向造物者低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向誰低頭，是艱難之中的智慧選擇。

在對天災、疾病、早夭和饑饉的恐懼中，產生了中國最原始的宗教——對天地的頂禮膜拜，聽天由命、昊天罔極、天大地大、天長地久、蒼天有眼、奉天承運、物競天擇、謝天謝地……后世的這些成語，昭示著先民們敬畏天地的拳拳初心。

部族之間發(fā)生火拼和戰(zhàn)爭，始自黃帝時代，“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時候，多個部落繁衍壯大，人口增多，領地意識致使野心膨脹，相互之間征伐不斷。在此之前的部落時期，人們生活在荒野之中，“臥則居居，起則于于”，卻是沒有野心的，肚子里跳動著一顆與天地共甘苦的祥和溫良之心。

二

中國早期的部落領袖是怎樣產生的？

我們先來想象一下這樣的場景：在遙遠的上古時候，有一個三百或五百人的族群，生活在綠水青山之中。在初民階段，這樣的人口規(guī)模已經是大族群了。這些先民過著極簡的日子，刀耕火耨，隨遇而安。此時已經發(fā)明了刀、斧、鑿子等生產工具，都是石質的，因而稱為“新石器時代”。學會制造并使用生產生活工具，是新舊石器時代的分水嶺，是那個時代的“科技革命”。研究古代科技史的學者告訴我，這時期屬于“遷移農業(yè)”形態(tài)，人們剛剛摸到春種秋收的門路，用石刀、石斧鏟除田野中的雜草和低矮樹叢，鏟不掉的就用火燒，但對頑強的草根和樹根，他們則無能為力。一塊土地整理出來了，就撒下種子，然后等著收獲。當時還沒有田間管理的概念，這一時期最高畝產大約50公斤。若對這塊土地的收成感到不如意，就再去整理下一塊，荒地多得是。此時還沒有完全定居下來，居住地隨時可能遷移。“遷移農業(yè)”類似于游擊隊戰(zhàn)法，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哪里安全就在哪里落腳。

土地產出的糧食是填不飽整個族群的肚子的，他們還成立了漁獵組織，結繩織網，去河里捕魚、蛤，或進入森林捉拿麋鹿一類弱小的動物。讓族人吃飽，并且過上歲月靜好的日子，是部落首領的首要責任。

每個族群里都有一位至高無上的大姐大，但大姐大不是凌駕于整體之上的人，也不是那種叱咤風云的表率人物。母系社會的治理方式一直是個謎團，由誰發(fā)布命令，由誰管理，由誰執(zhí)行，一直處于臆想和猜測之中。一位學者說出了他的“研究心得”：大姐大首先是一位英雄母親，生育能力突出，孩子們不僅健康長大，而且還出類拔萃，那個時候“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母因子貴。母系社會的生活模式與“蜂群思維”相類似，一個蜂群出動，蜂后是在隊伍后邊的，女兒們在左右照料母后，幾只工蜂飛在前頭負責偵察、搜索食物、判斷有無危險，并及時向后方傳回信息。其余者都是集體無意識的，一窩蜂地跟隨響應。一只蜂后的在位時間通常是三到四年，蜂后生育能力衰弱以后，新蜂后就取而代之了。一個族群中大姐大的在位時間，與她兒女的能力強弱息息相關。

讓我們繼續(xù)展開想象：莊稼成熟了，一個人向大姐大稟告：三天后天將降大雨，如果不及時收割糧食會爛在地里。他的建議被采納了。三天后果然天降傾盆大雨，但莊稼已收獲，糧食顆粒歸倉。入冬以后，糧食出現短缺，這個人再次稟告：十五天后天將降大雪，抓緊時間多捕獵，一旦大雪封山，后果就嚴重了。他這個建議再次言中。冬去春來，一個不幸的事件發(fā)生了，族群中的孩子一個接一個病倒，母親們萬分焦慮又無比憂傷。這個人去野外采回一些草葉和樹根，放入水中煎熬，孩子們服用幾天后痊愈如初。這一年，整整一個春季沒有降雨，旱情極其嚴重，莊稼秧苗出土后不久就枯萎了。這個人又稟告并發(fā)出預警：接下來還會發(fā)生更大的災難，入夏之后，天會連降大雨，河水暴漲，我們的居住地會被洪水淹沒。之后，他帶領眾人，選擇了一個新的居住地，在半山腰上，那里地勢迂回，不受山洪侵擾，而且動物多，樹上的果實也多，這些舉措使族群成功渡過了洪災以及莊稼絕收帶來的危機。

這樣的預測多次應驗之后，這個人以及他的母親，會被族群奉為神明一樣擁戴的。

敘述到這里，需要做一個說明，在這個時候，春和夏的時間概念并沒有形成，人們對大自然的認識還相當膚淺。所謂原始，就是文明還沒有萌芽，一切都在模棱兩可之中。

最早的“作息時間表”是掛在天空的。

先民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對天象的耐心觀察中，最先發(fā)現了太陽和月亮的“輪回”運行規(guī)律，由日出到日入，再到日出；由月虧到月盈，再到月虧。就這樣，“日”和“月”的時間概念產生了。發(fā)現了時間，才開始有漸而清晰的歷史。

在中國最早的計時工具是一根棍子，初名叫“表”，棍子被垂直豎立在地面上，用來觀察太陽影子的位移，因而時間的另一種表述叫“光陰”，大自然中的“時”本來是混沌“無間”的，先民們用立表的方法區(qū)分出間隔，有秩序的間隔構成了“時辰”。據科學史家推斷，日、月的時間概念成形于伏羲時候，大約公元前6500年前后。把一日等分為“十二時辰”要晚，是計時工具由“表”升級為“日晷”之后。

科學史學者補充說：目前，伏羲、神農氏、黃帝以及堯帝，都是傳說中的神話人物，盡管有典籍記載，但多為零落散碎的風聞奏事，彼此之間缺乏通聯和互信，尤其缺乏史跡的實證。也就是說，公元前6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夏朝建立）之間，均為史學界的模糊地帶。模糊地帶之前，則是一片更遙不可及的混沌與蒼茫。

我向多位歷史學家請教過一個問題，在我們中國，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的轉折點在哪里？得到的回答基本驗證了我的思考。突出的轉折點有三個：一是農耕生產規(guī)模擴大，人們逐漸定居下來，領地和家園意識出現了，而領地是要維護的，有了家園，對家長的依賴和期待就增加了；二是人口增加，部落之間的火拼和戰(zhàn)事不斷升級，而火拼和戰(zhàn)爭是用拳頭和武力說話的；三是對天象的研究持續(xù)深入，逐漸產生了對天地有意識的敬畏和崇拜。第三個轉折點是中國獨具的，在世界史中不具備共性。不僅敬畏天地，而且對天地的氣象變化進行探索和研究，并由此構成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法。

三

傳說，是最早的口述歷史。

傳說，是把真相隱藏在縹緲的層層云霧之中。在4000多年的模糊地帶，我們搜尋著相對清晰的記憶標識。

伏羲時期，“八卦”問世了。

“古者包犧氏（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周易·系辭下》）

伏羲八卦是中國人最初的世界觀，是對天地之間時空秩序的首次解構，大千世界在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種物質元相化相合中變化生發(fā)，當時，還沒有文字，用八種符號指示，乾（天）?，坤（地）?，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伏羲八卦圖在時間上對應一天中的卯、午、酉、子四個時辰，在空間上對應東、南、西、北四個方向。

乾為天，?，三線完整聯通為純陽。坤為地，?，中間發(fā)生裂變?yōu)榧冴帯D形中的每一畫，稱為爻，爻是交流和變化的意思。每卦三爻，寓指多般變化。“爻，交也”，“爻者，言乎變者也”。乾坤兩卦拉開了天地之間的大帷幕，天地相映，晝夜相續(xù)，陰陽相持，動靜相和。世間萬物在大帷幕之間衍生千姿百態(tài)的多重變化。“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范圍天地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周易·系辭上》）

當代有幾位學者把陽爻解讀為男性生殖器，把陰爻解讀為女性生殖器，是美好的聯想，不是祖先的初心。

離?坎?，是日和月，衍化為火和水。

天、地、日、月這四個大象，構成八卦基本元素。在天地之間，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鉆木取火，鑿井而飲，乃至月盈與月虧，人們的生活既錯綜又和諧地融匯于其中。

震?是雷，巽?是風，這兩種物質元，就帶著科學判斷的意思了。天地間的萬物憑據雷和風兩種動能發(fā)生變化。“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雷動萬物，風協調萬物。“動靜有常，剛柔斷矣”。這是我們古人的觀念，在遙遠的古代，萬物自身的生長動因還沒有被認識到，但當時能具備這樣的認識，已經是“科學前沿”了。

艮?是高山，兌?是河流湖泊。八卦符號是象形的，因形而畫，是文字之源。艮卦下方兩個陰爻，代表水，上面一個陽爻，以實體構成山的形狀。兌卦下方兩個陽爻，代表河床，上面一個陰爻，象征水在流動。

大約在宋代，人們?yōu)榱朔奖阌涀“素苑枺€總結出了“八卦取象歌訣”：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

伏羲是中國首位既觀天象又釋天象的老人，或許是一個人，如傳說中的那樣，是一位偉大的部落領袖，或許是一個智慧群體的化身。在距今8000年前的遙遠時代，給我們留下了烙印一般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伏羲八卦的創(chuàng)世價值是巨大的，簡而述之有五功：

一、天地是神圣的，天覆地載，包容涵養(yǎng)萬物。

二、創(chuàng)立時空秩序觀念，思維方式由平面而立體，進而奠基早期的中國天文學。

三、發(fā)端中國的方法學，在觀察太陽和月亮的過程中，發(fā)現并形成陰陽互映的思維模式，開啟了觀察世界、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中國方法。八卦圖是在繁復錯綜的天地萬象中梳理出的基本規(guī)律和原則。

四、發(fā)端易理，觀察世象的方式是在陰陽對立中求中和，萬事萬物在變化中守恒成為硬道理，由此構成中國哲學的基本元。

五、八卦，使用特定的語言符號表達思想，是文字產生之前的書面語言。書面語言的萌芽，是文明史的標志性曙光。

四

伏羲八卦圖是一顆深藏于上古時代的時間膠囊，內儲著既奧妙也樸實的多極信息元。“八卦”這個詞，是后人追溯來命名的，“卦”字的本身，包含著中國天文學的兩個階段。

卦，從卜從圭。

卜是象形字。一豎，是最初垂直立于地面的那根棍子，中國最早的計時工具——表。一點，象征光影的移動，寓示先民們通過立竿見影的方法捕捉時間。

圭，是測量光影長度的尺子。初表的“卜”只是一根棍子，之后，觀天工具技術升級，更新換代為“圭表”。在棍子正下方的地面上，正南正北方向安置一塊長方形的石板，板面上標有刻度，用來測定一年之中每一天正午的光影長度以及變化規(guī)律，因此也叫“量天尺”。

由“卜”到“圭”，時間跨度是漫長的，先民們用“卜表”鎖定了日和月的時間概念，用“圭表”鎖定了“春分”和“秋分”兩個季節(jié)的節(jié)點。先民們認識春秋兩季的時間，是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

中國的觀天工具是在不斷升級的，今天到了“天眼”級，貴州省大山深處那座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據說可以接收到137億光年外的電磁信號。這仍是階段性的，以后會看到更遙遠的太空。

在中國古代，仰觀天象和俯察地理民情是密切相連的。由“圭”又引義出“圭臬法則”，臬指水臬，古代測量水平面的工具。在古人的認識中，宇宙萬物中最守信用的是“天時”，是比“誠信”更上一層樓的境界，是“至信”。“圭臬法則”的含意是循天時，應天理，守人心。

伏羲八卦的次序，是在陰陽對應中達成中和：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周易·說卦》）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周易·說卦》）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周易·說卦》）

乾坤（天地）恒定上下大位，艮兌（山澤）交融氣脈，震巽（雷風）相應相搏，坎離（日月水火）相克又不厭不棄。此八種物質元在宇宙間錯落相連，相互依存，不可割裂。

雷醒萬物，風融萬物，水（月）潤萬物，火（日）耀萬物，山以制衡，澤以愉悅，乾主君臨，坤主藏養(yǎng)。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這一句話，是伏羲八卦運行原理的智慧眼。

伏羲八卦的易理秩序，由乾開始，到坤為止，“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從“伏羲八卦方位圖”中可以看出來，由乾位左旋，乾、兌、離、震皆為陽卦。由乾位右旋，巽、坎、艮、坤皆為陰卦。這個秩序稱“天道左旋，地道右旋”。

朱熹在《易學啟蒙》中，對這句話的注釋是“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

陽卦是已生之卦，由震、離、兌到乾位，是從立春、春分、立夏到夏至，陰消陽長，順天時之勢，因此稱“數往者順”。

陰卦是未生之卦，由巽、坎、艮到坤位，是由立秋、秋分、立冬到冬至，是陽消陰長。貌似順天勢，實則逆行，這是伏羲八卦圖的智慧高點所在。伏羲八卦圖的易理秩序是天與地互為參照。觀察天，以地為參照，是人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自震至乾為順”。觀察地，以天為參照，是人在空中俯察大地，與在地面上觀察的結果截然相反，因此稱“自巽至坤為逆”。朱熹說，“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指的就是這一層意思。

可以這么說，伏羲八卦圖是兩張圖合而為一的，一張圖觀天象，一張圖察地理。

《周易·說卦》這篇文章，依司馬遷《史記》記載，為孔子所作。孔子晚年癡迷《易經》，愛不釋手，以至穿竹簡的牛皮繩子多次磨斷。“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史記·孔子世家》）

五

“文王八卦”之于“伏羲八卦”，是整體的更新換代，思維的方式和方法都變了。

比較著說，“伏羲八卦”是宏觀看世界，看整體，看自然世界的構成氣象。“文王八卦”是微觀分析，看自然世界的內部變化，既看世界，也看世道，并且形成了規(guī)律性的哲學認識。“文王八卦”薈萃為《周易》這部開山著作，融中國天文學、哲學、邏輯學、讖緯學乃至文學于一爐。《周易》之后，中國的著作之風才開始興起，到春秋戰(zhàn)國，諸子百家競相著述，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中首個創(chuàng)作峰值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zhàn)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周易·說卦》）

春雷一聲響，萬物出乎震。世間萬物在春分節(jié)氣里覺醒，開始茂盛蔥蘢生長，震居東方，即“帝出乎震”；到立夏，清明風襲來，萬物潔齊。齊通粢，是祭祀的谷物。“潔齊酒食，以供祖宗”，即“齊乎巽”；到夏至，草木豐茂，繽紛呈現，即“相見乎離”；到立秋，天地開始頤養(yǎng)萬物，即“致役乎坤”。“役，事也”，“萬物得其養(yǎng)”；到秋分，莊稼成熟，果木飄香，一派豐收的喜悅，即“說（悅）言乎兌”；到立冬，陰氣上升，陽氣收斂，二氣相縛相搏，即“戰(zhàn)乎乾”；到冬至，陰氣與陽氣經歷“戰(zhàn)乎乾”后呈疲弱之勢，即“勞乎坎”；到立春，三陽開泰，新年肇始，大自然一個新的輪回又將啟動，即“成言乎艮”。

“文王八卦”在空間方位以及時間順序方面，對“伏羲八卦”均做出修正，最重要的是，它破譯了自然世界中空間方位與時間大序之間相互通聯的密碼，東南西北與春夏秋冬和諧構筑為一個有機整體。在空間方位上，震兌為東西，離坎為南北，巽為東南，坤為西南，乾為西北，艮為東北。在時間順序上，坎為子時，艮居丑寅之間，震為卯時，巽在辰巳之間，離為正午，坤在未申之間，兌為酉時，乾在戌亥之間。

周文王不僅是政治表率人物，還是一位智慧超凡的天文學家，是他那個時代的學術領袖。姬昌，生于公元前1152年，四十七歲時承襲“西伯”爵位，成為周部族第十五代首腦。西伯，是商朝君主賜給周部族首領的封號，相當于西部地區(qū)最高行政長官。八十七歲時，在伏羲八卦易理的基礎上，潛心推演七年而成“周易”。公元前1056年卒，享年九十七歲。又十年后，其子姬發(fā)滅亡殷商，建立周朝，被追謚為周文王。

“周”是渭河流域的古老部族，根深葉茂。始祖的名字叫“棄”，意思是出生時被丟棄的孩子。棄長大后成為聞名遐邇的莊稼高手。棄的了不起之處，是對山形地理的來龍去脈有研究，能根據不同的地形地勢種植相應的莊稼。到后世這種人被稱為堪輿家，民間稱風水大先生。因為這種高超的本領，棄被堯帝任命為首席農業(yè)專家，并在全國推廣他的種植技術。“……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史記·周本紀》）

舜帝繼位后，任命棄為“后稷”，執(zhí)掌國家農業(yè)，并封疆賜姓。在堯舜時代，農官是天官，相當于宰相。《虢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國語·周語》）一文中，對“后稷”的職位職能有具體記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純固于是乎成，是故稷為天官。”國計民生之首要在于農耕，天地的祭祀用品出于農耕，百姓的日常生活出于農耕，國家財政供給出于農耕，國家和諧穩(wěn)定出于農耕，經濟貿易往來出于農耕，國力強大出于農耕，自古以來后稷為天官。棄的封地在邰（今陜西省武功縣境內），賜姓姬。周部族自此發(fā)端，立地生根，祖脈襲傳，漸而繁榮壯大。“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史記·周本紀》）

《詩經·生民》對棄的一生有生動的文學描述，摘選其中兩個章節(jié)：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十月懷胎之后，

始祖吉祥順生，

母親的宮門完美，安然無恙，

康健的小生命，

彌漫著神靈的氣息，

是上天有什么旨意么，

人們以畏懼之心祈禱著，

放棄吧，這是神靈之子。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fā)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稷的種植之道，

有神靈護佑，

鋤除雜草，在沃土之中，

埋下精心選擇的種子，

萌芽了，破土了，

秧苗茁壯成長了，拔節(jié)抽穗了，

顆粒一天一天飽滿著，

谷穗們低著頭，又是一個豐收年

在我們的祖源之地。

周文王的天文學養(yǎng)，是有家傳的，始祖棄的血脈里具備這種基因。

文王推演周易的經過，需先從他的父親季歷說起。季歷是有政德之心的人，這種品質也是源自周部族的傳統(tǒng)。所謂政德之心，有著兩方面的內涵。一是行政之才，有能力，有智慧，能做成大事。二是敬職守本，敬畏天地，恪守職任。用老話講叫吃飯敬碗，是敬行當的意思。從后稷開始，周部族行大義，守臣道，歷經堯帝、舜帝、虞朝、夏朝至商朝，十幾代人生生不息。周部族的領地幾度遷移，由邰至岐（陜西省岐山縣），至豳（陜西省彬縣，《詩經》中“豳風”之地），再回到岐，勢力范圍不斷擴大，但謹守人臣職任的初心和初衷不變。政治勢力不斷增大增強，但仁心不野。“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史記·周本紀》）

季歷在位期間，廣修仁政，但周邊的戎狄部落不斷犯邊滋擾，于是精兵治武，連克戎狄，令其遠遁。此時正值商朝第二十八任君主文丁執(zhí)政時期，文丁忌憚周部族不斷壯大的勢力，先以“伐戎有功”之名晉封季歷“西伯”爵位，之后召其進京述職，隨后軟禁，再之后殺害。

姬昌是在悲痛中承繼“西伯”爵位的。

姬昌繼位后，光大周氏族脈體統(tǒng)，天下多位俊杰人才慕名來歸，“西伯曰文王，尊后稷、公劉（周部族第四代首腦）之業(yè)、則古公（古公亶父，周部族第十三代首腦）、公季（季歷）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史記·周本紀》）。賢士中有一位叫鬻熊的人，是觀天象的專家，與周文王亦師亦友，后來出任大巫師（天象官）。周成王時，為感念鬻熊功德，晉封其孫鬻繹為子爵，為楚國開國的始祖。

公元前1066年，商紂王召西伯姬昌進京述職。姬昌深知此行兇多吉少，但仍效法父親季歷，從歧地赴國都朝歌（河南鶴壁）履職。這一年姬昌八十七歲。

到朝歌之后，即被軟禁在羑里城（商朝國家監(jiān)獄，今河南安陽湯陰轄區(qū)內），由此開啟了長達七年的潛心推演周易的生活。七年后被紂王赦罪釋歸，又兩年，姬昌遷都豐邑（今西安市鄠邑區(qū)內），再一年去世，享年九十七歲。

現在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姬昌被拘禁而推演周易，是另一種臥薪嘗膽，是蒙蔽紂王的政治用心，這種看法是不妥當的，我的依據有三點：

一、行仁政，守德心，是周部族的政治傳統(tǒng)。仁政有一個基本理念，就是君臣各守其道。君有失，不能作為臣失德的理由。正因為君有失，臣子更應該盡心而行。姬昌一直信奉這樣的“愚忠”信念。

二、姬昌無反逆之心，他主政西北已經四十年，政通人和，也具備擁兵自重的條件。如果有反心，不會以八十七歲高齡只身赴京。但他對紂王有取舍心，由歧地到國都朝歌，他是做好了心理準備的，決意效法父親季歷，以自己的一軀，換取周部族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三、臥薪嘗膽之心，是忍耐心和忍辱心，而姬昌有圣賢心，同時具備天賦大智慧的恒定之心，以八十七歲高齡，在被囚禁的七年間，心無旁騖地潛心研究天文，對伏羲八卦進行重新定位，并且對易理進行系統(tǒng)性思考。如果胸中跳動的是一顆躁動的心，是無法完成這種超強腦力工作的。

六

先民們對一年之中四個季節(jié)的認知，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重要突破，最先發(fā)現的是春和秋兩個節(jié)點。據考古實證，發(fā)現年代在公元前4500年之前。

1987年5月至1988年9月，河南濮陽老城區(qū)西水坡發(fā)現了一座新石器時期的大墓，墓主人為男性，頭南足北，身高1.79米，年齡56歲，仰身直肢葬。

“在墓室中部墓主人骨架左右兩側，用蚌殼精心擺塑一龍一虎圖案。龍圖案擺于人骨架的右側，頭朝北，背朝西，身長1.78米，高0.67米。龍昂首，曲頸，弓身，長尾，前爪扒，后爪蹬，狀似騰飛。虎圖案位于人骨架的左側，頭朝北，背朝東，身長1.39米，高0.63米。虎頭微低，圜目圓睜，張口露齒，虎尾下垂，四肢交遞，如行走狀，形似下山之猛虎。”

——《濮陽西水坡·考古報告》

“通過碳十四測定，經樹輪校正可知，第二期文化遺存（龍虎圖案）距今大約6500~6300年，即公元前4500~前4300年。”

——《濮陽西水坡·考古報告》

著名史學家李學勤先生實地考證后，撰文《西水坡“龍虎墓”與四象的起源》，認為蚌塑龍虎圖案是中國“四象說”的起源物證。

四象，“天之四靈，以正四方”，即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象又稱“分至四神”，既正四方，又循四時，春分為青龍，秋分為白虎，夏至為朱雀，冬至為玄武。

中國古人仰觀天象，觀測太陽和月亮，同時觀測金木水火土五星，并稱為“七曜”。經過長時期的觀察，古人發(fā)現并捕捉到了一年之中太陽運行的主軌跡，以黃道和赤道（太陽和地球的運行軌跡）沿線的二十八顆恒星為觀測坐標，并將之想象成太陽沿途休息的空中客棧，因此稱之為“二十八星宿”。

“古人觀測日月五星的運行是以恒星為背景的，這是因為古人覺得恒星相互間的位置恒久不變，可以利用它們做標志來說明日月五星運行所到的位置。經過長期的觀測，古人先后選擇了黃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個星宿作為‘坐標’，稱為‘二十八宿’。黃道是古人想象的太陽周年運行的軌道。地球沿著自己的軌道圍繞太陽公轉，從地球軌道不同的位置上看太陽，則太陽在天球上的投影的位置也不相同。這種視位置的移動叫作太陽的視運動，太陽周年視運動的軌道就是黃道。這里所說的赤道不是地球赤道，而是天球赤道，即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

——《中國古代文化常識》（王力主編，馬漢麟主筆）

二十八星宿是觀測日月五星的參照坐標。

二十八顆恒星是組團運行的，每七星為一結構單元，共四個組團。先民們以春分時節(jié)為觀測的基準點，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春分時節(jié)，第一組團的七星（角、亢、氐、房、心、尾、箕）出現在東方的夜空，形狀如蒼龍；第二組團的七星（斗、牛、女、虛、危、室、壁）出現在北方上空，如龜蛇互繞（玄武）；第三組團的七星（奎、婁、胃、昂、畢、觜、參）出現在西方上空，如猛虎下山；第四組團的七星（井、鬼、柳、星、張、翼、軫）出現在南方的上空，如大鳥飛翔。中國古人的觀察力宏闊而且細微，同時又富有充沛的藝術思維魅力。

依據西水坡遺址可以推定，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先民們已經掌握了春分和秋分兩個節(jié)點的天象變化規(guī)律。對夏至、冬至兩個季節(jié)的認知要晚，已到了堯帝時期，而南方朱雀和北方玄武的形象認定則更晚，到戰(zhàn)國時期才有史籍記載。

七

堯帝時代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fā)軔階段，設立了世界上首家全職能的天文臺，任命重臣，專司天文星象的研究，制定歷法，并在東南西北分設四個觀測站，跟蹤觀察春夏秋冬四個節(jié)點的星象運行，并督導人們順應節(jié)氣變化從事生產與生活。這個時間點大約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尚書·堯典》）

（堯帝）任命羲與和擔任“天地四時之官”，敬奉天意，按照日月星辰的運行規(guī)律制定歷法，用以指導人們遵循時令節(jié)氣從事生產。

羲與和是兩大氏族的首領。受命擔任這一職務是世襲的，在《尚書》另外一篇文獻《呂刑》中，也有任命“重”和“黎”相關職務的記載，“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思維方式，是天與地相呼應著的，因此稱“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不要降低格候之人的地位。格，在《尚書》中是常用字，含義也多有不同。此句中的格是指“格候”，專指依天象推衍時令。季候之人，通俗的解釋就是天象師，地位相當于國師。重、黎是羲、和的祖輩，堯帝任命羲與和，是承守世襲的規(guī)制。

《國語》中，也有相關記載，“顓頊（黃帝之孫）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后……堯復育重、黎之后，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國語·楚語》）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尚書·堯典》）

命令羲仲居住在東方海濱一個叫旸谷的地方，觀測日出。“平秩東作”，秩是次序，考據一年之中不同時間日出的變化。“日中”，指晝夜平分，以晝夜平分那一天作為春分。“星鳥”中的鳥，即二十八宿中南方七星中的“星”，星，以鳥替代，是避開星星兩字重疊。以星鳥顯見于南方天空正中，作為確定仲春的依據。南方七宿的形狀，被古人想象成大鳥，此時還沒有“朱雀”的命名。“厥民析”，厥是虛詞，析是分散，仲春時候，萬物復蘇，農耕在即，人們分散在田野中勞作。“鳥獸孳尾”，這個時令里，是鳥獸交配繁殖的時候。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尚書·堯典》）

命令羲叔居住在南方交趾（今越南北部紅河流域一帶）叫明都的地方。“南交”，指交趾，《墨子·節(jié)用》中也有相關記載，“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墨子》此文中涉及的四個地點，與堯帝設置的東南西北四個觀測站相合。“平秩南訛，敬致。”訛是運行，致同至，觀測太陽由北向南運行的次序。“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白晝最長的那一天為夏至，以火星（二十八宿之心星）顯見于南方天空正中時，作為仲夏的依據。“厥民因，鳥獸希革”仲夏時節(jié)，溽熱難挨，又逢多雨，人們擇高地而居，這個時令里，鳥獸脫毛。因這個字，甲骨文的寫法，是人躺在席子上，有身份的人才能享用席子。此句中的因，是“高就”的意思，指人們住在高處。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尚書·堯典》）

命令和仲，居住在西部一個叫昧谷的地方。“寅餞納日”，寅是虛詞，表敬意。餞，即餞行。觀察太陽落山，為太陽餞行。“平秩西成”，西，指太陽向西運行，考據一年之中不同時間日落的變化。“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以晝夜平分這一天作為秋分，以虛星顯見于南方天空正中作為觀測仲秋的依據。“厥民夷，鳥獸毛毨”，夷，指平坦之地。人們由高地搬回平坦之地，便收獲莊稼。這個時令里，鳥獸皮毛是最佳狀態(tài)，可以為人們利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尚書·堯典》）

命令和叔，居住在北方一個叫幽都的地方。“平在朔易”，觀測太陽由南向北運行。在，指觀測。朔易，太陽由南向北運行。“日短，星昂，以正仲冬”，以白晝最短的這一天作為冬至，以昂星顯見于南方天空正中，作為確定仲冬的依據。“厥民隩，鳥獸氄毛”，人們居住在室內取暖，這個時令里，鳥獸為了御寒，皮毛密實豐厚。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厘百工，庶績咸熙。”（《尚書·堯典》）

堯帝說，“拜托呀！羲與和，望你們以三百六十六日為太陽的一個回歸周期，以置閏月的方式推算確定春夏秋冬四時而成歲。并以此規(guī)范各行各業(yè)的職能，這樣，一切事務都可以有序進行了。”

堯帝這番話，在基本意思之外，還透露出三個信息：

一、當時已經測定到了太陽一個回歸年的周期是366天，這個數字是比較精準的。現代科技手段勘測地球圍繞太陽運行一周的時間是365天5小時48分46秒。

二、“旬”的時間概念已經產生。旬是干支紀時的概念，十天干對應十二地支，由天干甲日到癸日的十天為一旬。

三、以閏月定四時，由這句話可以推定，當年已實行置閏。中國的農歷，以觀測月亮的運行規(guī)律為基礎，一年十二個朔望月，其中六個月為平月，每月30天，六個月為小月，每月29天，一年354天，比太陽的一個回歸年少11天左右，古人用“置閏月”的方法補足時間差，三年增加一個月。“一歲有馀十二日，未盈三歲足一月，則置閏月。”閏月的基本原理是，三年一閏，五年兩閏，十九年七閏，四百年九十七閏。

八

春秋和戰(zhàn)國是中國大歷史中時間跨度最長的分裂時期，長達550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由鎬京（西安）遷至洛邑（洛陽），“平王東遷”事件是一個重要節(jié)點，標志著西周時代結束，進入東周時代。由于國家形態(tài)不再是一個整體，朝代名稱也不叫東周，由兩部史書《春秋》和《戰(zhàn)國策》名字替代，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史稱“春秋”，從公元前475年到秦始皇統(tǒng)一國家的公元前221年，史稱“戰(zhàn)國”。春秋時期，諸侯列國漸而做大做強，彼此之間割據爭霸，戰(zhàn)火硝煙不斷，但在表面上，還認可周天子為榮譽君主。進入戰(zhàn)國之后撕下偽裝，眾腳把周天子踢開，戰(zhàn)事連年升級，整個國家成了四分五裂的大戰(zhàn)場。

春秋時期，諸侯列國重視編修國史，“吾見百國《春秋》”（墨子），國史多以“春秋”命名，“可見《春秋》乃當時列國史官記載之‘公名’”（錢穆《孔子傳》）。其中，孔子在魯國國史基礎上編撰的《春秋》最為卓著。“孔子春秋因于魯史舊文，故曰其文則史，然其內容不專限在魯，而以有關當時列國共通大局為主，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換言之，孔子《春秋》已非一部國別史，而實為當時天下一部通史。”（錢穆《孔子傳》）

孔子著《春秋》，至今仍有三個待解的謎團。

謎團一：孔子的《春秋》，止筆于魯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這一年，孔子七十一歲。但從哪一年開始動筆寫作，不可考。“是年，魯西狩獲麟，孔子《春秋》絕筆。《春秋》始筆在何年，則不可考。”（錢穆《孔子年表》）

謎團二：《春秋公羊傳注疏》中記載，“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孔子受周王室之命，著《春秋》，派子夏等十四個學生搜集史料，得到120個諸侯國家檔案，用九個月時間撰成春秋。當時的諸侯國只是120個嗎？子夏等人有沒有疏漏，不可考。

關于“孔子受端門之命”，依錢穆先生的觀點，是假托周王室之命，“孔子以私人著史，而自居于周王室天子之立場，故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亦惟《春秋》也’。”

謎團三：孔子是在魯國國史基礎上編著《春秋》，魯史已佚失，或喪于秦始皇的焚書之禍火。兩部史書之間的關聯程度不可考。

秦始皇把諸侯國史作為首燒之書，“非秦記皆燒之”（《史記·秦始皇本紀》），實在是罪孽深重，試想，墨子說的“百國春秋”如果能夠沿襲下來，將是何等的文明大觀！

九

《春秋》這部書，經歷過一次劫難，那就是秦始皇制造的焚書之禍。

秦始皇的焚書范圍，主要是歷史、政治以及諸子百家著作。“焚書令”的第一款，就是“非秦記皆燒之”，不是記載秦國歷史的史書全部燒毀，其目的是抹掉其他諸侯國的國家記憶，《春秋》在首燒之列。第二款是，“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尉守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史記·秦始皇本紀》）。第三款是，“以古非今者族”（《史記·秦始皇本紀》）。一個朝代行將滅亡，是有惡兆頭的，會發(fā)生喪失理智的瘋子行為。“焚書”這個事件發(fā)生在秦朝滅亡的前7年，即公元前213年。這一年是中華文化史中最黑暗、最寒冷的一年。

公元前206年，西漢建立之后，下達“征書令”，在全國范圍內征集、整理、修復遭焚之書，再之后，把《詩》《尚書》《禮記》《易》《春秋》確立為“五經”。所謂經，是治國之書的意思。并且設立“五經博士”，地位相當于今天的院士，是國家認證的學術代表人物。同時，推出一項官員入仕選拔考試制度，即“察舉制”，備考用書就是“五經”。“察舉制”到唐代完善為科舉制，入仕備考用品增為“十二經”，其中《春秋》衍為三經，《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明清之后的科舉考試，又增加《孟子》，成“十三經”。儒家“十三經”不是束之高閣的典藏著作，而是古代官員入仕考試用書，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治世之書。

禁書與尊書，是霧靄時代和昌明時代的標志性分野。

十

《春秋》，天下事也。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這三句話是孟子對春秋的學術定位，他講了三層意思：《春秋》這部史書是剖析世道和世事的。圣賢治世衰落之后，《詩經》的醒世之功被淡化，粉世浮華之風彌漫。迷惘而失去方向感的時代里，真是萬幸，《春秋》問世了。孔子所著《春秋》，是對黑心公務員有震懾力的書。

在董仲舒的認識里，《春秋》既是史書，也是治世之書。

董仲舒是西漢時期的《春秋》研究專家，是當年的“五經博士”，他把《春秋》的核心內容概括為“十指”，即十種要旨。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春秋繁露》）

《春秋》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天下之大，世事變遷之博，廣有包容，概括起來有十種要旨：

記錄世事變遷，擇重略輕，此為一旨；察世事變遷所涉及的社會諸多層面，此為二旨；根據世事變遷的態(tài)勢，梳理歸納治世的原則，此為三旨；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是強干弱枝，固本疏末，此為四旨；觀察世事變遷的基本方法，是辨識嫌疑，區(qū)分異同，此為五旨；治世之首要是發(fā)現人才，以及對人才的因能任用，此為六旨；治世的長久之道，是親近撫遠，安定民心，此為七旨；治世的理想狀態(tài)，是承襲西周制度，返璞歸真，此為八旨；治理人間事須循守天地運行的四時大序，天之端，即以春為始，春木生火，火為夏，此為九旨；為國家著史，須明確指出治世者的失誤導致的惡果，切中時弊，明察亂象，并糾察惡果的成因以及影響，此為十旨。

“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干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為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則天所欲為行矣。”（《春秋繁露》）

中國古人的意識里，天地為大，民為重。重視民生，則百姓心安；考察世事變遷涉及的社會諸多層面，則見得與失；因世事發(fā)展態(tài)勢而施治，可以正本清源；強干弱枝，大本小末，則國家秩序井然守度；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卓然顯見；禮賢尚能，則百官有節(jié)；承襲西周制度，則宣民教化有道；親近撫遠，安定民心，則仁行天下；以春為天之端，則陰陽四時交替守衡；切中時弊，明察亂象，是替天行道。

司馬遷在《史記》中引述了董仲舒關于《春秋》寫作動機的一段話：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史記·太史公自序》）

董仲舒年長司馬遷約三十五歲，司馬遷尊稱“生”，漢代稱呼中的生，依唐人顏師古考注，是先生，“生，猶言先生。”

我聽仲舒先生說：“周朝的政治衰敗之后，孔子出任魯國司寇（同現司法部部長），諸侯陷害他，大夫排擠他，孔子自知諫言無門，政見無路，于是考辨評述二百四十二年歷史的是非得失，作為世人行為的規(guī)范。《春秋》一書中，貶抑昏聵天子，抨擊無道諸侯，聲討失德大夫，以彰顯王道。”

司馬遷身為西漢的首席史官，倍加推崇《春秋》：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史記·太史公自序》）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譏刺而已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孔子世家》）

在司馬遷的眼中，《春秋》是一部給中國史書寫作樹立標準的大作品。

一、《春秋》上明三王之道（此處指夏、商、周三代開國之君，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下辨人倫綱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親善憎惡，崇尚賢良，抑止不肖，使亡國存，絕學繼，補弊起廢，彰著王道。

二、撥亂反正之書。

三、《春秋》數萬言（近兩萬言，筆者注），要點數千，世道興衰之理盡在其中。《春秋》一書中，記述臣弒君事件三十六宗，亡國五十二個，四處奔走，仍不保國的不可勝數。洞察其中失德失勢的教訓，盡在喪本。臣弒君，子弒父，這樣的惡果，不是一朝一夕的突變，均有其漸變之因。

四、一國之君不可不知《春秋》，否則，明不辯讒人侫臣，暗不見竊國之賊。大臣不可不知《春秋》，否則，處置常規(guī)國務不得其法，遭遇突變不諳應變之策。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國家之重臣不通《春秋》，必陷篡弒之罪而遭誅。

五、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這種有悖倫常之事發(fā)生，在于禮義之喪。君失君道則臣子犯上，臣失臣職則有殺身之險，父無德，子不孝，此四者，為天下大惡。《春秋》以此為標準評判歷史人物。

六、《春秋》是關乎禮義的典范作品，“禮義之大宗也”，禮的功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功用是除惡于已然。法之止惡可以顯見，但禮義防患于未然則難察，這是《春秋》的卓然遠見之處。

七、《春秋》并不是以抨擊為主，“非獨刺譏而已也”，其功在于為世人衡定標準，揚善貶惡。

八、孔子著《春秋》，確定了史書寫作的基本規(guī)則，“筆則筆，削則削”，撰寫國家歷史，于贊頌處則贊頌，于抨擊處則抨擊。

唐代歷史學家劉知幾對《春秋》有些微詞，指其敘事粗枝大葉，細節(jié)疏失，即“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但對《春秋》于中國史書寫作的開山貢獻，則極盡尊仰之敬意：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史通·六家第一》）

孔子著《春秋》，考據西周禮儀制度，遵循魯國國史基本脈絡，據史實，守人事，述衰敗以示貶罰，立興盛以樹功德。以日、月、歲、時，推衍天地運行規(guī)律，以朝覲天子匡正國家禮義規(guī)則。語氣婉約，不露鋒芒，用意含蓄，綿里藏針。《春秋》以不容更改的言論，為后世確立了史書寫作規(guī)范。所以，歷經千年，仍彰著于世。

中國的國家歷史，為什么以“春秋”命名，劉知幾是這樣詮釋的：

“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史通·六家第一》）

考據儒家研究《春秋》的寫作體例，敘事具體到日，以事系日，以日及月，春以包夏，秋以兼冬，一年四時，循而成序，因此以“春秋”命名。

十一

守拙，是我們中國人的防身術。

三四歲的小孩子，家長是進行陽光教育的。湛藍的天空，笑呵呵的太陽，皎潔的月亮，愛眨眼的星星，愛和溫暖貫穿著一切。但歲齒稍長，話鋒就變了，有陰沉的云霧襲來，“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再稍長，云層漸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群居防口，獨坐防心”，“槍打出頭鳥”，乃至還有種“厚黑學”款式的箴言，“見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虎豹不堪騎，人心隔肚皮。休將心腹事，說與結交知”。

“大智若愚”被置頂為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國人究竟經歷過什么樣的磨難，才會構筑出如此橡膠壩般的內心防線？

一切文明的形成都有各自獨具的歷史，其成因由多種元素匯聚而得。有些成因可以堂而皇之地娓娓道來，但有些則諱莫如深、苦不堪言。我們文化性格中的“守拙”意識，就是不可堪言之一種。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國家大分裂，長達五百五十年。諸侯國群龍無首，彼此之間使壞斗狠、爾虞我詐，世態(tài)萬般炎涼，民心碎了滿地。

春秋時期，從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這一時期，周天子只是面子上的君主，實際上已經失去對國家權力的掌控。諸侯國之間叢林政治風行，強凌弱，大吞小。西周時期究竟分封了多少個諸侯國家不可考，但最初是“八百諸侯不期而遇”，到春秋末期，孔子《春秋》中只記載120個，其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三十六個大臣弒君篡位，五十二個諸侯亡其國。

戰(zhàn)國時期，從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諸侯國割據殺伐，硝煙遍野，國家被完全撕裂，中華大地成了角斗場，不停歇地上演兼并與重組的大戲。《戰(zhàn)國策》一書中，有記載的諸侯國是34個，到末期濃縮為“戰(zhàn)國七雄”，最后由秦始皇以“暴秦”的方式滅亡六國，天下重新歸為一統(tǒng)。

春秋和戰(zhàn)國的分界點，史學界有多種說法，但基本上采信司馬遷《史記》中的觀點。“余于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后有君子，以覽觀焉。”（《史記·六國年表》）

司馬遷因循《春秋》，《春秋》止筆于公元前481年，3年后，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又3年，是周元王元年。中國古代的史家界定時代的起始有一個慣例，以國家君主的立與廢為宗。因此，司馬遷把周元王繼位元年（公元前475年）定為戰(zhàn)國起始之年。

我們一直津津樂道并推崇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的燦爛思想，但眾多思想者們并沒有照亮且引導那個時代，反而加重了“小國政治”的重重泥濘。這一點應該引起我們的特別警惕。

病態(tài)的社會土壤中生長出的思想可能會更具尖銳性，但如果不具備長遠的導航能力，只是圖謀一時一地的生存，則必定是短視的。孔子的偉大之處是著眼于社會形態(tài)的“禮崩樂壞”——對大國秩序感喪失的憂心忡忡。但他的思想，對于正處于撕裂之中的時代是軟弱無力的。孔子是時代之痛的揭示者，而不是改變者。

“春秋和戰(zhàn)國，是天下無主，達人料理國家的時代。”

“達人，是社會精英，是文化翹楚。諸侯國君們是董事長，聘任達人出任CEO，達人們不僅是思想智庫，還是執(zhí)行官，由后臺走上前臺，像運營企業(yè)那樣各自治理國家。儒家、墨家、法家、黃老家、兵家、刑名家、陰陽五行家，各彰其長，同場角逐，中國思想史中最璀璨的時代來臨了，但思想者閃爍的光輝并沒有照亮那個時代。思想者們?yōu)樽约旱乃枷雽ふ衣淠_點，或叫‘試驗田’。悲劇式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從55歲到68歲，他周游列國，走了九個諸侯國，到處碰壁。儒家奉行以規(guī)則治國，禮儀天下，尋求放長線釣大魚，但這在當年是行不通的。公元前479年孔子辭世，3年后，春秋時代結束，戰(zhàn)國時代開啟，速效政治與趨利主義的特征更加突出，諸侯國君與達人們雙向選擇，達人們是教練員，也是運動員，但沒有裁判，沒有共守的法則，一切以勝負輸贏為前提。如果思想者之間的理性碰撞固化為你死我活的政治叢林，究其本質，這樣的文化生態(tài)是逆文明的。諸侯列國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爾虞我詐、相互兼并，由34個（《戰(zhàn)國策》記載）諸侯國重組為7個，即戰(zhàn)國7雄，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暴秦’模式吞并六國，一統(tǒng)天下。但僅僅過了15年，公元前206年，秦朝這座大廈轟然倒塌。一個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超級帝國，僅存世15年的時間，在世界史中也是只此一例。摘錄舊作《沒有底線的時代，笨人是怎么守拙的》

秦始皇滅亡六國，實現了國家統(tǒng)一，但他治理國家的思維方式仍是“小國政治”式的，急功近利，為所欲為。經歷數百年戰(zhàn)亂之苦的國家千瘡百孔，國疲民乏，巨大的傷病之軀，被他拖著加速度奔跑，才導致大秦王朝猝死的結局。

大國建設是以大國思維為基礎和前提的，國家之大，不僅在規(guī)模和版圖，更重要的在于意識形態(tài)要蹈大方。

“三丈之木”的故事，是秦國思維模式的典型例子。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國主持變法，也就是今天說的改革。在改革措施出臺之前，做了一次旨在“取信于民”的實驗。在一個大型農貿市場的南門，豎立一根三丈高的粗大原木，一旁貼出募民告示：有人將此木搬到市場北門，獎勵十兩黃金。十兩黃金在當時是巨款，但老百姓以為是政府設置的套路，無人響應。隨后又將獎金提升到五十兩。有一個二貨豁出去了，碰碰運氣，把原木搬到了北門，他果真得到了五十兩黃金。

用這種不靠譜的方式構建誠信政府，是速效政治喪失民心的根本癥結所在。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史記·商君列傳》）

十二

《三國演義》是寫漢朝后期政權割據的書，具體寫割據之后，意識形態(tài)和人心是如何裂變的。

李宗吾在《厚黑學》序言中，講《三國演義》是厚黑學的鼻祖。其中“偶閱《三國志》”，事實上應是《三國演義》，《三國志》是史書，其中曹操、諸葛亮、劉備以及孫權的形象也不是這篇序言中描寫的模樣。

吾自讀書識字以來，見古之享大名膺厚實者，心竊異之。欲究其致此之由，渺不可得。求之六經群史，茫然也；求之諸子百家，茫然也；以為古人必有不傳之秘，特吾人賦性愚魯，莫之能識耳。窮索冥搜，忘寢與食，如是者有年。偶閱《三國志》，而始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

三國英雄，曹操其首也，曹逼天子，弒皇后，糧罄而殺主者，晝寢而殺幸姬，他如呂伯奢、孔融、楊修、董承、伏完輩，無不一一屠戮，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其心之黑亦云至矣。次于操者為劉備，備依曹操、依呂布、依袁紹、依劉表、依孫權，東竄西走，寄人籬下，恬不知恥，而稗史所記生平善哭之狀，尚不計焉，其面之厚亦云至矣。又次則為孫權，權殺關羽，其心黑矣，而旋即講和，權臣曹丕，其面厚矣，而旋即與絕，則優(yōu)有未盡黑未盡厚者在也。

總而言之，曹之心至黑，備之面至厚，權之面與心不厚不黑，亦厚亦黑。

——《厚黑學》

《三國演義》這部小說，七分史實，三分虛構。作者羅貫中，生于元末亂世，山西人，絲綢富商人家出身，自小打下扎實的讀書功底，后來又有投身反元義軍做軍機參謀的經歷。反元義軍領袖叫張士誠，鹽販出身，先反元，后又降元，再之后與朱元璋的軍隊苦戰(zhàn)，兵敗之后自縊。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羅貫中隱身杭州，以寫作度日。作家的經歷是其世界觀的基礎，羅貫中雖不是大開大合，但也是櫛風沐雨、悲欣交集，尤其晚年，因為，參加過與朱元璋的多次戰(zhàn)爭，他是需要避世的。因此他看世事、看人生，比一般作家多幾分跌宕與冷眼。

《三國演義》第一回開篇即寫，“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是必然，分也是必然。這種醒世的認識，有世態(tài)炎涼之苦，也透著頹然超脫之澀。書中寫戰(zhàn)事與戰(zhàn)爭，場面波瀾壯闊，寫人物的人生際遇與無常，入木三分。類似的情景，他見過，也經歷過。羅貫中的文學筆法老道，視角如多棱鏡一樣，折射出的東西都是立體的。寫忠義，瀕臨著偽。寫信，瀕臨著失信。寫真，瀕臨著失真。世事險惡與人心不測，是這部小說的底色。羅貫中是古往今來寫爾虞我詐的翹楚，無人可以匹敵。權變與機心，不變與應變，預防與攻防，在他的筆端活靈活現，如入實境。《三國演義》這部書是豐富多端的，有文學筆法之美，但不宜深讀，領略多了會生出不敢向善之心。

在羅貫中的筆下，三國是人才輩出的時代。但有一些殘酷的歷史真實被遮蔽了，這一時期，政權割據，政治動蕩失序，人禍與天災不斷，民生極度凋敝，人口由5600多萬驟減至3700萬（具體人口數字依據葛劍雄先生《中國人口史》）。《三國演義》由東漢“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寫起，到司馬炎建立西晉（公元266年）止筆，覆蓋97年間歷史。此之間包含兩個歷史檔期，從公元169年到220年，屬東漢一朝。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曹丕繼位，廢漢獻帝劉協，“皇帝遜位，魏王自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后漢書·孝獻帝紀》）。公元221年，“劉備稱帝于蜀，孫權亦自王于吳，于是天下遂三分矣。”從公元220年到265年，即是三足鼎立的三國一朝，存世僅45年。

公元169年到220年，是《三國演義》的書寫重心，這一時期的歷史真實有哪些被遮蔽了呢？

首先是公元166年到168年的“黨錮之禍”。

“黨人”是當年的知識精英，“黨錮之禍”指的是對“黨人”進行殺戮和迫害的文化慘案。中國政治史中，自西漢開始創(chuàng)立“學而優(yōu)則仕”的官員選拔制度，以讀書取仕，稱“察舉制”（隋唐之后完善為科舉制）。到東漢逐漸形成“仕”階層，與外戚、宦官構成官場中的三方勢力。東漢末年，外戚與宦官相互角逐權力，“仕”階層站隊在外戚一邊，宦官贏得主動之后，于公元166年對“仕”階層大開殺戒。到公元168年，僅3年間，遭殺戮、迫害、流放的“黨人”及家眷有數十萬之眾。“黨錮之禍”事件是中國人文化心理的標識性轉折點，自此之后，文化開始與政治疏離，心生戒備。用通俗的話講，文化人開始給自己留一手，在進取的同時，也給自己留好退路。東晉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唐代田園詩的歸隱意識，都是具體的文學呈現。

《三國演義》第一回中，僅用一句話，將這樁文化慘案簡筆帶過，“推其致亂之由，殆始于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

再是大瘟疫。三國時期國家人口驟減的原因，一是無休止的戰(zhàn)爭，50年間大小戰(zhàn)事有數百場之多，士兵及平民百姓大量傷亡。二是瘟疫，《后漢書·五行志》中記載，公元169年至220年之間，發(fā)生過五次大規(guī)模的瘟疫：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171年），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174年），大疫。

光和二年春（179年），大疫。

五年二月（182年），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185年），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大疫。”

公元217年的大瘟疫，尤其慘烈，死亡人口在數百萬之巨。曹操、曹植、張仲景均有文字記述：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嵩里行》）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曹植《說疫氣》 ）

“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張仲景《傷寒雜病論》）

建安二十二年，即是公元217年。這場瘟疫致使“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不僅平民百姓，富貴人家和名門望族皆無力幸免。張仲景家族二百余口，十年之間，疫亡三分之二。這一時期名聞青史的文學人物“建安七子”，有五位喪生于這場瘟疫，具體是王粲、應玚、劉楨、徐干、陳琳。另外兩位孔融和阮瑀，在此之前已去世。

最后是連年戰(zhàn)亂，民生極度凋敝。摘錄《后漢書·孝獻帝記》中的記載，可見之悲慘程度，甚至人相食的事時有發(fā)生。

“ 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是時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興平元年七月，公元194年）

三輔是京城周圍地區(qū)，京畿之地尚且如此，其他之地可想而知。

“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墻壁間，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郡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采稆（野生莊稼）, 或饑死墻壁間，或為兵士所殺。”（建安元年八月，公元196年）

朝廷官員落魄到這種地步，平民百姓的生活亦可想而知。

“是歲饑，江淮間民相食。”（建安二年，公元197年）

人心在惡劣環(huán)境下是怎么裂變的呢？

比如一粒種子，在萌芽破土的時候，迎頭遭遇了壓在地表的石頭，幼苗也是頑強的，它會沿著石縫蜿蜒扭曲著向上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