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人類的精神世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在形式上表現為不同的文學情感和哲學智慧。文學與哲學都源于生活，兩者的融合和相互影響也是必然的。韋勒克與沃倫在合著的《文學理論》中就曾提出，“通常人們把文學看作是一種哲學的形式，一種包裹在形式中的思想”，認為“文學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學史的一種記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文史哲也是不分家的，古代士大夫往往集哲人、文人于一身。寫作者在用文學語言進行表達的時候，就暗含了自己的價值觀。

文藝理論家一般都不會否定哲學對文學的貢獻，因為他們知道文學理論及文學批評的源頭都離不開哲學，文學作品中的思辨性也往往來自哲學。學者於可訓曾在一次對話中談到，20世紀的西方文學，“雙棲作家”很多。小說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學者，如戴維·洛奇、米蘭·昆德拉、索爾·貝婁等等。他們也許沒有學者、教授的身份，但都是關注學術問題的思想者。他們來寫小說，就非常關注小說的思想深度和哲學高度。

有論者認為，一部作品之所以偉大，除了它呈現出的精妙絕倫的藝術形式之外，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它傳達出了復雜深刻的思想。哲學對文學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對單個作家或者作品的影響，更多的是體現為一種思潮，并促進文學思潮的出現。在西方文學史上，文學思潮更替和演變的根源，除了經濟、政治等社會歷史原因外，與當時的哲學思潮的引導直接相關，比如，存在主義文學的基礎就是存在主義哲學思潮。

杰出的作家和哲學家都是民族心靈世界的英雄。對于整個民族而言，作家應該是善聽的耳朵、敏銳的眼睛和智慧的大腦；同時，作家也應該是時代、社會的記錄者，是人民心聲的傾聽者。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最先考慮到的，可能還不是哲學問題，他將敏銳的視角和最大的熱情投向了社會和人，發現其中值得書寫的文學細節和文學命題。而作品的思想高度，又體現在作者面對問題時的角度、視野和判斷能力上。

問題，或者說矛盾和沖突是文學作品重要的敘述推動力。矛盾存在于人與人、人與集體、人與時代和社會之間。以小說為例，作家在呈現這些矛盾的時候，需要敏銳的洞察力、清晰的判斷力，需要以思辨性作為支撐，特別是寫一些社會熱點題材和歷史題材的作品。否則，小說的敘述將漂浮于故事的表面，最終迷失方向。比如，我讀過的一部工業題材的小說，作家的視線聚焦在上個世紀90年代某地方鋼鐵企業的改制轉型。改革，本身就是對矛盾關系的重新梳理和調整。處于改革漩渦中的企業工人，相當一部分沒有其他技能，適應社會能力也不強。發生在這些工人身上悲歡離合的故事，讓作家心生悲憫。這種悲憫是一種崇高的情感，但作家的終極表達，卻指向了改制本身：矛盾的根源就是改制，沒有這樣的改制，工人就不會丟失飯碗。作家有“野心”呈現或回應時代和社會命題，凸顯作品的時代感和歷史感，本應該值得肯定，但如果缺乏一種長時段的歷史視野，在與現實世界的對話中，最終就會失去即時性判斷能力，更無法獲得一種準確而深刻的認知。

文學是對人間煙火的反映，作品要在煙火之外為人們提供觀看煙火的更為清晰的視角。有論者因此指出，真正的文學作品從來不缺乏價值關懷，它為讀者提供了盲目性的關懷之上更具普遍價值和建設性的關懷。上面所提到的工業題材的小說，作者本可以主動深入到那些鋼鐵工人的基層生活中去，寫出現實的復雜糾葛，展現人文關懷與歷史理性的辯證關系，從中尋找文學的公平與正義。作家的視線也可以從上世紀90年代的鋼鐵企業改制，一直投射到他們當下的生活，聚焦這個群體現在的生存狀態，看到他們寬闊的視野和新的創造力，以及他們面臨的新的矛盾和沖突。塑造人物，表現逆境中的人迸發出的不屈和堅強，比一味單向度地呈現盲目、灰心、懊惱、抱怨、手足無措更具有審美價值。曾經的工人群體守望相助，重新適應新的環境和工作，他們自強的品格、奮斗的身影，更令人敬佩，更能打動人心。在處理這種帶有歷史方向性的矛盾和沖突時，作家需要找到某種平衡。作品中可以有悲壯的色彩，但生活要繼續，讀者更期待看到試圖從困境中努力走出的人。

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傳統文化，這是我們經常看到的現象。這里所說的傳統文化，當然是廣義的，它既可以指歷史中存在而今天已經絕跡的元素，也可以指那些古已有之且綿延至今的元素。在處理這類題材時，也同樣需要作者具有思辨性的思維。

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大部分作家的認識是客觀中肯的。作家哲貴曾說：“作為一個中國作家，注定跟中國文化捆綁在一起，思維和行動必然接受這種文化支配。就我個人而言，受這種文化滋養的同時，也深深地被制約。我仍然懷揣微弱而強烈的希望，能夠和這種文化達成和解，把它化成一對翅膀用來翱翔。”這種復雜的情感，其實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在他內心深處的投影。這樣的描述真實而又恰如其分。

但也有極少數人將中國傳統文化直接與丑陋、愚昧、落后畫上等號。很多文化現象，在出現之初，曾經引領“潮流”，被奉為時尚，是那個歷史時代的文明象征。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觀念更新，對世界的認識也在更新。當社會生活方式發生變化，很多事物就完成了歷史使命，從大眾化轉變成小眾化，從社會生活中心退居邊緣處。面對這樣的事物，我們也應該給予恰當的定位，因為“它們以一個否定另一個的方式彼此聯系著”。這是一種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姿態。

面對中國傳統文化，一些作家內心感到復雜，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傳統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統一體，其中既有“精華”，也有“糟粕”。將“精華”與“糟粕”一起全面否定的觀念，最終將導致文化虛無主義。對待傳統文化，我們需要辯證區分，全面接納的論點，同樣也是站不住腳的。比如，我們經常在網絡上看到一些婚禮上的不文明現象，令人啼笑皆非。這些“傳統”由來已久。我們讀到的一些鄉土小說，依然可見類似題材。婚俗文化對中國家庭、社會和倫理層面的積極意義不言而喻。但作者沒有抓住婚俗文化的要義，卻津津樂道于它的“負”產品，不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此類庸俗化的社會問題，而是將這些現象做形而下的奇觀化的呈現，這種沒有任何哲學高度可言的作品，拿什么獲得讀者的信任和支持呢？

學者劉成紀認為，“一個讀者沒有哲學素養，從來不妨礙他審美……那些因文學作品熱血澎湃、熱淚盈眶的讀者，絕不是哲學家。”但是就文學創作而言，如果沒有哲學理論作頂層設計并建立框架，就永遠無法為人類的精神世界提供可以棲息的家園。文學雖然不等同于現實生活，但它可以折射大千世界的本質。如何“折射”，這一直是文學人應該面對的課題。這個課題既屬于方法論，又屬于世界觀。深入了解、體驗、研究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以最真誠的姿態將最真實的情感生動呈現出來，將感受性和思辨性進行很好的平衡，這樣才能創作出有情懷、有溫度、有高度，受讀者歡迎的文學作品。

（作者系長江文藝雜志社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