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是中國最著名的詩歌之一，19世紀以來不斷被翻譯成多種西方文字。目前最流行的是霍克思（David Hawkes）1985年的英譯本（On Encountering Trouble）和馬修（Rémi Mathieu）2004年的法譯本（à la rencontre du chagrin）。不難看出，兩位譯者都將“離”理解為“遭遇”，這當然不錯，也有歷史依據(jù)。班固在《離騷贊序》中明確指出：

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

簡而言之，“離”就是“罹”，“離騷”就是“遭憂”。

班固的解釋不是最早的，在他前面還有司馬遷：“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司馬遷把“離騷”解釋為“離憂”，實際上只解決了“騷”的問題，但體會“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上下文，意見應該和班固相近。后世如顏師古、朱熹、錢澄之、段玉裁、王念孫、朱駿聲等均持此說。這些解釋，無疑是兩位西方譯者最可信賴的依據(jù)。

《離騷》不是單篇流傳后世，而是作為《楚辭》中的一篇（當然是最重要的一篇）。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是今傳《楚辭》的最早注本，他在“離騷”問題上的發(fā)言權顯然不低于兩位史學大師：“屈原執(zhí)履忠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jīng)》。離，別也。騷，愁也。經(jīng)，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也就是說，“離騷”是離別的憂愁，這里“離”的意思是“離別”，不再是“遭受”，與班固、司馬遷之說幾乎正好相反。明代汪瑗《楚辭集解》、近人姜亮夫《重訂屈原賦校注》均贊同此說。另外，1878年《離騷》最早被翻譯成英文時，題目就是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譯者莊延齡（E.H.Parker）給予王說有力的海外支持。

各有各的道理，都能找到佐證。《離騷》中“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中的“離尤”就是“遭受責難”的意思；屈原另一篇作品《懷沙》中的“郁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中的“離愍”意思是“遭受悲哀”。還可以找更早的《周易》，“離”本身是八卦之一，兩個“離”上下疊加就成為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卦，也叫“離”，《彖傳》的解釋是：“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谷草木麗乎土。”所以“離”是“附麗”，意思顯然更靠近“遭受”。“離”作離別、分離講，在現(xiàn)代漢語中最為常見，在古漢語中同樣不少見，不說別的，《離騷》本身中的“余既不難夫離別兮”“紛總總其離合兮”都是適例。

“離”有兩個意思，雖然相反，但是否可以在“離騷”中得到某種統(tǒng)一？借用黑格爾的術語，是否可以實現(xiàn)正反和？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屈原遭遇不公正的待遇，滿腹憂傷，于是決定離開是非之地，“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他希望通過上下求索去尋找新的理想和希望。“離”既說明了過去，也指向了未來。但離別對于屈原來說，絕不是“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那樣簡單直接：“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xiāng)；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離”既說明了外在的困境，也指向了內(nèi)心的糾結。

一詞多義，甚至同時含有兩個相反的意思，是很多語言共有的現(xiàn)象。比如英語中ravel既有使糾纏、使混亂的意思，也有解除糾纏和混亂的意思；dust則既可以指除去灰塵，也可以指沾上灰塵。還是黑格爾，曾傲慢地認為只有德語才能做到這一點，對此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一開頭就以《論易之三名》予以迎頭痛擊：

《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胥征不僅一字能涵多意，抑且數(shù)意可以同時并用，“合諸科”于“一言”。黑格爾嘗鄙薄吾國語文，以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語能冥契道妙，舉“奧伏赫變”（Aufheben；筆者按，漢語常譯作揚棄）為例，以相反兩意融會于一字，拉丁文中亦無義蘊深富爾許者。其不知漢語，不必責也；無知而掉以輕心，發(fā)為高論，又老師巨子之常態(tài)慣技，無足怪也；然而遂使東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馬牛風，則不得不為承學之士惜之。

但是“知漢語”者是否就能夠把握一詞多義呢？有時也要打個問號。霍克思和馬修都是大漢學家，但在“離騷”翻譯上就只取一端，而沒有做到兼顧。

近日看到一位國外學者威廉姆斯（Nicholas M. Williams）研究《離騷》的論文（收入Chinese Poetry and Translation，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出版社，2019），認為嚴格從字面上兼顧兩者幾乎不可能，但可以把“離騷”翻譯成Sublimating Sorrow。他從黑格爾的“奧伏赫變”那里獲得啟發(fā)，認為屈原最終揚棄了世俗的情感——對君王和身邊小人的怨恨、對楚國前途的擔心以及自己無從施展政治抱負的失望，實現(xiàn)了自我的超越和升華。他甚至認為，屈原沒有自沉汨羅，而是過上了隱居生活，成為了巫師的朋友。《離騷》最后一句“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中的彭咸不是投水而死的商朝大夫，而是《山海經(jīng)》海內(nèi)西經(jīng)和海外西經(jīng)中提到的“巫彭”和“巫咸”，是兩個人而不是一個人。

也許這個研究成果有些過于標新立異，但其合理性在于，詩歌創(chuàng)作（以及一切文藝）從本質(zhì)上來說都是一種超越和升華，寫作無疑是屈原宣泄自己所遭受痛苦的最佳方式，如果他一開始就選擇自殺，就沒有必要寫什么詩了。其實王逸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這里“自慰”是關鍵詞。另外，司馬遷也指出過，包括《離騷》在內(nèi)的杰作都是“發(fā)憤之所為”，是上古圣賢“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的結果。

錢鍾書對于黑格爾“自夸”的批判，威廉姆斯也注意到了，但他沒有深究的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錢先生在“離騷”的理解上沒有采取兼容并蓄，而是只取一端，只是他既不贊成班固、司馬遷的“遭憂”，也不認可王逸的“放逐離別，中心愁思”。針對后者他寫道：

“離騷”一詞，有類人名之“棄疾”“去病”或詩題之“遣愁”“送窮”；蓋“離”者，分闊之謂，欲擺脫憂愁而遁避之，與“愁”告“別”，非因“別”生“愁”。

按照錢先生的意見，“離騷”用英語來表達就是Departing from Trouble，更通俗一點就是Saying Goodbye to Trouble。

對于“離騷”的理解，特別是“離”的意思，歷來眾說紛紜。除上述幾種外，還有散去的憂愁說、牢騷說、楚古曲名說、離開蒲騷（楚國地名）說、離疏說等等。其中比較有趣的是牢騷說，清代學者戴震認為：“離騷，即牢愁也，蓋古語，揚雄有《畔牢愁》，離、牢，一聲之轉(zhuǎn)，今人猶言牢騷。”這一意見由于得到近代楚辭研究大家游國恩的支持而頗具影響。

林林總總的說法，無論影響大小，道理有無，都在錢鍾書先生的視野之中。但他只取一端的做法似乎說明，他關于易之三名和“奧伏赫變”的洞見僅僅針對某些哲學概念，而沒有擴大至文學領域。一些核心哲學術語很難（如果不是完全無法）翻譯，“奧伏赫變”勉強可以譯成“揚棄”，而集易簡、變易、不易于一身的“易”則很難在外文中找到對應詞，《周易》在英文中通常被翻譯為The Book of Changes，但change只有變易一個意思。

近年來，也許是為了避免紛擾，有些外國學者直接用Li Sao來翻譯“離騷”，比如著名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但他和孫康宜聯(lián)合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中卻還是使用了On Encountering Trouble這個譯法，可見班固、司馬遷之說影響深遠。

和“離騷”這個題目一樣，屈原最終的結局也是眾說紛紜。威廉姆斯在他的論文中贊成隱居說，不無道理。《離騷》中間部分“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這句有助于說明這一點，有種意見認為屈原所表達的是求賢君、求知己，非常牽強，更合理的理解是他想遠離廟堂，走向鄉(xiāng)間。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