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評的發生和文學理論是有內在關聯的。文學理論需要借助文化批評彰顯知識的公共性，文化批評則需要借助文學理論來獲取合法性。當前，要凸顯文學理論的公共性，有必要繼續倡導文化批評。為了讓文化批評區分于“文化討論”與“文化研究”，就特別需要發展“作為文學批評”的文化批評，而為了讓“作為文學批評”的文化批評不至于過度他律，則需要有文學公共領域的評價機制。理論地言說文化批評，對于彰顯文學理論的公共性不無益處，但我們更應該多加強調和落實“作為文學批評”的文化批評對于文學理論公共性的實際作用。

文化批評與文學理論的諸種關聯

包括文學理論研究者在內的學者們，不僅具有人文的關懷，也有參與公共言說的沖動，可以說，“知識分子”的認同是其內在的需求和本色。而文化批評則正好可以作為其實現自己知識分子身份意識的一種方式。

文學理論研究者所從事的專業研究，在面對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也有轉型為文化批評的必要，否則，就可能遭遇知識合法性危機。這種轉型的訴求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研究對象發生了改變。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分化了，出現了大眾、精英、主流和民間等幾種文學形態共存的現象。文學理論的對象改變了，它們越來越和大眾、文化產生密切的關聯，這就給文學理論提出了文化批評的變革要求。

其二，言說身份具有調整的訴求。大眾文化語境中的文學，其存在越來越不為文學理論研究者的言說左右，即使這種言說切中肯綮。其原因是文學的生產、消費、接受的機制已然改變，越來越與市場、大眾和國家相勾連。文學理論研究者在言說大眾文化語境中的文學時，要盡量以學者的身份去理性分析、學理闡釋與科學反思。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實現文學理論對文學的有效言說。

事實上，一經邁進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學科也的確在積極回應這種轉型的訴求。文化批評之所以和文學理論關聯密切，就是因為文學理論需要借助于文化批評來轉型，來彰顯公共性，以避免知識的合法性危機，即“文藝學要借鑒文化研究反學科的實踐經驗，重構自己的研究范式，重新煥發對社會的影響力”。

文化批評和文學理論關聯密切也可以從文化批評自身尋找緣由，文化批評其實也需要借助于文學理論來實現自身的合法化。

如今，有必要繼續推動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的雙贏關系。文化研究其實可以改造為一種“作為文學批評”的文化批評，并進而成為實現文學理論公共性的重要方式。

文化批評作為文學理論公共性的實現方式

“作為文學批評”的文化批評，因為它是文學批評，同時又具有文化研究的特性，因此是一種和文學理論密切關聯的文化批評，一如有學者所言，“‘文化研究’標志著文學批評的一個新階段”。所謂新，最關鍵的在于它是文學理論公共性實現的一種好方式，能使文學理論的知識合法性危機得到緩解。對此，以下幾點需特殊關注。

其一，從研究對象看，它以文學作為研究對象，這就保證了文化批評與文學理論的關聯。以文學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化批評之所以能夠實現文學理論的公共性，是因為文化批評會主動參與其研究對象的建構，即文化批評的研究對象并不是我們所看到的經驗意義上的、客觀存在的某個文學文本，而是在文化批評問題意識下所建構的文學文本。

文化批評還能夠自覺地以大眾文化語境下的文學或者作為大眾文化的文學為研究對象，這是因為文化批評要借此理解當下的日常生活，并通過研究努力介入或者重構與文學關聯密切的文化社會關系。可以說，文化研究對作為其研究對象的文學所做的選擇和處理，對于實現知識的公共運用是有幫助的。

其二，文化批評作為文學理論公共性的重要實現方式，其研究方法對于文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文化批評的方法包括美學的、文本細讀的和哲學思辨的等方法，同時也借鑒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傳播學等的方法。

需要強調的是，文化批評對方法并非來者不拒，而是要考慮方法的適用性，而且無論有多少種方法被借鑒，它都主張不能丟掉美學的、文本細讀的方法。“作為文學批評”的文化批評，實際上也強調文學的自主性，如果沒有這一前提，文化批評就會落空。

在眾多的方法中，文化批評更鐘愛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社會學的“反思社會學”方法等，因為它要借助這些方法對文學文本為何“是其所是”這個問題進行深度分析。

其三，從研究旨趣看，文化批評的旨趣不是僅僅為了鑒別文本的審美高下，它還與政治有關。需要明確的是，我們這里討論的文化批評，是在文化現代性基礎上，在國家與社會有適當分離的前提下倡導的政治批評，其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現代性的表征。

凡此種種，都表明了文化批評具有不可否認的公共性。而只要文化批評不與文學脫鉤，那么，它就可以作為文學理論公共性的實現方式之一。我們甚至有必要承認，沒有文化維度的文學理論，不進行批評實踐的文學理論，是很難有公共性的。

理論地言說文化批評與文學理論公共性實現的條件

文化批評能夠緩解文學理論的公共性弱化問題，但是文化批評的落實還需要具體的條件，其中之一就是文化批評的生產機制。

“作為文學批評”的文化批評，如果不去展開具體的批評實踐，而只停留于理論層面的言說，的確有可能使文化批評的公共性大為減弱，并最終導致文學理論的公共性危機難以緩解。就此而言，“作為文學批評”的文化批評要繼續保持文化研究的特性，持續地進行具體的文化研究。

但理論地言說文化批評，也不是毫無意義，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文學理論的公共性危機。通過言說文學理論學科的問題，使理論介入現實。特別是當我們倡導文學理論走向文化批評，建構作為文學的文化批評，這即是一種學科意義上的文學理論。雖然我們在“說”文化批評的時候并沒有真正地開展文化批評實踐，但是這樣“說”的時候，卻已然表達了要把當代文學文化現象作為研究對象，也表明了要采用民族志、反思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文學，還認為“作為文學批評”的文化批評不能把文本的審美屬性鑒別作為唯一研究目標，而要反思這種審美屬性所由生成的文化機制等。凡此種種，都是在為文學理論的公共性謀劃。而且，它在討論文學理論學科發展的時候，還可能會涉及什么是好的文學理論，這樣的討論也是在發揮知識的介入作用。

在將文化批評納入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之中予以言說的時候，也就是把文化批評體制化、學科化，如果我們繼續這樣討論文化批評，涉及的問題恐怕都是文化批評的特點、文化批評的方法、文化批評的旨趣、文化批評的功能等，那么這其實就是在自覺地建構“文化批評學”。這種文化批評學對于它自身而言，有可能意義不大，但是將它納入文學理論學科之后，會推動文學理論學科的變化，甚至會導致知識學意義上的文學理論的范式轉型，從而對文學理論在某種意義上突破體制化、學科化藩籬不無益處，若如此，當然也就為文學理論學科的公共性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文學理論公共性要健康成長，還特別需要改變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關系。文學理論不宜完全置于理論思辨的高地，文學批評也不能完全脫離理論的自覺。事實上，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本就可以互相發明，理論在批評中生發與存在，批評也因理論而升華和精致。好的文學理論一定是具有批評實踐能力的理論，專業的文學批評也必定是有理論底蘊的批評。這也是文學理論公共性的實現不排斥文學批評的原因。“作為文學批評”的文化批評由于特別關注當代文學文化實踐，又有理論視野和方法論的自覺，因此，只要具足文學性，它就可以作為文學理論公共性的實現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