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曾說如果一定要去孤島，他愿意和艾偉一道。在這個花樣迭出的消費時代，艾偉是如此珍貴，他言辭不多，不慌不忙，臉上掛著若有若無的微笑，拳頭卻時常捏緊又放松，仿佛他的心正有千帆飄過，而他清澈的雙眼倒影著人性的奧妙。他既能和筆下那些殺人犯共處一室同屋尋道;也能與小說中的編劇們隔岸觀火旁若無人。

艾偉的新書名曰《婦女簡史》(含《敦煌》和《樂師》)，《婦女簡史》乃《敦煌》中周菲編排的舞劇，在舞劇中，我們看到了愛的溫暖和殘酷，也看到折磨與救贖。女主角小項則從中看到自己。“簡史”修改了我們對“婦女”的預見，讓我們重新觀看婦女，觀看常寫常新的情與愛。這兩篇小說與今年新發的《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在我看來可謂“三姐妹”，一個比一個出落得更美。之所以將之喚為三姐妹，是因為它們在大的敘事結構和形式探索上有一致性。小說、戲劇同源，互相偎依，彼此點亮，高峰在戲劇，畫龍點睛。艾偉找到了多種文體同舞互釋，生活與文學共情互仿的秘甬，并持續地探索拓寬敘事空間的方法，《敦煌》中小項的并未曾被正面再述的日記、那封一直被延宕終于被打開的遲來的信;《樂師》中外孫寫的被老師表揚的小學生作文，這些旁逸斜出的認知裝置展示人的多重側面。不斷融匯書信、作文等多種文體讓小說長得枝繁葉密，綠樹成蔭。在古人看來年過半百是知天命，而在今天正是寫作的黃金時間，作家經過漫長的探索、積累和創新，無論是生活閱歷還是思想資源都日臻成熟。如果你沒有順從習慣的裹挾，沒有順從名望的誘惑往下墜的話，這正是值得期待的金秋季。

肉體和靈魂互不低頭，我與自我亦不妥協，這是人類自古就面對的根本困境，也是人間悲劇的根源。作為文藝女青年，父母離異的原生家庭給小項打下了烙印，她有在日記中吐露心曲的習慣，自己不曾開始的暗戀、靈魂的悸動都交付給了日記，書寫多少會放大內心的波紋。小項未經戀愛的洗禮，經人介紹步入婚姻的殿堂，外人看來堪稱完美，正是才子佳人一對。與包法利夫人大同小異，小項對愛情、婚姻的知識全來自想象;不同的是小項身邊有周菲，情感老辣的編劇一眼看清小項對自身一無所知，遂將自己外遇的秘密和盤托出卻遭到對方的道德批判，她們的關系像姐妹，啟蒙、合謀并具。小項將對象陳波介紹給周菲，周菲已從外科醫生冰涼的手中預感到這樁婚姻的悲涼未來，十指連心啦。在《婦女簡史》漫長反復的排練過程中，周菲加入了小項的故事，表現愛的如魔、如佛，以及愛的“窮途末路”。

小項的外遇并不復雜:共三段。一是與單位上司韓文滌漫長的精神單戀，一是與“渣男”盧一明糾纏三天的情欲釋放，另一段是與心思清純的留美博士秦少陽的浪漫愛情。在得知韓文滌被老婆戴綠帽時母性大發，小項情不自禁地在電梯里抱住對方流淚，但韓文滌的心思都在權力上，他約會直奔賓館，身體卻像《白鹿原》中未來的“族長”白孝文面對田小娥一樣處于沉睡狀態。這個情節對小項亦是個不大不小的嘲諷，被權力規訓的身體顛覆了她的浪漫憧憬。

在省城培訓的三天，盧一明的強硬攻勢讓小項發現自己對肉欲毫無抵抗力，身體同靈魂一樣如幻如謎。小項將靈魂出竅的身體經驗留在日記里維持過往的鮮艷，然后像《廊橋遺夢》的女主角一樣繼續平淡的家庭生活。沒料到一向循規蹈矩的丈夫陳波會在她出國時打開日記本。為了女兒，小項甘愿忍受丈夫的虐待和侮辱，但無論如何贖罪也不能被原諒。丈夫陳波自幼寄居鄉下祖母處，隔壁女老師的偷情加劇了他內心的創傷，他終生攜帶著童年的陰影使他非常偏激，對妻子和外遇對象進行瘋狂的復仇。留美博士的去向懸而未決，盧一明的死不明就里，這些現代小說的詭計艾偉用起來毫不心慈手軟。

艾偉的仁慈在于他接續了托爾斯泰的偉大傳統，不對人物進行世俗的道德判斷。當沃倫斯基與安娜一見鐘情時，她已是八歲孩子的母親，而同時與他愛戀的吉娣是單純、年輕、美貌的少女，正符合傳統男權文化對女性的要求。然而托爾斯泰站在了少婦安娜這一邊，通過安娜他重建審美的標準:女性的光芒來自人格，而不僅僅外表。每個人都會老的，要懂得欣賞不同年齡的美和來自歲月饋贈的豐富。同理，小項和周菲都是在婚后才被異性所欣賞。

我們常常將真善美并舉，其實真善美之間亦有沖突，善和惡、真和偽，它們之間也許界限分明，可是這善和那善，此真和彼真呢?道理顯而易見，人生寸步難行。我們時常被難以捕捉的荒謬情感所侵擾，潛意識中匿藏著一股毀滅性的力量，使我們飛蛾撲火、明知故犯。自我的根源讓我們對自己如此陌生，終其一生我們都在重識自身，閱讀和歷練幫我們切近自我，猶如切近他人。

《樂師》講述一位嗜酒的樂師用酒瓶失手砸死了自己的太太，監禁二十年后出獄尋找女兒的故事。當年她才十五歲，正跟樂師學藝，青春像那些燦爛的音符一樣跳躍。喪家的少女獨自到省城謀生，一路經歷了什么只能在省略號的六個點里。功夫不負有心人，樂師到底找到了女兒。她成了家，對象是參加越戰歸來的士兵，有點殘疾，在立交橋下開個舊式理發店不是新式的發廊，兒子有著先天性心臟病，隨時會犯。父親默默地跟蹤女兒一家的生活，渴望關心他們，卻發現一切都被酒改變了，女兒的生活被這個插曲毀了三分之二以上。樂師賣了家鄉的老屋供外孫治病，自己想法重新進了監獄。《警察與贊美詩》等既有的經典使得《樂師》的結局略顯黯淡。但父親對女兒的愛，尤其是這種帶懺悔的愛和刻骨的親情依然閃閃發光，引人淚落。

《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敘述緊湊，開篇點題，這是俞佩華十七年囚牢生活的最后一天。婦女俞佩華與聾啞少女黃童童均因殺人入監，她們情同母女。在玩具娃娃的組裝過程中，我們很容易發現殺人也像一種拆解游戲。俞佩華殺死自己的叔叔就是哈姆雷特復仇故事的中國當代版。黃童童殺死欺負她們母女的繼父。俞佩華出獄后去看了一個以她為原型創作的戲劇，導演揣度了她沉默表面下波濤洶涌的內心，她錯殺了自己的叔叔，非常精心地使用她的化學知識將其最后的骸骨藏在閣樓。當她知道是誤殺之后，生活的延續被永久地打破了，她開始到閣樓祭奠、懺悔，導致精心設計的謀殺敗露。誤解讓俞佩華毀掉了自己的生活，也毀掉了兒子的生活。血緣和偏見將他們牢牢地綁在一起，高深的獄墻也無法將其分開。勞改的十七年是她甘心贖罪的十七年，她平靜地毫無差錯地工作，并將自己的愛分享給黃童童，答應會來探望她并送她一個芭比娃娃。實際上，她出獄的最后一天也是黃童童人生的最后一天，她早就藏好了自殺工具。而當俞佩華糾纏著想知道黃童童的下落時，她表現出來的那股執拗的力量讓編劇想起她多年前的犯案。俞佩華無論當化學老師還是做玩具工作時的精確都暗示著她的性格，她會殺死自己的親叔叔也會關愛陌生人，超我與本我的抗辯永不停息。《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呈現的是“風和日麗”的海平面，波浪那么少、那么平靜，幾乎不曾對內心跌宕起伏的的冰山和海洋進行窺視。小說中的戲劇以母子共同觀賞電影《東方快車上的謀殺案》結束。當代小說家不僅要跟古代經典競爭，也要跟征服大眾的類型小說競爭。艾偉吸收了阿加莎的推理智慧，讓情節一再反轉，讓閱讀始終緊張;同時吸收經典戲劇的偉大抱負。在經典戲劇和類型小說的蹺蹺板上，艾偉找到了平衡。他撕毀殺人犯的標簽，將講述從兇殺位移到救贖，展示犯人重圓破碎生活的艱難努力，珍貴而稀有的神性從天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