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獲得第五屆“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榮譽稱號時，因為疫情正在廣州排練、合成革命浪漫主義舞劇《旗幟》的自由舞蹈編導、一級導演王舸十分激動。由他編導的芭蕾舞劇《旗幟》以1927年廣州起義為創作題材，以舞蹈的形式塑造了張太雷、葉劍英、葉挺等革命者群像，表現了一代青年為了理想信仰，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事業的大無畏精神，以及他們從普通人成長為英雄的精神轉變。獲得榮譽之后再回顧近兩年來編導的幾部舞劇，《歌唱祖國》《五星出東方》到《旗幟》，他發現里面貫穿了同一個重要元素——五星紅旗，“三部劇表現的是完全不同的題材，但卻表達出了相同情感，這是巧合也是必然”，它們都“傳遞著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

從舞蹈演員、編導，再到中國舞協副主席，一路走來，“努力勤奮，以德為先”一直是王舸的人生信條與藝術信仰。作為演員，他不斷挑戰自我；作為編導，創作每一部作品，他都力求深入了解題材背后的方方面面，尋找真正能讓普通觀眾接受喜愛的切入角度。不管是舞劇《五星出東方》中以少數民族的視角去展現漢民族，表現那個時代最可愛的人，還是在舞劇《天路》中表現20世紀70年代鐵道兵戰士和藏族同胞為修建青藏鐵路的無私奉獻與犧牲，“創作的過程也是個人蛻變成長，從無知到藝術覺醒的過程”，而這種蛻變“一方面來自生活閱歷的積累，一方面也源自創作過程中的主動摸索”。但首先是“三觀要正，藝術家如果對世界、對生活的看法出了問題，那就無法編出有格局的作品。”

“我很珍惜我的創作”，王舸說，這種珍惜也源自他曾經是一名演員，“特別知道演員要什么。比起物質上的滿足，他們更需要的是能留下來的作品”。因此，每一次創作王舸都要“盡最大的努力”。其中最難的是在生活中找到可以構成舞蹈動作與空間節奏的生活細節，把生活的真實轉換成藝術真實。“我始終有一種自覺，我是一名中國編導，我的所有創作都是想講好中國的故事”。作為中國最早一批以當下生活為創作主題的青年編導之一，王舸的不少舞蹈作品在圈內很有影響力，比如他與臧馨、熊濤合作編導的《過早》表現武漢人吃早飯、賣早餐，塑造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與韓真合作編導的《中國媽媽》以抗日戰爭為背景，通過一位中國母親撫養日本遺孤的故事展現中國母親的偉大與無私；與周莉亞合作編導的《父親》以他的父親為原型創作，表現對人口老齡化現象的關注；而女子群舞《鳳悲鳴》則以巴金小說《家》為題材創作，表現了對舊社會的批判與對自由的歌頌。

2004年至今，王舸以旺盛的創作力先后編導了許多舞蹈作品，如《烈火中永生》，舞劇《紅高粱》《大禹》等。在他看來，“要創作出老百姓喜歡的作品，就要低下身子，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向前輩學習。”回顧自己的從藝之路，他感慨：“我們這一代舞者遇上了中國舞蹈發展的一個‘高點’。”2000年王舸從北京舞蹈學院畢業，那時他們跳的是張繼鋼的《黃土黃》《一個扭秧歌的人》《俺從黃河來》等等，“都是很彰顯精神性的作品”。從張繼鋼、王斌到高度、明文軍、唐滿成等，前輩老師的藝術追求也深深影響了王舸后來的舞蹈創作，“我們要做中國自己的作品，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要從表現中國文化的立場與視角出發，用‘肢體’這一世界語言創作出富有中國藝術特色的作品，輸出我們自己的文化與價值觀”。而這就像“壘山石”一樣，需要一代代文藝工作者的不斷接力，“用一塊一塊的石頭搭建起中國舞蹈創作的新局面”，王舸表示，“我們要傳承前輩藝術家的精神，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世界舞臺上樹立起中國人對文化自信的理解，為時代留下更多令人難忘的藝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