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20世紀八十年代文學一直都是研究界持續關注且頗具生產性的話題，相關成果甚為豐碩。與關于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文學”的研究情況相似，針對這一時期的文學所展開的研究，也存在因預設的立場、態度而導致的美化或抽象化傾向。為力避這種傾向，借助未來意識的介入以達到歷史感和現實感（或當代立場）之間的動態平衡，就成為解決之道被提出。這當然可以視為一種可行的方案，但其實問題仍舊存在。在現代性屢遭質疑且未來變幻莫測而極不穩定的情況下，未來意識有演變成多元主義相對論的嫌疑。針對八十年代文學的研究仍舊是充滿爭議且彼此競逐的話語場。

要想有效克服這一傾向，有必要引入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提到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范疇。正確對待歷史的方法，在《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有集中體現，其具體表現是，從一個時代、一個階段的主要任務（或主要矛盾）的角度出發，以觀察和衡量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成敗得失。只有把握了一個時代、一個階段的主要任務并從主要任務的角度對其展開分析和評價，才不會在次要細節或細部上糾纏不已，不會眾聲喧嘩自說自話，難以達成真正有效而廣泛的共識。

一

回到八十年代文學，首先要明確其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主要矛盾。如果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仍舊有其牢固的合理性的話，那么八十年代文學的主要使命，首先是與那個年代的主要任務結合在一起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就是說，八十年代的文學，其主要任務集中表現為“繼續探索”中國文學的社會主義道路。這里的“繼續”二字最為準確且深刻地指明了八十年代文學的主要任務之核心，即這仍舊是一個連續性的命題，而非斷裂性的關系命題。換言之，我們需要正確地看待八十年代文學與十七年文學的關系。這種正確關系應表現為，八十年代文學是對十七年文學的揚棄，而不是否定。其最為明顯地表現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轉折期。彼時，現實主義的回歸和深化這一命題的提出與對十七年文學的揚棄這一目標息息相關。這一轉折時代所賦予文學的特殊使命，雖在八十年代初期即已基本完成，但并不意味著此后的文學就可以看成是對十七年文學的否定，而應看成是“繼續探索”。

這就要求我們站在連續性的角度和關系性的層面看待八十年代文學，而不是像很多研究者那樣在八十年代文學和十七年文學之間建立起彼此對立的關系。

二

從連續性的角度入手，需要明白一點，對八十年代文學，既認識到其應有的“繼續探索”的積極意義，也要對其偏離“繼續探索”的斷裂性內涵葆有清醒的認知。就此而論，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先鋒派文學是一個很好的觀察點。就八十年代的文學實踐來看，文學創新應該說是貫穿始終的一個目標。先鋒派文學的出現，可以視為一個分水嶺。在這之前，西方文學的各種形式、流派都有實驗和實踐，先鋒派可以視為這些各種可能的嘗試的極端。就歷時的角度看，先鋒派的創新實踐，雖一方面推動了關于文學命題的新的定義的出現，并得到了文學史家的高度評價，但另一方面也遭到了市場的冷遇。文學創新實驗以遠離大眾讀者為前提和后果，其某種程度上可謂是對“繼續探索”的背離。以此觀之，1990年代以來先鋒派的回歸就可以看成是對這一背離的反撥。先鋒派的回歸，使得現實主義傳統得到更高程度的重視。回歸后的先鋒派作家的創作，因而也就可以視之為社會主義文學的繼續探索這一主要任務的深入展開。

沿著這一思路，我們就可以很好地檢視八十年代的文學創新。就是說，我們有必要把文學創新置于“繼續探索”中國文學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一主要任務的脈絡中展開考察。其涉及到的命題，除了前面提到的現實主義深化之議題，還有傷痕反思文學、朦朧詩論爭、關于“偽現代派”的論爭、主體性論爭、文學向內轉、尋根文學，以及后來的“先鋒派”等等。彼時，關于“偽現代派”的論爭，其實是把社會主義文學的探索命題凸顯出來；只是時人更傾向于認為，“現代派”的中國痕跡太過明顯，不算真正的現代派。此后，先鋒派的極端實驗文本的出現正可以看成這一邏輯的必然結果。我們當然明白先鋒派形式實驗背后的意識形態色彩，但我們也應明白以下一點：就文學觀念的更新而言，先鋒派并沒有提供或帶來太多新的可能。從世界文學的脈絡看，先鋒派的文本實驗，其實早在18世紀的勞倫斯·斯特恩的《多情客游記》和《項狄傳》（甚至菲爾丁的《湯姆·瓊斯》）中就已存在。先鋒派文學通過對文學似真原則和擬真原則的顛覆，以試圖恢復其虛構性的本質，這一點當然是其歷史功績所在，但如若聯系九十年代的文學實踐，可以更加清晰看到，先鋒派文學所歷史地完成的，還有這樣一點：它以極端的形式實驗，實現了內容表現上連續性命題的中斷，為徹底迎合商業意識形態掃清了道路。八十年代文學的過渡性和超越性由此可見一斑。八十年代的文學創新其實是為城市化、全球化進程服務的。路遙《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到黃原地區的攬工正可以視為八十年代以來個人主義和城市化相結合的象征。我們有必要從這一角度展開針對八十年代文學的深入研究，而不能是簡單地美化，或簡單地否定。

三

這也意味著，八十年代文學不能被本質化。從文學創新的角度看，八十年代文學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它經歷了復歸十七年文學傳統，到揚棄十七年文學，擁抱現代化，進而進入全球化的過程。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很難說哪一個時段更能代表八十年代文學。八十年代文學，就其關系的層面和歷時的脈絡來看，其最主要的特征就在于過渡性和超越性的耦合。

其過渡性表現在，八十年代的作家批評家都是從文學創新的角度看待自身的創作的，創新不是守舊和延續，甚至也不是顛倒，而是常變常新的精神，是把變革作為一種立場來看待的自覺意識，這應該說是當時的文學界共享的前提。但對于往哪個方向革新，或專注于哪一種革新，卻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的。這就使得當時的文學革新具有了過渡性的特點，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中間物”角色：他們是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待文學革新的。這一過渡性，帶來一些積極的后果，那就是中外文學中，主要是西方文學的，幾乎所有可能的實驗都嘗試過了。這一嘗試和實驗，在先鋒派文學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呈現。1990年代以來的現實主義回歸，應該說是八十年代文學創新的一次成果。這時的現實主義，既不是革命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也不是魔幻現實主義和心理現實主義，而是糅合了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于一身的新的綜合，可以說是“開放的現實主義”，而這其實是回應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秦兆陽為代表提出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命題。從這個角度看，八十年代的文學創新，應放在現實主義的延續、綜合和深化這一主題中進行考察。

說其具有超越性，既是從今天的角度得出的結論，也是八十年代的作家批評家們的過渡意識所帶來的副產品。過渡性使得八十年代的作家批評家們常變常新，正是這一“變”與“新”的精神，使得他們的文學實踐表現出對自己所處時代的超越性傾向。超越性，在他們那里，既是一種自由的象征，但同時也是一種遐想，其象征意義往往大于實際效應。我們今天對八十年代文學的研究，應該注意到這一點。這一超越性，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朦朧詩、第三代詩歌等諸多文學思潮中都有表現，可以從內容和形式兩個層面加以把握。內容上，表現為對彼時物質生活的困難的回避、忽視和揚棄。八十年代的作家批評家和主人公們在物質匱乏的情況下普遍表現出一種高揚的精神貴族的姿態，及其對思想啟蒙與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廂情愿的樂觀精神。形式上，則傾向于認為文學可以脫離政治而成為審美的和獨立的實體，“向內轉”和“主體性”就成為當時的文學形式自覺的重要口號。他們從未來的視角出發，在時代所能給出的承諾中展開他們的文學創新實踐。因此，時代的限制在他們那里并不構成限制，而是構成一種超越的信心：他們是在為文學的未來立法。

同樣，這一超越性，也有必要放在過渡性的角度加以審視。如果說過渡性表明八十年代文學的不穩定、常變常新和多重可能的話，那么超越性則表明一種抽象、自足和對秩序的想象。兩方面的耦合關系，使得八十年代文學整體上呈現為豐富駁雜且面向多重的立體形象，其內部之間極具張力關系。我們對八十年代文學所展開的研究，雖無法真正還原其豐富性、復雜性，但要有這方面的限度意識：任何對八十年代文學的單向度的想象和研究都可能是簡化，雖然這樣的簡化不無必要。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