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中憲，著有長篇小說《花言》《我不愛你》《闌尾》，短篇小說集《一二三四舞》，非虛構作品《緩慢而永遠》，雜文集《我仍然沒有與這個世界握手言和》，發表長中短篇小說多部，多次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轉載，作品曾入選《南方周末》2007年度推薦書目，獲第十屆上海文學獎、中峻杯中國作協《小說選刊》最佳讀者印象獎等，現任教于華東政法大學。

導 讀

內心世界的豐饒和現實世界的豐饒，可能是兩條不相交的流水，也可能在月光之下，交匯成為一條更寬廣更奔涌的大河。

月光球場（節選）

姬中憲

家里的女人都到齊了，我媽、我妹、我妹的兩個女兒（小的才一歲半），甚至還有我妹夫的妹，今年讀大三，因為一直不開學，也跟著來我家玩，再加上我，大大小小六個女人，把我家臥室和衛生間塞得滿滿的。可苦了我爸，那幾天天天在地上掃頭發，還要幫著六個女人找頭繩，結果住了三四天就回去了，說每天吵得腦仁疼，不如回去上班。

六個女人連同她們的各式內衣，迅速接管了這個家，你能想象這是一種什么場面嗎？我的觀察：隨便一件小事情，一點小情緒都要乘以六，變得不可收拾，就是這種感覺。女人的能量真是無限的，尤其當她們安營扎寨住下來的時候，總能干出一番驚人的事業來。

天慢慢地熱起來，滿屋子胳膊大腿，浴室里終日彌漫著女人的體味，七八個牌子的洗發水、沐浴露、潔面乳、日霜、晚霜加在一起也遮不住，把那具丑陋的直男風格的排氣扇累得夠嗆。此前我這個房子的最高接待記錄是2015年，那年夏天我去美國培訓，我的兩個做藝術策展的女朋友來這住了兩個月，天天光著身子在房間里走來走去，窗簾也不拉，還自拍了照片發給我，我說你們這兩個不要面孔的，也不怕鄰居看到？結果她倆說：怕啥？看到也以為是你。

后來我從美國回來后，感覺全小區的男人看我的眼神都有點不大對勁。我不止一次接到短促的門鈴聲，晚上、大白天都有，就一句，接起來，喂一聲，無人應答，只有微弱的喘息聲、喉嚨空咽聲、吧嗒嘴唇聲（其實是我的幻聽）。有一天，我在信箱里發現一張A4紙，印著一個二維碼，底下打印了一行字，說他住在我家對面樓上，希望我掃碼加他微信，注明“鄰居”。我們小區的信箱有好幾排，大致模擬小區的格局，像售樓中心的模型，我找準角度，從對面信箱中選了一個，把A4紙塞進去。

單身久了，越來越記不起自己是個女人。雖然公司里都互相稱呼美女，但這稱呼越來越跟性別無關了，我反正也隨口奉還回去，感覺上，其實所有人都雌雄同體，也可以說不男不女了（我這輩子見過最細膩最知心的人是入職我司不到兩年的一位小男生）。上一次相親要追溯到一年以前，某高端婚介平臺上認識的，外資銀行獨立董事，七年英國生活經歷，“幾乎不去夜店”，最喜歡的一本書是《決策與思維》（2020年3月初版，也就是說直到兩個月前他才遇到自己最喜歡的書）。看他資料里的硬性條件，此人與我的要求嚴絲合縫，簡直是照著我的要求長的，測試下來，心靈曲線也都是一高二低三回旋，簡直天造地設一對，但是此人極忙，當然我也忙，也因為疫情尚未完全解除，所以我們一直采用線上相親，他每晚固定時間打來語音電話，與我就生活習慣、價值觀、未來規劃等話題一一核實，四五天下來他幾乎已成為這個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但我們從頭到尾連攝像頭都沒開過。等到全部核實好后，我拉黑了他。

他連試都沒試過再加我一次。可能忙著采集下一個樣本數據去了。

我幾乎不休息，只是有時換到咖啡館或家里辦公，我每天七點十分起床，晚上早的話七點半到家，十點上床醞釀睡覺，晚的話可能凌晨兩三點，或者通宵。晚飯吃素或不吃，早晨一杯混合果汁和一個白煮蛋，中午在公司吃，邊吃邊和同事討論老板的星座和性取向。正常情況下，一周一次瑜伽、一次游泳、一次繪畫課，有空就對著keep練習翹臀，體脂率一直保持在20%到23%之間。我越來越像一個完美的沒有性別的女人了。

我接下來要講的那件事，與此有關。

我媽她們剛宣布要來我家住一段時間時，我還挺興奮的，畢竟家里難得這么熱鬧，疫情期間我獨自隔離，內心的瘋魔被我養得又肥又大，快要撐破軀殼。那時候我覺得另一個人太重要了，另一個活生生喘氣的人在身邊太重要了，TA可以時刻提醒我是一個人，監督我扮演好這個人。但是我媽她們一來，尤其我爸一走，我開始不適應了，把我和這群純女人扔在一起，真受不了，她們好像分分鐘在提醒我和她們的不同，我按著完美女性的標準修煉了這些年，她們一來，我就現了原形，和她們比我哪算女人啊？

我猜連我那剛斷奶的外甥女那嗲嗲的眼神和糯糯的聲音都比我有女人味，我懷疑她們給她喂的奶粉都是富含女性激素的，她的親媽和親姥姥將自己那套用了三十到六十年不等的價值觀揉碎了，摻進輔食中，一口一口將那女嬰喂養成同類。

我總是諷刺她們。我和她們搶奪女性的定義權，她們人多勢眾，咋咋呼呼，場面上占著優勢。她們用自己那種不打招呼的熱情、不證自明的強硬邏輯，一步步將我這個房主擠得像個客人。

所以那一晚當我意外走失時，她們竟沒有發現。

我開始藏她們的頭繩，懷著惡作劇式的心態。她們總是把頭繩隨手丟在洗臉臺上，馬桶水箱上，沙發扶手上，床頭柜上，上面還夾著一二根頭發，甚至我有一次在冰箱的冷凍層里還發現過一個。我發現一個藏起一個，把它們都壓在書架頂層一個非洲手鼓的下面。我的職業要求我用完東西必須放回原處，我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從復雜的樹狀結構中快速找到一片葉子，我在美國那幾個月，我的兩個女朋友半夜急吼吼打電話問我家有沒有挖耳勺，我閉著眼，隔著一個地球，指導她倆到衛生間臺盆下面，打開左邊第二個抽屜里的收納盒從上面數第三層，手伸進去，右側靠邊角的位置，指甲鉗的旁邊，摸到一個挖耳勺。所以，我受不了隨手扔頭繩的人，這樣的人，我見一個消滅一個。

她們似乎并未察覺，頭繩對她們來說原本就是一件易耗品，她們早習慣了隨用隨丟，反正她們能像魔術師一樣源源不斷地變出新的頭繩來，然后繼續亂扔。我也繼續不動聲色地收走它們，每天都有斬獲，我想這世界上的頭繩數量總是有限的，總有一天我會收盡它們，讓這群女人披頭散發。

我下意識地對那些女性特征鮮明的廉價小物件心懷仇恨。我妹離開高跟鞋簡直要死，她對懷孕生娃帶娃唯一的反抗發生在當她懷念高跟鞋的時候，因為她沒辦法一邊挺著大肚子或抱著娃一邊穿高跟鞋。所以，當她終于有機會扔掉娃時，即使只有三五分鐘，她也要把我的鞋盒子一個一個搬出來，將那些閃著碎光的高跟鞋一只一只綁在腳上（兩只腳經常穿不一樣的鞋，以便在單位時間內嘗試更多的可能），然后在鏡前站成各種姿勢，提醒自己仍是一個女人。

我這樣說我妹，到底有些不厚道，畢竟我的高跟鞋比她多得多，也貴得多……可她怎么能和我比呢？我是陸家嘴上市公司白領，她呢，二本畢業之后就沒出過縣城。

四年前，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是在四年前的某一天早晨，在縣城，我媽難得親昵地摟著我的肩膀，跟我透露她和我爸至今仍有“性生活”。是的，她用的就是“性生活”這個詞，我還一直以為這個詞只有我這種讀過研、留過洋的現代女性才會用，沒想到我媽也會用，不但會用，人家還……而我呢，這個詞對于我，恐怕也只是口頭上用一用。她們宣布要來我家后，我第一反應是手忙腳亂地藏起我的“器械”。

我并不反對使用器械，我的職業本質上就是花言巧語地向人們推薦某種器械，說著說著，自己也信了，凡能歸入器械的東西，我總是出于職業本能地維護它，遇到那種特別人本主義的反器械者，我會用數據和邏輯消滅TA，見一個消滅一個，因為TA質疑的不只是某個器械，而是我的整個職業，也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職業。

所以，當我使用“器械”的時候，我不覺得我在生活，當然更稱不上性生活，我覺得我就是在工作，某個部位出了點狀況，卡住了，我來疏通一下，讓各部門恢復通暢，就是這樣。

更何況，我經歷過真正的生活，那種獨一無二的氣息，那樣全息的體驗，那種與另一具活體身心貫通的感覺，豈是這標準化的器械所能比擬的？更年輕的、從出生起即被虛擬產品包圍的女性或許可以，我不行，我不幸經歷過真正的生活，因此總是無法配合器械欺騙自己，我的身體尤其不肯欺騙自己。

說到底，工作和生活還是有那么一點點區別的。

所以，那天早晨，當我靠在家鄉的床頭上得知一墻之隔的父母在六十多歲的年紀仍有性生活時（很可能就在昨晚也有），我的心情非常復雜。這當然不違背科學，也聽過不少案例，然而他們是我的父母。那一刻，能看到我媽的臉上帶著嬌羞、自豪以及明顯的慫恿或者示范，而我在心里默默與她畫上一條界線。

這事在我妹嘴里是另一副模樣，她有一晚給我打來電話，說：“姐，咱媽今天把我拉到樓下小公園，跟我說了一件事，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張口說，咱爸……”我已經猜到了七八分，“那個太強了，晚上總吵著要那個，咱媽被他煩死了，然后咱爸得不到滿足，白天沒事就亂發脾氣，我也真是醉了。”

我也成心氣我妹，我說：“太棒了，老爸六十多歲了！羨慕都來不及呢，你醉什么醉？”

我妹啞了半天，說：“姐，跟你說正事呢，咱媽惱得不行，問我，我也不知道怎么辦，指望你出個主意呢……”

“正常夫妻生活，用得著征求別人意見嗎？咱媽應該正視這個問題，和咱爸商量怎么管理好性生活。”

“一直覺得咱爸挺正經的，老了老了還這么流氓，毀三觀啊。”

“你這也是蒙著眼說話，這怎么就不正經了？咱爸一看就性欲旺盛，不然哪來的我和你？我和你之前之后，咱媽還流過好幾個，接二連三的，就沒停過，你不是不知道。”

我還想說，我太理解在性愛上長期被拒絕被冷落的屈辱和孤獨感，但是我不能說，我妹和我，幾乎不是一個性別。她剛上初中就被軍訓教官騙出去好幾天，我使出生平所學替她圓謊，騙過爸媽、老師和同學，騙過整整一代人。大二暑假她回家待了不到倆禮拜，回去就發現懷了孕，對方是她的高中同學，高考考了三回，發揮最好的一回考了二百多分，干這事兒倒是一次命中。雖然全家反對，我妹還是一畢業就嫁給了他。

“那你去和咱媽說吧。”我妹最后說。

我也只能隔著電話、隔著我妹才這么說，真面對我媽，我也不知道怎么說，四年前那天早晨我就什么都沒說出來，我媽可能正因為沒從我這里聽到什么，才換一副面孔去找我妹的。

小時候，我妹比我受寵，全城的人都知道，我倆一前一后從自行車上摔下來，我爸跑過來，一把先撈起我妹，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從小被我爸當男孩子養的，初中起即在姑姑家寄宿上學，性情中有冷酷疏離的一面。我爸后來大概覺出虧欠，就把虧欠的這部分加倍還到我妹身上，高中時我們全家去爬山，我爸可以全程拉著我妹的手，我妹還偶爾掙脫，把整條胳膊搭在我爸肩上，像哥們兒一樣。但是上臺階時我爸拉了我一把，只拉了一下，兩只手立刻分開，然后還別扭了大半天。

我爸對我妹態度逐漸惡化，發生在我妹第一次意外懷孕后，并在我妹結婚后轉為公開。感覺父女倆在賭一個漫長的氣。我妹對我爸晚年熱衷于“那個”的惡意，仍在這氣場中。

至于我妹和我媽，這兩個女人，真不知道怎么說她們好，她倆每隔一段時間就分別給我打一個冗長的電話，為一些小事極力控訴對方，要我主持公道。我也是，每次掛掉一個女人的電話就立刻致電另一個女人，然后才發現人家其實根本沒什么，那些打給我的長途小報告，不過是兩個女人間迂回的調情、間接的撒嬌，本質上是當著我的面秀恩愛。人家感情好著呢，隔幾天，兩人臉貼著臉，聯袂出現在我的視頻通話屏幕上，像網紅主播一樣爭相向我推薦一款面霜或減肥茶。而且真應了我高中班主任那句話：班里前十名都是為國家培養的，后十名才是自己人——我妹和我媽是自己人，平時一有個頭疼腦熱，我媽和我爸和我小姨和小區物業斗氣了，我妹立刻駕上車，十分鐘就趕到現場救火，我呢，兩千公里以外，名校畢業，外企工作，只負責光宗耀祖。

有一晚，已經過了扔垃圾的時間，廚房里還有一袋濕垃圾，我怕有味道，就把垃圾拎到門外面。我給垃圾袋打結的時候，門在身后關上了，我沒帶鑰匙，就拿出一根沒被垃圾袋弄濕的手指敲門。五個女人都在家里，但是沒人聽到，她們在說話，在播放短視頻，在給嬰兒換紙尿褲，一個幫另一個女人遞某樣東西，她們像樂高一樣緊密穿插在一起，成為一個結實的整體，沒人聽到敲門聲。我穿著睡褲，趿著拖鞋，沒帶手機，沒戴眼鏡和口罩，我想我何不就這樣離家出走？

我下了樓，往小區門口走。轉角路燈下聚著三三兩兩的人，我知道自己沒戴口罩還衣衫不整，有意往樹影下躲，結果還是被一眼認出，“梁小姐！”身后有人喚我，是保安，“這么晚了還出門？”他幾步趕上來，“我一看背影就知道是你。”他說完呵呵憨笑兩聲，以免顯得太輕浮。他是我相對較熟識的兩位保安之一，但我始終沒辦法分清他倆誰是誰，尤其穿著制服，在燈影下，感覺他們就是物業公司為了節約開支而一個一個復制出來的。“你怎么知道是我的？”我站住，問得有些過于認真了。

“這身材，沒別人了。”他又呵呵兩聲，快速越過我，表示對我的身材并無私人的興趣。我們小區物業費不便宜，進進出出的業主都挺氣派，車也好，保安特別懂這個，態度也跟著優雅起來，見人必恭維，“今天精神不錯！”“今天裙子不錯！”“今天包包不錯！”我懷疑上崗前他們集中培訓過，然后每人發一張馬屁大全背下來，一天一句輪著用。“哎，對了”，他在前面站住，遠遠地問我，“你家前段時間登記的是六個人，你的母親，你們姐妹倆，兩個外甥女，還有一個是你姐夫還是妹夫的妹妹，是吧，其中五個人是外地戶籍，然后你是上海戶籍，對吧？”

“不是”，我站進一片樹影中，脫口而出，“我姐是上海戶籍，我，我媽，我的兩個女兒，還有我老公的妹妹是外地戶籍。”

“啊？”保安愣住了，一道頂光打在他額頭上，將他一劈為二，“你不是你姐……”我想此刻他的心情真當得起“晴天霹靂”這個詞。還好門口有人喊他量體溫，他忙不迭地逃過去了。

我覺得我和我妹一點都不像，但外人總是一眼就看出我和她本質上的雷同。進入青春期后我妹一直比我高，但我在29到32歲那三年里又長了近三厘米，創造了生命的奇跡，于是我和我妹連身高也差不多了。保安剛才的恍惚并非全無道理。

有幾年我和我妹熱衷于這樣的角色互換，我們惟妙惟肖地模擬對方，去逗那些半生不熟的人，一度非常熟練，直到有一天我們非常默契地停止了這個游戲。“世俗生活的飽食者”，我有一次在書上看到這句話，莫名想到我妹，覺得她就是一個肢體瘦弱的飽食者，而我是一個強壯的營養不良者，我們再不能互為對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