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國科幻文學無論是在國內文學界，還是在國際科幻界，更不用說國際文學界，都是可有可無的邊緣存在。但在2010年后，隨著劉慈欣《三體》系列迅速走紅，情況已發生了重大變化。2015年，美籍華人幻想作家劉宇昆翻譯的《三體》英譯本獲得星云獎提名和雨果獎最佳長篇，隨后不僅一路暢銷，更成為奧巴馬、扎克伯格等世界名人鐘愛的讀物。如果說《三體》的成功還可以看成是個例，2016年青年女作家郝景芳的另一篇科幻小說《北京折疊》再獲雨果獎最佳短中篇，則無疑昭示了中國科幻在更廣闊范圍內的崛起。此外，包括筆者在內的多名科幻作者，近年也都有不少作品被譯為英文，在美國的知名科幻期刊上發表，有的還被收錄入一些重要選集。可以說，中國科幻這支“寂寞的伏兵”終于氣勢磅礴地殺出一片新天地。

這些都是過去所無法夢想的。在二十多年前，中國科幻才再一次從荒蕪中艱難起步，許多早年的作品以現在的標準看來都稚嫩可笑；十多年前，年輕的科幻作者和科幻迷們面對《計算中的上帝》《深淵上的火》等譯介進來的當代美國科幻佳作望洋興嘆，每每慨嘆中美科幻的巨大差距；甚至在幾年前，《三體》英文版在美國出版后，筆者還親眼看到一些自詡了解美國的讀者斬釘截鐵地預言，在每年優秀作品不可勝計的美國，此書不會引起什么反響。至于拿星云或雨果獎，就更是癡心妄想了。

這些如今已成笑談的說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科幻熱尚處于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九十年代中葉以來中國科幻的再次啟航，從一開始就直接處于歐風美雨的浸潤之下，直接從西方科幻文化（除小說外，還有影視、動漫等）中汲取養分，比對之下，對自身的缺陷與不足也有比較清醒的認知。然而這也導致了某種過頭的仰視心態和自卑情結，看不到自身的后發優勢，也想不到走向國際的一天會來得那么快。

劉慈欣、郝景芳和其他科幻作家的優秀作品被紹介到海外，并屢屢有所斬獲，對打破這種西方至上的迷信很有意義。從此，國人有了我們也能寫出被世界認同的作品的基本自信。但不能不說，舉國歡慶中類似“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的驚喜，以及作家們獲獎后出口轉內銷式的洛陽紙貴，在深層意義上又固化了這種自我否定的邏輯。即對作家作品的認可，最終依賴于“國際主流”的承認。并且，因為今天有了以前不敢奢望的，在國際上獲得認可的誘人前景，科幻圈一時爭相“國際化”，中國科幻甚至比以往更加遠離自身主體性的建構。

這不僅僅涉及部分科幻從業者的心態，也關涉到中國科幻的內核所在：中國的科幻小說書寫的究竟是誰的故事？在七八十年代，這一問題的答案是很清晰的：是未來實現高科技和現代化的新中國的故事。但今天，這一共識已經不復存在，定位變得曖昧不清。對未來的想象和西方式的背景難舍難分，許多讀者都抱怨過，國內的科幻作品往往過于西化，不接地氣。即使是寫遙遠未來或異星的故事，也仍然化不掉西式人物和社會的影子。偶爾有中國元素出現，反會令人感覺“出戲”。筆者最近讀過一本發生在未來的科幻小說，其中提到主角登上一艘星際飛船，參加了一個宴會，桌上擺著宮保雞丁、魚香肉絲等中餐名菜，總覺得行文有些滑稽，但丹·西蒙斯《海伯利安》的開頭，主角們在宇宙飛船上享用紅酒和牛排卻十分自然。這種心態似也不對，誰規定了未來的飛船上就只能吃紅酒牛排，不能吃宮保雞丁呢？但這的確是很多人的客觀感覺。

實質的問題當然不在于飛船上是吃中餐還是西餐，而在于科幻想象中中國自身的形式或實質缺席。科幻對未來的想象往往以科技為重點，但構成完整生活形式的是文化和價值觀的建構。中國的科幻作家能否想象出一種不同于西方式的、更多中國性所構建的未來？當然，這不是指中國作家非得把四書五經、唐詩宋詞、氣功中醫等“國粹”寫到未來去，才夠“中國”，這些可能反倒是異域風情的獵奇。毋寧說，中國科幻所需要的是一種對中國讀者更為本己的、源于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審美結構和情感體驗。

經典科幻作品與其文化母體之間往往具有深層的契合和呼應。譬如《基地》背后就是一部羅馬帝國衰亡史，《星際迷航》體現了歐洲人大航海時代的探險精神，《星球大戰》中共和和專制斗爭的主題更橫貫了從凱撒到希特勒的西方歷史……成功的中國科幻也具有這樣的特質。《三體》中隱然再現了每個中國人都熟悉的、壓抑和苦難的近現代史：技術發達、幾乎不可戰勝的外星殖民者，正如帶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西方艦隊，利用黑暗森林法則的苦心制衡，又像是在列強爭霸中無奈的“以夷制夷”，三體人對地球的奇襲和統治，也令人想起日本人在中國……當然，這并非簡單對應的影射，而是來自經歷過的種種苦難的憂患意識向未來的投射。而西方科幻中處于重要位置的宗教體驗、種族沖突、性別性向等主題，在《三體》三部曲中就并不顯著。

《三體》中借助恣睢想象表達的中國經驗，贏得了中國讀者，最終贏得了世界。而《北京折疊》講述的也是一個切中時弊的中國故事。當然，在每一部走向國際的中國科幻中尋找某種特殊的中國性也是荒誕的，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的精彩和趣味。一旦我們將中國性視為評判標準，就會再次跌入自我異化的怪圈。將自身定位為西方文化的“他者”，同樣是從西方出發的東方主義，甚至可能成為為了“國際化”的刻意迎合。

或者可以說，對中國科幻而言，寫什么并不重要，最根本和迫切的需要是在和中國讀者的互動中，找到自身的主體性和意義生發結構，擁有自身的獨立品位、自治評判乃至不斷推陳出新的根本活力。這是單純國際化不可能帶給我們的，而仍然要扎根于吾國吾民，扎根于每一個作者在現實中國的生存經驗。

宏觀來看，中國科幻在國際上的成功不只依賴于科幻作家的努力，而也是中國迅速崛起以及有能力向西方推廣自己的結果。過去幾年中，許多其他的文化領域也都實現或接近實現了和國際接軌。如莫言、曹文軒等作家也榮獲了諾貝爾獎、安徒生獎等知名國際大獎；麥家的諜戰小說在美國屢登暢銷榜；在學術方面，根據2016年的一項統計，中國學者發表的國際論文數量已經躍升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論文排世界第三，即便在《自然》《科學》等頂尖刊物上，發表論文數量也位居前茅。在中國已經是一個相當“國際化”的國度的現狀下，科幻的國際化才能順水推舟，一日千里。

但是這個日益國際化的中國是實質性的還是一種表象？它到底又走向何方？是走向后冷戰時代的“歷史終結”，還是要走上一條全新的道路？自然，這個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對中國科幻發展的討論，但奇妙的是，二者在最深層的意義上恰恰是不可分的。中國的未來正是中國科幻所需要想象的未來，也正是中國科幻本身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