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蘿蕤(1912.5.9 - 1998.1.1)

我父親趙紫宸出身貧寒，但到我該上學時已是蘇州東吳大學教授兼教務(wù)長，也就是一個現(xiàn)在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我在蘇州圣約翰堂附近的幼稚園玩了三年，七歲進景海女子師范學校的一年級，并在同年開始學英語。父親1914至1917年留學美國，因此我一進小學不但學了英語，還開始學彈鋼琴，完全是美國的那一套。但是父親又是個祖國文化修養(yǎng)極深的學者。他怕教會學校不注重祖國語言的培養(yǎng)，又親自教授我“唐詩三百首”與“古文觀止”，而且吟誦起來像是在唱歌。我還把這種唱法帶到學校，讓我的小同學們也唱起來。12歲那年蘇雪林女士（綠漪）到我班上來教國語。她重視寫作能力，我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雙行密圈。

因為父親親自教導，我的語文得分總是名列前茅。老師讓我跳一級，三年級未讀就升到了四年級；六年級時我的語文成績被評為全校第一，甚至超過了高中三年級的同學。

1926年父親攜帶全家遷居北京。因父親就職的燕京大學在西郊，他不愿我進城上學住宿舍，所以請了家庭教師幫我補課，14歲時我考上了高中三年級。父親又覺得我年紀太小，讓我讀高二，1928年升入燕京大學一年級中文系。那時中文系的名教授很多，如郭紹虞、馬鑒、周作人、顧隨、謝冰心等。但是到我讀完二年級時，教授英國文學的美國老師包貴思又找我去談話，勸我改學英國文學。她的理由是，既然酷愛文學，就應(yīng)該擴大眼界，不應(yīng)只學中文。父親同意我轉(zhuǎn)系，于是我18歲起就改學英國文學。那時的學校是很自由的；學生除上課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我酷愛讀小說，便從父親的藏書中選讀了狄更斯、薩克雷、哈代的小說，家里沒有的就到圖書館去借。后來桑美德教授開了一門小說課，我選修了，但是她要求讀的小說，我差不多都已讀過。在大學的四年中，我選了多門音樂課，并繼續(xù)學彈鋼琴。

練習鋼琴的趙蘿蕤

作為女性，我能夠選擇的生活道路夠狹窄的。我大學畢業(yè)時才20歲。父親說怎么辦呢，還是上學吧。清華大學就在隔壁，去試試考一考。那里有個外國文學研究所。

當時研究所除英語外，還要考兩門外語。法語及格了，德語卻吃了一個零。但是我英語考了一百分，吳宓老師說：“行，德語等入學后再補吧。”于是我被錄取了，還得了一年360元的獎學金。我對父親說，“我不用花你的錢了。”那時小灶食堂一個月才花6元，還有24元零花錢。我在清華學習三年，聽了吳宓老師的“中西詩的比較”，葉公超的“文藝理論”，溫德老師的許多法國文學課：司湯達、波德萊爾、梵樂希等，還跟吳可讀老師讀了英意對照的但丁《神曲》，唯一的同班生是田德望學長。與他同窗是我在清華三年中的最大收獲之一。我們現(xiàn)在都是80歲以上的壽星了，還和過去一樣友好。

在清華的第三年開始了我的翻譯生涯。我喜歡寫詩，曾寄過三兩首給上海的戴望舒先生，在他編輯的“新詩”上發(fā)表。沒有料到他約我翻譯艾略特的《荒原》，一首當時震動了整個西方世界的熱得灼手的名作。那時溫德老師已經(jīng)在課堂上相當詳細地講解過這首詩，所以我就大膽地接受了這個任務(wù)。葉公超老師還為這個譯本寫了一篇真正不朽的序。1939年的“西洋文學”雜志上發(fā)表了邢光祖先生對于這首詩的詳細介紹，并評論了我的譯作。文章的最后兩句是

“艾略特這首長詩是近代詩的‘荒原’中的靈芝，而趙女士的這冊譯本是我國翻譯界的‘荒原’上的奇葩”。

趙蘿蕤所翻譯的《荒原》手稿及初版封面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時，父親讓我們?nèi)叶嫉侥戏饺ァＫ约阂蚬ぷ髟谏恚涣粝麓蟮芫靶淖靼椤Ｎ覀兿仍谔K州小住，最后回到祖居浙江省德清縣新市鎮(zhèn)的一所舊屋。我們?nèi)野赣H、二弟景德、三弟景倫、夢家與我。那時我已和陳夢家結(jié)婚。新市鎮(zhèn)是水鄉(xiāng)，物價低廉，生活極豐盛，天天吃的不是魚就是蝦。又因無書可讀，空閑太多，因此或在橋頭看趕鴨子過河，或看著一擔擔蠶絲繭子從門口挑過。這時夢家已與聞一多先生取得聯(lián)系，請他留意是否可到長沙臨時大學教書。這樣，我們就通過京杭國道到了南京，然后乘船到了長沙。文學院在衡山，于是又舉家到了衡山。這時我們已藉朋友之便把母親送回了北京。其余的人最后都長途跋涉到了昆明。

從七七事變以后我一直是失業(yè)的。當時西南聯(lián)大繼續(xù)清華大學的老規(guī)矩，夫婦不同校；丈夫在聯(lián)大就職，妻子就不能在同一學校任課。而且那時物價騰貴，金圓券不值錢，教書還不及當個保姆收入多，因此在聯(lián)大的八年里我基本是操持家務(wù)。我是老腦筋；妻子理應(yīng)為丈夫作出犧牲。但我終究是個讀書人。我在燒菜鍋時，腿上放著一本狄更斯。

陳夢家與趙蘿蕤的訂婚照

1944年美國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先生給夢家聯(lián)系了到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教授古文字學的工作。我們飛過了喜馬拉雅高峰，經(jīng)過印度，又乘船18天到了芝加哥大學。這時我有了在芝大英語系學習的機會。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四年。那時芝大的英語系在美國是第一流的。世界知名的克萊恩教授正開設(shè)理論與實踐一課。他從新的角度詳細研讀分析了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又要求學生自學《修辭學》。他領(lǐng)導了當時的“芝加哥學派”或稱“新亞里士多德學派”。當時的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維爾特教授是溫德老師的好友。溫德老師曾給他介紹過我。維爾特教授問我有多少時間學習，打算學三年還是四年。他說若是你跳過碩士學位這一關(guān)，可能三年就得到博士學位，不然就至少用四年，這時我想起了10歲時祖父和我的一段對話，祖父曾問我：“你將來想得一個什么學位？”我夸口說：“我只想當一個什么學位也沒有的第一流學者。”我猶疑了。夢家此時卻竭力說服我，“一定要取得博士學位。”于是我對維爾特教授說，那還是四年吧，我想多學一點。

陳夢家、趙蘿蕤與父母合影

特別幸運的是40年代的芝大英語系正是它的全盛時代，文藝理論與18世紀英國文學的專家是克萊恩教授；莎士比亞與玄學派詩人的專家是喬治·威廉森教授；19世紀小說、文本精讀（explication de texte）的專家是法國著名學者卡薩緬（Louis Cazamian）的高徒布朗教授（E. K. Brown），狄更斯與英國文學專家是沙伯爾教授（Morton D. Zabel），古英語、中世紀英語與喬叟專家是赫爾伯特教授（Hulbert），美國文學專家是維爾特教授（Napier Wilt）。

在芝大的四年里，我得益于向所有這些名家學習。以克萊恩教授的文藝理論課為例，他不但學識淵博，講解精湛，而且每一命題必反復舉例，詳細剖析。他要求學生每周交一篇學習心得。我把一周的時間與精力主要用在這篇小文上，筆落紙上時總覺得自己的理解太不深刻，和課堂上的收獲差距太大。我終究未能成為克萊恩教授的優(yōu)秀學生。但是今天，50年后，若我的學識還有起碼的深度的話，還是得益于克萊恩教授的啟迪與諄諄教誨。那時聽過克萊恩教授授課的中國學生還有周玨良、巫寧坤、査良錚（穆旦）等，他們也都有同樣的感受。其他教授的課也有不小的收獲，尤其是那些教授治學方法的課程［那時芝大文學院設(shè)有以麥基因（Richard Mekeon）為主任的“概念與方法”委員會（Idea and Method）］。如目錄學、編史學、文本精讀等。目錄學一課分三部分：系統(tǒng)目錄學、版本學和原始資料學，由三位不同的教授講授。原始資料學一課由克萊恩教授擔任。

陳夢家、趙蘿蕤和弟弟趙景德在芝加哥大學的合影，1947年

我在就讀第四年時才決定專修美國文學。芝大是最早開設(shè)美國文學課的大學。我對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深感興趣。我讀了他的幾乎全部作品，感到非常親切。而且在這幾年中我已在紐約十四街、費城、波士頓各舊書店搜集到了數(shù)目可觀的詹姆斯的各方面作品，不僅小說，還包括書評、多種旅行雜記、書信集、傳記、自傳、未完成小說等。據(jù)維爾特教授告訴我，我已算得上美國的第三名詹姆斯圖書收藏家了。我還順便收集了其他同時代作家的作品，如豪威爾斯（W. D. Howells）的著作等。這兩位小說家當時還沒有享受到今日的盛譽。

我和夢家商量，必須盡我們所能，享受美國社會所能提供的和個人文化教養(yǎng)有關(guān)的一切機會，不論是聽音樂、看戲、參觀各種博物館等。我們聽了許多音樂會，不論是交響樂、器樂、歌劇。其中最著名的如瓦格納歌劇的著名女高音柯斯敦·弗萊格斯旦德，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主演的莎翁名劇《奧賽羅》，弗里茨·克萊斯勒的小提琴演奏會，著名古巴女高音比杜·薩姚的《藝術(shù)家的生活》，著名男高音勞力茲·梅爾克歐的《帕西發(fā)爾》等，我還看了芝大資料館播放的西方電影史：包括卓別麟和葛麗泰·嘉寶的名片。我們回國時的行李中裝滿了書籍和唱片，錢包里的余款只夠旅費。

左圖：《奧賽羅》戲劇海報；右圖：《奧賽羅》威爾第改編版歌劇劇照

我在芝大四年，夢家已先我一年回到清華大學，我于1948年冬才結(jié)業(yè)。那時美國碼頭工人正鬧罷工。罷工結(jié)束，我搭乘第一條運兵船離開西海岸駛向上海。登船的那一剎那便聽到廣播，北京西郊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已經(jīng)解放，傅作義部隊已陷入重圍。船上有三個人的目的地是北京。我們希望能如愿到達。

1948年12月31日梅格斯將軍號進舶上海港，夢家的大哥夢杰來接，并把我安置在他家的四層樓，由小妹妹智燈陪伴，他的全家已去了香港。這時去北京的火車與海輪已停駛，我們?nèi)齻€人必須另找出路。我在昆明郊外龍泉鎮(zhèn)居住時熟識了歐亞航空公司經(jīng)理查阜西先生。他那時在上海。于是我就找到他想辦法。果然，有一架給傅作義運糧食的飛機正要飛往北京。我們?nèi)吮愦畛诉@架完全沒有座位的簡陋飛行器飛到了北京，在天壇的柏樹叢中降落，過天津時解放軍的高射炮向我們射擊，但是我們平安抵達了目的地。飛機沒有扶梯可以使乘坐者下到地上，遂找來一個帶著鐵鉤的竹梯，鉤在機門口，但離地還有一米多，那就往鋪設(shè)在地上的兩床棉被上跳吧。進入市區(qū)，我先到北大的湯用彤先生家里。我先到廚房察看，有兩三棵大白菜，幾個雞蛋。我發(fā)明了每家住一夜的辦法。在昆明的八年中，我們結(jié)下了無數(shù)心照不宣的朋友，可以輪流住上一個月的。我又到騎河樓清華辦事處托人帶信給夢家：告訴他我已平安抵京，哪天開城門，哪天就來接我回家。三周后城門開了，北京已和平解放。于是我回到了清華園，也回到了燕京大學我即將任職的母校。

左側(cè)兩幅：舊時的燕京大學；右側(cè)兩幅：北京大學沙灘紅樓舊址

北京大學那時在城里沙灘。我住在清華進城不方便，我不能接受北大的邀請，燕京很需要我。西語系基本都是美籍教師在支撐。他們不久都回國去。1951年，西語系只剩下吳興華和我。我又邀請了正在芝大讀博士學位的巫寧坤，還聘請了新近抵京的俞大絪先生。我們的陣容似乎很齊整。我還立即得到了去湖南常德參加半年土改的機會。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后，西語系的師生又和清華、北大、輔仁、師大組成了嶄新的西語系，由北大的馮至先生任系主任，吳興華任副系主任，陣容顯得更加強大。我最后還是參加了新型的北京大學的教師隊伍，一直至今。

（文章原載于《她們擁抱太陽——北大女學者的足跡》，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轉(zhuǎn)載自“山水澄明”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