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性的非虛構文學創作成功與否，關鍵在于三方面：一是如何從眾多個案中選擇最極致、最具說服力或最具代表性的個案作為紀實主體；二是切入的角度；三是眾多的素材如何剪裁與重組。《獨龍春風》以一個民族在新中國建立之后的兩大跨越書寫扶貧攻堅、鄉村振興，在這三個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2021年2月25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國全面脫貧，這是人類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這是中國共產黨繼新中國建立之后取得的又一偉大勝利，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輝煌成果。

脫貧攻堅是前一時期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旋律之一，在神州大地，有數不清的成功例子。以此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琳瑯滿目，但《獨龍春風》別具一格，引人注目，它選擇了生活在中緬邊境、獨龍江畔的少數民族——獨龍族，作為講述這一偉大工程的紀實主體。新中國成立時，獨龍族的社會結構還類似原始社會末期父系家族公社，在中國境內僅剩1800余人，種族瀕臨滅絕。就是這樣一個地處邊僻之地，人口極少，“衣木葉，茹毛飲血”，社會形態原始落后的民族，在新中國成立后跨入了農耕文明，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在2014年精準扶貧政策的扶持下，2018年獨龍族在云南率先實現了整族脫貧，2019年又開啟了“鞏固脫貧成效，實施鄉村振興”的新征程。獨龍族的民族命運70余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實現了兩次歷史性大跨越：第一次是從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第二次是優先于其他民族實現了整族脫貧，并昂首闊步邁向鄉村振興。這在人類歷史上，堪稱偉大的傳奇。

我本人因為工作原因與個人興趣，近30年間，將近50次到云南，腳踏過云南省域大部分土地，但云南的獨龍江流域對我而言是塊陌生的土地，棲居在這一流域的獨龍族雖然聽聞多次，但知之甚少，依然是“熟悉的陌生人”。在精準扶貧政策引導下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數千萬人口中，獨龍族絕對是特殊的人群。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特殊群體，從原始社會跨入現代文明，已經是巨大的飛躍，再從貧困落后狀態脫貧致富，堪稱社會發展史上的奇跡。《獨龍春風》以此為題材，展示中國脫貧攻堅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具有震撼人心的新舊對比，也因此具有無可辯駁的充分理由。每一位讀者接觸這篇作品，都會體驗到靈魂的巨大震顫。

紀實文學寫作者在確定敘事主體之后，往往會陷入新的困境：一大堆素材，各種不同的線索，不容易分清主次，更難以找到一個足以統領全篇的角度切入主題。

《獨龍春風》的下篇《春風二度》寫獨龍族的第二次飛躍，很巧妙地從習近平總書記的兩次回信切入主題。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封信中有這樣一句話：“新中國成立后，獨龍族告別了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進入新時代，獨龍族擺脫了長期存在的貧困狀況。”這兩句話恰好對應了新中國成立后獨龍族的兩次飛躍，引用這句話來開啟下篇，足以提綱挈領，同時又照應了上篇的主題。

以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為主題的紀實文學，一系列相差懸殊的數字和一系列關于生存狀況的描述對比，是必不可少的基礎性材料。但是紀實文學作者不能做會計師、照相師，僅僅用靜態的事實來說話，必須用具體生動的實例增加現場感，加重說服力，所以講故事是紀實文學有效的表述方式，講好故事才能讓紀實作品保持活躍的文學性。

《獨龍春風》上篇之以獨龍族第一任縣長孔志清與他的父親孔目·金的經歷為中心，講獨龍族在新中國建立之后命運之改變，讓冷冰冰的歷史材料有了溫度，有了情感，有了喜樂愁怨、悲歡離合。如果要拍攝有關獨龍族生活的影視劇，這對父子的經歷就是現成的好故事。《獨龍春風》下篇，比共和國年輕5歲的“老縣長”高德榮是獨龍族第二次飛躍的參與者和見證者。這位沐浴著新中國陽光雨露而成長、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的新一代獨龍人，把建設家鄉、振興民族作為自己的責任和使命。在高德榮心中，獨龍族兩次飛躍的中間，還有一次重要飛躍，就是獨龍江公路的修通，使獨龍族人民獲得了從封閉到開放的發展環境。“老縣長”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獲得了一系列崇高榮譽，以致他退休多年，有關他的佳話還在廣泛流傳。

紀實即紀事，事在人為，紀事必須寫人，寫人就得寫故事，因此紀實作品才得以區別于報道與匯報材料，被稱為紀實文學。脫貧致富、鄉村振興涉及千家萬戶各色人群，獨龍族只是其中的一個，人口上也屬于極少數，但也是最令人稱奇贊嘆的極致個例。許多讀者都是因為《獨龍春風》才了解這個民族，了解一項英明決策所具有的巨大社會推動力。

《獨龍春風》是大歷史宏觀敘事背景下個體敘事的一個典型范本，是紀實文學的一本厚重之作，它證明了文學在歷史與現實面前所具有的果敢與清醒，以及它視通千里的穿透力，和截斷眾流的理性與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