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與40年代，處于全球性的大變局時代，而1942年處于這個時代的轉換期，醞釀了20世紀后期發展的諸多轉向。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了講話，講話全文一年后刊發于《解放日報》，印刷成單行本發行，成為20世紀至今中國文藝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改變了后半葉中國藝術的走向。

20世紀中國文藝朝著科學的、民主的、大眾的新文化轉折，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發表的講話，奠定了這種轉向的基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主要解決的是“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解決“文藝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問題。“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為此，我們黨“可以進而討論一個黨內關系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系問題，和另一個黨外關系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系問題——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文藝界的主要的斗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著作風不正的東西，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毛澤東同志也指出，他所講的，只是我們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還有許多具體問題需要今后繼續研究。

《講話》發表后，經過周揚等同志的闡釋，迅速形成了延安道路的文藝路線，即文藝的革命屬性、現實主義的指導原則、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根本任務、文藝家的思想改造與文學創作的適應等社會主義美學的核心問題，進而在此基礎上對現實主義內涵等進行了擴充，促成文藝理論的形成，樹立了思想的歷史的美學的文藝評論標準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觀的核心范式，并通過幾十年的實踐，形成了清晰可見的演進路徑。

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通過兩次文代會、作代會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通過與文藝家座談、視察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給中央美院老教授回信等形式，深刻論述了文藝的當代方位、價值與任務，成為新時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問題結合的典范，與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脈相承。

在文藝的屬性上，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

在文藝與文明互動上——當代中國文藝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類。以文化人，更能凝結心靈；以藝通心，更易溝通世界。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譜寫新篇章。

在文藝的歷史方位上——新時代新征程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歷史方位……要深刻把握民族復興的時代主題，把人生追求、藝術生命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愿望緊密結合起來，以文弘業、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鑄魂，把文藝創造寫到民族復興的歷史上、寫在人民奮斗的征程中。

在文藝創作方針上——要從時代之變、中國之進、人民之呼中提煉主題、萃取題材，展現中華歷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寫中國人民奮斗之志、創造之力、發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現新時代的精神氣象。

在文藝的繼承性上——要把握傳承和創新的關系，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文藝創新的重要源泉。繼承發揚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傳統，拓展風格流派、形式樣式，在世界文學藝術領域鮮明確立中國氣派、中國風范。

在文藝經典的衡量上——“精益求精、勇于創新，努力創作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要把提高質量作為文藝作品的生命線。不斷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內涵、藝術價值。要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把藝術創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融合起來，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激活中華文化生命力。要正確運用新的技術、新的手段，激發創意靈感、豐富文化內涵、表達思想情感，使文藝創作呈現更有內涵、更有潛力的新境。

新時代，在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征途中，中國文藝已經開始進行新的時代轉換，呼喚人民的、有溫度的、與時代同行共振的當代中國新文藝已成為必然。新文藝對傳統文化大國現代文化身份的塑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引領，進而形成新藝術思想，都將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文藝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世界的文明互鑒、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息息相關，中國文藝不僅需要參與傳統大國現代文化身份的塑造和對人民美好生活的引領，而且還要有深刻的歷史意識，通過文明的互鑒，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而文藝批評需要重返中西歷史，通過文明的互鑒，在跨文化的互動中，重新還原中國文藝的優勢話語，建設中國文藝及文藝歷史、文藝理論、文藝評論的主體性。

在當前中國文藝版圖中，各個板塊都會對國家文化創新起著關鍵作用。以川渝地區為例，從地理上看，川渝地區及其所輻射的西南，有著熱帶到寒帶的氣候類型，在這些氣候類型的變遷中，生活著傣族、苗族、土家族、彝族、白族、藏族等幾十個少數民族，包含著不同的文化樣式，成為全球最為多樣最為豐富，甚至獨樹一幟的文化區域之一。從歷史上看，巫山猿人、三星堆、古巴人、秦代水利工程、漢代古蜀道、三國文化、絲綢之路、佛教藝術、明清時期大規模移民等等，到新中國成立、三線建設，直至當今現代化，外加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川渝成為一個融合中國各個時期特點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性文化板塊，是文化記憶、國家生活的最鮮活文藝題材的來源地之一，富含著國家藝術創新的諸多可能性。如果川渝，乃至西南地區的文藝界，甚至全國文藝的地理板塊，都能充分考量這點，以歷史記憶、國家生活、人民形象、國家河山等諸多主題，立足區域，拓寬視野，豐富藝術媒介的特殊表達方式，將會為傳統大國的現代文化身份塑造提供具有國家級、乃至世界水準的藝術精品，從而形成中國文藝精品創作的包括川渝在內的方案，共同構成可以續接傳統的、多樣的、受人仰慕的中國文藝風貌。

（作者系重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西南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本文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