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袁鷹出生于江蘇淮安一個書香門第家庭，從小就打下很好的文學底子。1934年，10歲的袁鷹隨全家遷往杭州，插班考入杭州師范附屬小學。這所學校的國文課本全是白話文、新詩、寓言等，教國文的金老師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晚年，袁鷹回憶起這位老師時說：“金老師很注重鼓勵我們課外閱讀，就是在他的指導下我開始養成這個好習慣。他把課外閱讀作為國文作業來布置，有時指定一兩本書作為全班的共同閱讀書。他要我課外閱讀最早的書，就是意大利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和冰心的《寄小讀者》。”

1938年初春，袁鷹的父親決定舉家遷居上海。到了上海租界，袁鷹一家在曹家渡的一個弄堂里安頓下來。在這塊土地上，袁鷹萌發了民族意識和愛國意識。在上海期間，袁鷹就讀于無錫師范初中部和揚州中學，最喜歡去福州路文化街，穿梭在生活、開明、光明等書店。這些書店有大量進步書籍，開架出售，可以站在那里看。就這樣，袁鷹閱讀了大量中外文學名著，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開明版的高爾基《俄羅斯浪游散記》等書籍，都是每天下課后站在書店里讀完的。

有一段時間，袁鷹對話劇劇本產生興趣，他就有計劃地從申報圖書館陸續將田漢、夏衍、于伶、陳白塵的劇作通讀了一遍。后來有段時間迷上散文，袁鷹又讀何其芳、李廣田等作品，有些名篇幾乎可以整段背誦。

1940年8月，袁鷹寫了一篇人物速寫，是講一位弄堂小學的校長。這篇題為《師母》的千字文寫就后，袁鷹給自己取了個筆名“裴苓”，然后寄到《申報》的“自由談”副刊。20多天后，這篇短文發表了，帶領袁鷹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也讓他同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高中畢業前，正值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的大部分學校停了課，袁鷹就和幾個同學借了一間小學教室，利用晚上時間教附近上不起學的兒童讀書。最多時，學校接收了100多個小孩。他們根據孩子們文化程度的高低編班，從一年級一直到六年級。袁鷹當時負責教六年級，他的班上有十來個孩子。

1943年秋，高中畢業的袁鷹考入華東大學教育系。兩年后，教育系并入由杭州遷至上海續辦的教會學校之江大學。當年，黨的地下組織在之江大學建立了支部，發展革命力量，傳播進步思想。在這里，袁鷹不僅學到了專業知識，而且找到了理想和信仰，194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事地下黨組織分配的學生活動，編學生刊物《莘莘》《新生代》《聯聲》。

抗戰勝利后，袁鷹由地下黨員顧家熙介紹，到上海《世界晨報》當記者、編輯。這是一份民間報紙，傾向進步，文化氣息濃。袁鷹一邊上大學，一邊完成采編任務。自此開啟了在新聞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報人生涯。不久，袁鷹經黨組織安排到地下黨直接領導的《聯合晚報》編副刊，從《聯合晚報》時期開始，袁鷹便一直和文藝界的知名人士保持著密切的亦師亦友關系。

上海解放后，袁鷹再度調動工作，參加了《解放日報》的籌備工作。他的直接領導是惲逸群，袁鷹對這位才華橫溢、平易近人、寬宏大量的領導十分敬重，也深受影響，他始終牢記惲逸群的教導：“我們辦黨報要密切聯系群眾，黨報工作人員不要黨氣逼人。”這句話后來也成了袁鷹幾十年辦報的座右銘。

1952年，袁鷹調《人民日報》工作，先后擔任文藝部編輯、副主任、主任等職務，并出任過國際筆會中國中心理事和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書記處書記、主席團成員。

袁鷹的副刊思想頗得夏衍的教誨，早在抗戰勝利前夕，袁鷹就在上海認識了夏衍，夏衍后來擔任文化部領導后，袁鷹仍然經常向夏衍請教，夏衍便經常用“做廚子”的比喻來教袁鷹如何編副刊，做廚子應該適應主人們的各種口味，需要為他們調配不同的菜肴，不能偷工減料，以劣充好，黨報的副刊也應適應多方面的讀者需要，要辦得豐富多彩，有聲有色。

1956年，黨中央提出“雙百”方針后，《人民日報》開辟了雜文專欄，并廣泛邀請著名作家撰寫貼近生活、短小精悍的散文、隨筆之類的作品，實現內容多樣化，從而使報紙面目一新。在袁鷹的具體負責下，副刊得到了快速發展。當時，為適應廣大讀者進一步活躍思想的普遍愿望，副刊部的編輯們都想約請幾位有豐富閱歷和寫作經驗的前輩開辟一個專欄。為了保證文章的高質量，袁鷹熱情邀請了五位他熟悉而且尊敬的文學前輩：夏衍、吳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為專欄寫稿。在袁鷹的努力下，五位大作家欣然應允，寫起了“小雜文”。在開篇之作《“長短相較”說》中，就明確要提倡學習，提倡長短相較，取長補短。

那時，副刊強調政治性，提倡及時配合黨的重要決策、中心工作和國內外大事件，遇到時間緊迫、來不及約請作者撰寫時，就由編輯自己突擊完成。于是，雜文、散文、詩歌、小品、書評、熒屏、劇評……版面需要什么袁鷹就寫什么，完成任務放在首位，署名更是變化多端。

幾十年來，經袁鷹編發的稿件見諸報端的有數萬篇。他編報從無門戶之見和“高低”之分：革命領袖和黨的領導人，一般的青年作者，包括來自基層的投稿者，所有人的文章他都盡心盡力，非常熱情。

袁鷹對待來稿總是認真細致。在《人民日報》文藝部工作的30多年里，正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風起云涌、波瀾壯闊的一段歷史。袁鷹始終把如何為讀者服務好的思想、精神和責任感作為自己的追求。在他的《風云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里，讓我們回歸曾經的崢嶸歲月。

在從事報紙副刊工作的同時，袁鷹創作了大量的散文、詩歌、報告文學、兒童文學等作品。許多作品都榮獲大獎。1953年發表的《寄到湯姆斯河去的詩》獲全國第一屆優秀少年兒童文學獎。1960年發表的詩《劉文學》獲全國少年兒童文學創作一等獎。1983年出版的《秋水》獲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新時期全國優秀散文集獎。1985年3月榮獲巴基斯坦總統頒發的“領袖之星”勛章。

熟識的朋友都說袁鷹是腳踏新聞界和文學界的“兩棲”人。袁鷹感慨：“半個多世紀的兩棲生涯，一面為他人縫制嫁衣，一面為自己裁剪衫褲，忙忙碌碌，風風雨雨，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我至今不悔，還常常引以為榮，引以為樂。它是生活給我的厚愛，使我的人生道路雖然平坦卻不單調，而且還算充實。”

袁鷹的文學成就，贏得了文藝界的認同。在1979年召開的第三屆作家代表大會上，袁鷹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和書記處書記；在第四屆、第五屆作家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作協主席團委員，成為作家團體中的領導成員之一。

1987年，離休后的袁鷹仍先后擔任《散文世界》主編，《人民文學》《兒童文學》等刊物的編委。他仍然筆耕不輟，寫了大量深情感人的憶戰友、憶往事的散文和富于哲理和文采的隨筆。

從1952年奉調北京后，袁鷹就一直生活在北京，但他對上海始終有一份很深的眷戀。兒童文學作家簡平在《看望袁鷹先生》一文中寫道：

我每次去看他，他總是會問我一些上海的事情，比如哪個地方現在成了什么模樣，比如他上海的作家朋友有哪些新著。有一回，他問我，你知道西門路那一帶的情況嗎？ 我說現改叫自忠路了，但我很長時間沒去過那里了。后來，我才知道，那時，他的夫人吳蕓紅正在編一部有關1946年中共地下黨創辦《新少年報》的書稿，而《新少年報》社就設在當年的西門路上。那時候，袁鷹自己也在上海的進步報紙《世界晨報》《聯合晚報》當記者、編輯，同時從事文學創作，投身民主進步事業，迎接上海解放，所以，他對上海的“紅色遺址”很感興趣。

一次，簡平特地給袁鷹帶去了上海市作家協會編輯的“紅色足跡”系列第一輯《石庫門里的紅色秘密》，里面寫了78處上海革命遺址的故事。

袁鷹很興奮，立刻戴上老花眼鏡看了起來，這本厚達500頁的書沉沉的，但他卻捧在手里，將整個目錄讀了一遍，然后對簡平說：“你給了我一份我最想要的禮物，這本書太好了，里面寫到的這些地方大都熟悉，讓我一下子又回到了上海。”臨走時，袁鷹還對簡平提出一個請求，每一輯“紅色足跡”出版后一定要給他，他說他會從中喚起自己對上海的更多記憶，簡平立刻答應了他。

晚年，袁鷹每天不忘看書看報看雜志，《人民日報》《中華兒女》等報刊是他常看的。

一次，袁鷹游覽成都寶光寺。寺中的1塔、5殿、16院讓他十分感嘆規模宏大、結構完整、歷史悠遠。在該寺主殿大雄寶殿，袁鷹看到這么一副楹聯：“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細細品來，他悟出了其中的禪機。在他看來，“了猶未了”實在蘊涵著樸素的真理。“了”是相對的、暫時的，“未了”才是絕對的、永恒的。對于他，生活與創作從來都“未了”。他認為：“對個人來說，最好的選擇莫過于安下心來，利用未了的剩余時光，繼續做未了的事。”得益于這副楹聯的啟發，晚年袁鷹把自己的書齋起名為“未了齋”。

袁鷹一直住在人民日報社的宿舍里，房子簡樸卻清靜，他非常關注文學的發展與繁榮，特別是青年作家的創作情況。在一次出版座談會上，袁鷹對在座的青年作家語重心長地說：“文學創作始終是個寂寞的事業，真正的作家從來都不是敲鑼打鼓、披紅掛綠的場合中走出來的，我希望青年作家能守住這份寂寞，專心寫作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