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80年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根本上回答了革命文藝的方向、道路等重大原則問題。這次座談會的精神為當年的革命先輩指明了文藝創作道路，時至今日仍舊是文藝工作者們的創作導航。作為一名成長在軍營的導演，我深有體會，也一直踐行“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的指示精神。

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我攜電影《跨過鴨綠江》參與了大型文化節目《從延安出發》的錄制，也讓我再次回顧了我擔綱總導演參與拍攝電影《跨過鴨綠江》的點點滴滴。我們克服困難、使命必達，5個劇組同步拍攝，讓影片得以在2021年年底順利上映；我們力求尊重歷史、還原歷史，整理了130萬字的資料，認真研讀史料，仔細對待大到一場戰斗設計、小到一封電報的拍攝細節；我們求真務實、以真動情，在解放軍戰士中尋找演員，讓戰士們用最真摯的情感演繹每一位戰斗英雄……這一幕幕景象，在我踏上《從延安出發》的舞臺時，便與80年前文藝前輩們在延安艱苦環境下堅持創作的畫面重疊。

電影《跨過鴨綠江》的創作拍攝無不遵循著一代代文藝前輩傳承下來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文藝家們只有深入群眾、深入生活，投入火熱的革命斗爭，在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中搜集素材、獲得靈感，才能擁有充沛的激情、生動的筆觸、感人的形象，創作出藝術性、人民性相融合，思想性、觀賞性相統一的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就如《從延安出發》中所呈現的人民音樂家冼星海，他多次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將對民族、對國家的一腔熱血，對日本侵略者、對國民政府的憤怒與抗議，都寫在了一曲曲抗日歌曲中。也只有這樣的音樂家，才能奮戰六天六夜完成《黃河大合唱》的譜曲。

站上《從延安出發》的舞臺，我不僅帶著對文藝前輩的敬仰，作為一名曾在部隊中工作多年的文藝工作者，我也深深感受到我們這一代人的重任——我們有義務將從前輩身上所領會到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文藝工作者所承擔的時代擔當與責任，傳遞給當代年輕的文藝工作者。

我在節目中與青年演員吳磊進行了一場很有意義的對話，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當代青年文藝工作者的朝氣蓬勃與發憤圖強。我告訴他，抗美援朝戰場上文藝工作者的口號是：“到一線去，到戰壕去，到火熱的戰士生活中去。”有很多年輕的文藝戰士一手拿槍、一手拿琴，他們將美軍炸彈的彈殼做成樂器，給戰士們演奏演唱，與前線官兵并肩作戰、同生共死。我十分尊敬的歌唱家孟于老師也出現在了《從延安出發》的舞臺上，她不僅是冼星海的學生、從延安走出的文藝家，也是曾奔赴抗美援朝戰場為戰士們慰問演出的歌唱家。她和戰士們吃住在一起、戰斗在一起，是我們了不起的榜樣。這便是我從文藝前輩身上看到的和學到的。我也希望我們的青年文藝工作者們，能從這場對談中獲得激勵，繼續為人民創作。

談到如何去演繹戰斗英雄時，吳磊與我分享了他在電影《我和我的父輩》中扮演抗日騎兵馬乘風的幕后故事——在一次拍攝時，他手中的槍意外炸膛，傷到了他的眼睛，他從中感受到了歷史的真實。這是一次很好的表演經歷，每一位扮演戰斗英雄的演員，首先都應該去體會、感受，走進英雄的生活，走進英雄的內心世界，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詮釋英雄人物。我16歲參軍，在軍隊里成長，有著深深的軍人情懷。即便成為一名導演，我也要一心為軍人創作，因為我是從他們中走出來的。我熱愛軍旅生活，我也足夠了解軍人，我永遠忘不了我曾經的軍人身份，這也是為什么我參與制作的作品都是軍旅題材的原因。

作為一檔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的大型文化節目，《從延安出發》在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上下足了功夫，我也十分榮幸能帶著電影《跨過鴨綠江》完成對延安精神的傳遞。如今創作環境越來越好，和平年代下的我們，定將銘記一代代革命先輩走過的印記，繼續發揚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更多的好作品，回饋時代與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