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考察人類歷史和社會演進的規律，揭示其中的普遍性，以便更好地指導人類的現實生活。近年來，探討歷史的規律、動力、價值、主體、目的等問題的歷史理論研究在西方學界出現了明顯的回歸。

在西方，書寫有規律的歷史由來已久。在中世紀“伴隨基督教的出現，歷史變為真理的歷史，同時也就擺脫了偶然和機遇”，歷史進而有了“自己的規律”，但不再是自然規律，而是“理性、智慧、天意……天意指導并安排事件的進程，讓它們奔向一個目標……歷史首次被理解為進步”。

進入18世紀，具有哲學思維的歷史學家和具有歷史意識的哲學家，把基督教的歷史進步觀與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結合起來，堅信人而非神或英雄主宰歷史。國家、民族、社會代替教會和王朝，成為歷史研究的主要單位，并出現了全面論述人類歷史的普遍史。普遍史力圖探詢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體規律，伏爾泰被認為是開拓者，因為他是“第一個把歷史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觀察的學者，把全世界各大文化中心的大事聯系起來，而且包括人類生活的各個重要方面”。這一時期，多數歷史學家相信人類歷史受規律支配，社會現象有因果聯系，關注社會變化的條件、動因，強調必然和一般，忽視偶然和個別。

不過，啟蒙時代的世界歷史書寫以歐洲文明為制高點，帶有明顯的種族優越意識，這也使得東方世界的發展模式難以納入啟蒙思想家勾勒的普遍歷史規律之中。不僅如此，歐洲文明的意識被有意凸顯出來，不但成為描繪不同民族之間差異的范疇，而且被用于描述歐洲擴張所奠定的全球秩序。同時，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激發了人的巨大生產能力，許多歷史學家深信本民族生活的時代正處于或即將迎來文明史的高峰階段。文明史研究也在這一時期得到極大的發展。

法國實證哲學家孔德把文明看作一個體系，認為文明史是一種有規律地發展的能動結構。他把人類精神或一般意義上的人類文明史分為三個階段，即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最后的實證階段。在黑格爾那里，世界歷史進程就是文明的進程，世界歷史性民族就是“文明民族”，推動文明發展的動力在于“客觀精神”或絕對精神。黑格爾進而指出，“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日耳曼文明因此將成為文明的最高范式，世界文明發展的最后歸宿。

19世紀下半期，民族意識的興起以及對歐洲之外的文明的深入了解，讓一些西方學者開始反思文明的普遍性。德國學者海因里希·呂克特在1857年出版的《世界史教程》中否認存在“唯一的、統一的文化類型”，即普遍文明的可能性，否認歷史發展會邁向統一的目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理性主義出現危機，尼采等人對西方文明的批判引發了人們對文明的定義以及文明發展的反思。斯賓格勒和湯因比挑戰了黑格爾的文明史觀，不再將西方文明視為人類歷史的終點。西方并無凌駕于其他文明之上的特權，“西方的沒落”同樣體現著歷史的必然性。與斯賓格勒類似，湯因比也是從文明的角度考察人類歷史。湯因比強調，每一種文明都是平行和等價的，并無高下之別和優劣之分，人類歷史的發展將遵循多線而非單線的邏輯。受他們影響，西方學者不但摒棄了對文明的普遍主義研究，而且減弱了對歷史規律的宏大敘事探詢。

20世紀中期以后，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試圖延續整體性、普遍性的文明研究思路，反思不同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文化基礎，但難以挽救宏大敘事式微之勢。只有少數文明史研究，仍然保留宏觀視野，推動著區域史和跨國史的研究。比如，布羅代爾在1963年指出：“文明只能在長時段中進行研究，這樣才能把握一條逐漸呈現的主線——為一群人所共同遵守的某種東西”，而且，“任何與普遍性理論密切相關的歷史都需要恢復其真實面目”。

20世紀90年代之后，出現不少氣勢恢宏、視角獨特且頗具影響的全球文明史著作。這些著作強調“人類的溝通、交流以及移民”，內容大多根據研究主題或專題排序分類，側重勾勒世界文明之間如何通過貿易、科技、移民、物種傳播等由孤立走向聯系的歷程，但對人的存在及其歷史定位以及未來前景問題缺乏一以貫之的解說，因而難以滿足讀者對總體歷史和規律的追求。對于這種情況，有學者指出：“它們無助于緩解我們對超越趣味性見解的簡單匯編的強烈需求，我們渴望最終能夠識別出全球歷史發展的總貌。”盡管“歷史終結論”和“文明沖突論”帶來短暫的文明研究回流，但這類“文明話語的側重點不是互聯和互動，而是排他性和對文化特殊性的強調”。

總之，西方啟蒙運動時代開創的以揭示普遍歷史規律為目的的文明史研究，因不足以涵蓋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內的地域文明的特殊性，受到力圖挑戰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學者們的質疑。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文明衰落的現實和后現代主義對宏大敘事的解構，文明史研究乃至對歷史規律的探究日漸式微。而作為全球通史的文明史敘事，過于強調跨文化的互動，對各文明的內部傳承以及人類文明總體演進的規律卻有所忽視，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進入21世紀以來，在長時段研究的再次興起、普遍史的回歸等史學實踐的影響下，歷史學家重燃對文明敘事中歷史規律的興趣。一些學者圍繞軸心時代或軸心文明進行了重評，為歷史規律的探討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平臺。對于雅斯貝爾斯提出的“軸心時代”概念及其特征，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稱謂，力圖彰顯這一概念在研究文明史中的重要價值。

雅斯貝爾斯在提出“軸心時代”理論時，主要是想說明世界歷史或文明的發展可以在多個不同地方實現突破，而不是只在西方一處實現。再者，有別于19世紀的地域文明研究，雅斯貝爾斯強調，不同文明之間的內在聯系可以形成特有的“文明復合體”。與雅斯貝爾斯將軸心文明作為歷史哲學的思辨構想不同的是，新的研究倡導實證性的歷史社會學闡釋。

對歷史發展根本動力和規律的探究，體現在圍繞軸心時代文明“突破”標準的爭論上。他們的基本共識是，文明觀念的“突破”源于人們特定能力的出現，而非一般意義上物種演化的必然結果。“就最基本層面而言，認識轉型與圍繞人的存在的最基本方面的闡釋相關，具體來說，與人的反思性、歷史性、能動性相關。”由此，避免了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世俗化、文化同質化。多元現代性，進而成為學界最有影響的“文明話語”。

近年來，西方學界對歷史規律研究的重新關注，主要是為了解決當下西方文明面臨的危機與困境，進而嘗試提出一種對西方文明發展規律的新的解釋。具體來說，西方文明當前主要存在以下三種危機。

其一，西方文明發展至今，并未創造一個公平、開放、繁榮與自由的世界，反而積弊甚深，甚至積重難返。西方文明的根本性危機來自資本主義的危機，來自西方文明內部貧富的兩極分化。西方文明幾乎喪失了理性設想未來全球秩序變革的能力。

其二，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正在減弱，并由此引發全球秩序的重塑與變革。文明實體本來沒有高低優劣之分，但在一段歷史時期內，存在發展快慢和先進落后的相對差異，并在事實上形成某種文明的中心地位。進入現代以來，少數西方國家從一開始就把“文明”當成維護自己優勢地位、推進和擴張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的意識形態話語工具。但是，當西方國家的全球地位發生變化甚至逐漸喪失中心地位時，全球秩序將不可避免地進行重新調整。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正在面臨被非西方新興大國追平或趕超的可能，近代以來形成的“東方從屬西方”的局面正在悄然改變。更有西方學者指出，新冠疫情只會加速從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轉向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遺憾的是，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中心論以及文化精英意識，遮蔽了他們探究全球失序原因的真正方向。

其三，西方文明正面臨著一系列日益嚴峻的挑戰，如全球公共安全、氣候危機和生態災難、全球治理難題，這些迫使西方學者去思考西方文明的未來發展及人的存在等終極問題。以“人類世”概念的提出為例，這一概念逐漸被科學家和大眾接受，意味著有必要把人類置于地球乃至宇宙演進背景下，考察文明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不同文明體之間的關系。這類整合人的歷史與環境的歷史的文明史，要求歷史學家關注全局性、長時段的發展演變規律，體現出對“人類社會如何變遷”“現代社會為什么變化如此之快”的深刻關懷和社會責任感。

此外，自然科學領域的諸多前沿研究成果，如引力波效應、合成生物技術等，也不斷沖擊著對“人類”和“人類文明”的固有理解。面對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機，用傳統的人性論、文化本質主義或科學技術決定論已經很難解釋文明演進和社會變遷。不少國家倡導加強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合作，采用綜合性的視角和跨學科的分析方法去分析人類的文明及其發展規律。

通過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與危機，西方學者試圖重建對歷史規律的研究和探索，進而為經歷急劇變革、缺乏社會安全感的西方人找回歷史發展中的確定性。盡管如此，西方學者對文明史敘事中關于歷史規律的探討，仍然需要重點解決如下兩個問題。第一，如何在人類歷史與環境歷史的整合中彌合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歷史觀爭論。第二，如何在避免單一因素決定論的同時又不陷入多元折中帶來的萬能和萬不能的解釋陷阱。對于西方文明史發展規律的探詢，若要求得好的發展，就必須在“終極原因”或“根本動力”的理解和解釋上進行一番革新。170多年前，唯物史觀創立過程中發動了歷史本體論革命，它所揭示的歷史規律及其實現方式的理論，仍然不失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