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劇《白毛女》（1945年）

在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80周年之際，我不禁憶及有幸結識的一些來自延安的老革命文藝工作者，是他們的成績奠定了新中國文藝的基礎，他們的教誨長期鼓勵我成長。

我在中央戲劇學院網上看到了學院資料室發布的材料，中戲的前身延安魯藝有48位教職員工參加了80年前的那場文藝座談會，還提供了一份1949年中戲創建初期呈報給老院長歐陽予倩的《干部名冊》，里面的一些骨干力量都出自延安魯藝，其中一些我還曾跟從他們學習、工作，這引起了我的心情激蕩。

當時中央政務院任命的中央戲劇學院院長是歐陽予倩，副院長是曹禺和張庚。歐陽予倩和曹禺都是大藝術家，張庚是學院日常工作主持者，而張庚是我的研究生導師。張庚1938年到延安，任魯藝院務委員會委員兼戲劇系主任，1939年他發表的《話劇的民族化與舊劇的現代化》一文，成為影響持續至今的中國當代戲劇的方向性重論。張庚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1946年任東北魯藝副院長，1949年參與籌建中戲工作并擔任副院長，1953年中央調任他為中國戲曲研究院副院長去協助梅蘭芳工作，1978年參與籌建中國藝術研究院。1982年我成為他的研究生時，張庚老師已經是71歲高齡，我有幸從此與延安魯藝和延安文藝座談會連接上了“臍帶”。

郭蘭英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演唱《南泥灣》

名單中的創作室副主任趙尋延安時在拓荒劇社、抗敵演劇三隊工作，后任中國劇協常務副主席、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我因為工作關系和他相熟多年，和他夫人、延安抗敵演劇隊的藍光也熟悉，藍光后任原中央實驗話劇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名單中的創作室副主任賀敬之是我崇拜的詩人，魯藝文學院畢業，1945年執筆創作歌劇《白毛女》，后任中宣部副部長、原文化部代部長、中國作協副主席。我曾在美國觀看過先鋒導演彼得·塞勒斯的《牡丹亭》，在研討會上有一個尖銳的發言，《舊金山日報》報道了，賀敬之正在那里探親見到了，回國就找我這個敢在美國批評美國人的人，以后我長期受到他的教誨。

電影《槐樹莊》（1962年）

我畢業后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院里的老領導多半也都是從延安出來、聽過毛主席延安座談會講話的。例如著名美學家、雕塑家，副院長王朝聞原任教于魯藝美術系，創作了毛澤東、魯迅、劉胡蘭以及列寧、斯大林浮雕像，參與組織了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創作。當年聽他的美學課是一種極高的審美享受。副院長黎辛1938年考入延安抗大四期，1940年轉入魯藝文學系，1941年畢業，后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編輯，參與編發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55年與茅盾、丁玲等人發起并成立中國作家協會，任中國作協副秘書長。黨委書記蘇一萍是延安西北文工團團長，后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副院長白鷹是八路軍115師戰士劇社創作員，1949年任遼東省文委書記、省文聯主任，1953年任中央戲劇學院教研部副主任、表演系副主任、副院長。而延安文藝史專家、中學時期就在延安演出《兄妹開荒》的“紅小鬼”艾克恩，時任當代文藝理論研究室主任，常常在他的辦公地點北京恭王府天香庭院里，用香茗接待我的來訪。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學習和工作期間，長期受到這些老領導的教誨。

到戲劇界和文藝界工作后，我又陸續認識了一些延安老文藝工作者。我與當年參加了延安座談會的八路軍120師戰斗劇社社長歐陽山尊老師成為忘年交。延安座談會前他曾給毛澤東寫信反映，說前方很需要文藝工作者，毛主席回信說，“你的意見是對的”。歐陽山尊老師知道我是張庚的學生，就對我有一番別樣感情，一直支持我搞戲劇評論，還多次與我進行探討。還有，我在中國文聯書記處工作時，文聯主席是周巍峙，他1944年5月率西北戰地服務團從抗日前方返回延安，編入魯迅藝術學院。1939年，他首次指揮演出了《黃河大合唱》，1950年創作了《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1964年組織創作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1982年組織創作了大型音樂舞蹈《中國革命之歌》，工作業務上他給我許多指導。我還經常到胡可老師家中聆聽他的人生教誨，他當年從北平郊區的抗日游擊隊到晉察冀邊區參加八路軍，在延安座談會精神鼓舞下創作了《戎冠秀》《戰斗里成長》《槐樹莊》等著名劇作，后擔任原總政文化部副部長、軍藝院長、中國劇協副主席。我從這些人的身上深刻體會到了他們一生奉行的“文藝為人民”的宗旨。

現在，談談我自己對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理解。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其實質精神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歸納的一句話：“以人民為中心。”我一直在想，在8年抗戰那么艱苦的歲月里，外部強敵壓境、內部物資極度匱乏，軍民整天戰斗不止，甚至連飯都沒得吃要生產自救，為什么還要抽出專門精力，從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楊家嶺召開一場持續20余天、有一百多位文藝工作者參加的規模十分盛大的座談會來研究文藝問題呢？看來，當時一定是面臨了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

秧歌劇《兄妹開荒》，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郵票

毛澤東說：“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就是毛澤東等人在不斷與黨內的議會派幻想作嚴重斗爭的過程中領導著人民軍隊“打”出來的，其間還經歷了挽救革命的兩萬五千里長征的世界性壯舉。因為紅軍有著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目標，那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這就要團結全國民眾一道朝著目標前進。這時，文藝的宣傳鼓動作用就突顯出來了。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的直接產物和碩果，其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整個一代人也都是在其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這就是為什么毛澤東說我們有兩支大軍，一支是“手里拿槍的軍隊”，一支是“文化的軍隊”，也就是要槍桿子筆桿子一起抓。所以延安成為革命的大本營和新中國的策源地，在抗日的環境中成為凝聚人心抵抗侵略的堡壘。

弄明白了這些，再回過頭來看當時的情形就清楚了。抗戰爆發后，廣大的青年愛國知識分子向往延安與革命，紛紛冒著危險通過各個封鎖線向延安進發，據統計在延安前后一共聚集了4萬多人，相當于1937年中共黨員的總數。這4萬多來自大城市、學校甚至海外的青年，多數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抱著火熱但卻不一定切合實際的理想奔赴革命圣地，許多人還以為就和以前在城市和學校里的環境一樣，由著每個人的性子搞自己的文藝創作就行了。他們雖然住在延安的土窯洞里，精神上卻和延安根據地的農民、八路軍戰士形成嚴重的“兩張皮”現象，甚至還與之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自己所做所為的對象是誰，這就出現了根據地文藝嚴重的方向和路線問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鮮明地提出了文藝為人民的論點之后，引起了延安乃至全國的一場大討論，廣大知識分子才弄清了目的，端正了方向，真正投入到火熱的斗爭實際中去，創作出面向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文藝作品。這之后，文藝工作者投入抗戰一線，下基層、下部隊、下農村，組成了眾多的文藝小分隊、文工團、劇團進行游動演出，紅色文藝的成果大批涌現，新的文藝人才茁壯成長。

延安魯藝戲劇系舊址

今天隆重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80周年，對于我們站在紛紜復雜的國際大背景下，正確追尋民族復興與文化復興的道路，有著深刻的啟示意義。

（作者系中國作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