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講，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都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標識，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講話》精神燭照下的延安文藝，以及后延安文藝時代的文學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蘊含著新時代文學所需要的豐富精神資源。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出版的“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guī)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叢書就提供了這樣的精神資源。叢書包括《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價值體系重建》《延安文藝與20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等共計10卷，約400萬字。叢書自出版以來，以前沿的學術視角、深刻的學理探索以及補白的學術價值，受到學界和讀者的歡迎。

德國文藝理論家姚斯曾言，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應該“更多地像一部管弦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獲得讀者新的反響，使文本從詞的物質形態(tài)中解放出來，成為一種當代的存在”。《講話》作為百年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座空前雄偉的里程碑，原本就應該是富于魅力的當代存在——它從來都不過時。

《講話》涉及文學活動的各個層面。它的中心是研究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將話題逐次引向“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文學源流”等領域，從而發(fā)現了“五四”以來新文學存在的種種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張。這種以讀者為中心的新主張，對當時的中國文藝而言無疑是極為重要的。

《講話》由毛澤東1942年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結論”兩部分構成，“結論”部分更是將文學接受者擺在了突出的位置。那么，《講話》認為革命文學的讀者是什么人呢？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這種讀者主體的定位，強調的是文學接受的“最大化”，要最大限度地實現文學潛在的審美價值，讓文學為更多的讀者服務。它所昭示的意義是重大的。

在確認了讀者之后，接下來的問題是，什么樣的文學才是能夠被工農兵接受的文學。這便引出了《講話》的第二個重要議題，即文學創(chuàng)作的問題。勞動者所需要的文學，是以其“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tǒng)一為出發(fā)點”的文學，是真實反映了他們的人生命運并引導他們改變人生命運的文學，而要創(chuàng)作出這樣的文學，“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chuàng)作過程。”除了長期的觀察、豐富的體驗和縝密的分析，一個作家要創(chuàng)作出為廣大的讀者接受并樂于接受的作品，其思想情感上也要有一個根本的轉型。“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這“一番改造”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最終要達到脫胎換骨的程度，“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也就是要真正成為勞苦大眾的代言人。倡導作家從微不足道的“小我”走向與人民群眾榮辱與共的“大我”，構成了《講話》精神的一個支點。

“文學何為”是一切作家從事文學活動前必須考慮的問題，這也是文學社會意義的體現。在這樣的意義上，《講話》顯示出其強大的更新力量。它在充分肯定文學對社會的參與性、引導性、影響性的同時，指出作家應該深入群眾的生活，通過自己的書寫，“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huán)境。”“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勞動者有改變命運、創(chuàng)造歷史的壯舉，正因為如此，《講話》才反問道：“對于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歌頌的方式很多，確立人民群眾的主人公形象是其中最重要的。事實上，群眾更關注自己在文學作品中的形象，渴望發(fā)現自己的特征被文學作品所反映，被歷史所保留。而這些反映最廣大人民形象與生活的作品，最終又對他們起到了鼓舞作用。

《講話》精神指引下的文學在塑造幾代人的精神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那些言說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改變命運的文學，使群眾看到并確認了自己的意義和價值。所以，這個時期的文學擁有古往今來最大量的接受群體，文學也成為人民群眾的生活乃至于生命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文學的社會功能被發(fā)揮到了極致。

柳青是在長期學習和深入研悟《講話》精神后成長起來的作家。以柳青為代表的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煥發(fā)出一種新的精神，就是他們有著強烈的政治熱情、社會責任感，深深扎根到人民群眾當中。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忘我地投入創(chuàng)作，才能細心體察人民群眾最真實的生活，真誠傾聽他們內心的呼聲，這種文學精神對新時代作家具有現實的啟示意義。柳青等作家的努力是新文學實現民族化、大眾化夢想的重要一環(huán)。柳青的文學觀念對當代作家持續(xù)發(fā)生著巨大的影響。

路遙就是循著柳青的成長軌跡進行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路遙曾多次聆聽柳青的教誨。他追隨柳青的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腳步，亦全景式地描述時代的巨變在人民內心所激起的層層波瀾，滿懷深情地敘寫勞動者曲折拼搏的創(chuàng)業(yè)之路，雄心勃勃地織造著滄海桑田的巨幅畫卷。《創(chuàng)業(yè)史》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不同時空中問世的力作，感動了數代讀者，這種“感動”的力量來自于兩部作品都能夠讓讀者看到一個真實而具有溫度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他們的靈魂可以詩意棲息的地方。

聆聽人民群眾的呼聲，走進人民群眾的生活，創(chuàng)作真實而有溫度的作品。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影響從“延安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叢書中的不同篇章都可以感受到。從這個角度看過去，該叢書是一部加深讀者對延安文藝整體認識的系列作品，也是一部促進《講話》精神與當代文藝深度結合的系列作品，對于我們今天汲取《講話》精神營養(yǎng)，開拓新時代文學新境界都有所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