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家族教堂

2021年11月29日，巴塞羅那，天氣晴朗，一顆重達5.5噸的“十二角星”被懸吊在塔機的搖臂下面，晃晃悠悠，慢慢移挪，終于落置在了圣家族教堂的圣母塔尖。地面上響起了掌聲，抬目仰望的觀眾們舒了口氣。——此刻，高聳入云的塔機仿佛像一個騎士，修長的懸臂就是其手中的“利劍”，它似乎正代表某種神圣力量，給教堂，或者說給巴塞羅那，“加冕”！類似巴黎凱旋門被“包裹”，關鍵的象征時刻總是能夠提振一個城市的精神氣氛。

星星形狀源于“伯利恒之星”，也被稱作圣誕之星，它將在12月8日被點亮。這場封頂儀式預示著這座以高迪為首席設計師的教堂進入了最后的施工階段。根據報道，如果順利，圣家族教堂將于2026年竣工。

長期以來，高迪的名字與浪漫畫了等號，與他相關的一系列素材非常適合“故事化”，環地中海與巴塞羅那本身又是旅游旺地，這加劇了某種“打卡”式傳播。一個從巴塞羅那旅行歸來的人，如果相機里沒有幾張高迪的建筑，似乎等于沒有去過巴薩。

在學術界和建筑界，高迪當然早已是顯學。但是，一個愈發有名的人物，反而越具備被遮蔽和去真實化的風險——連篇累牘和口口相傳導致的扁平化認知。

真實的高迪到底是什么樣子？今天我們應如何“正確”地談高迪？

基于圣家族教堂封頂的契機，再談一談“高迪學”，對今天無比渴望創新動力的設計界應該有一定的營養價值。

如果做一個文獻綜述和互聯網檢索，會發現當下對高迪的描述過于“表面”。一方面是大量的概念名詞和歷史常識：自然、有機、新藝術運動、參數化……另一方面傾盡溢美之詞：想象力、創造力、天才、神圣、震撼……

高迪是一種難以被拷貝的“模式”——正因難以被復制，研究這個模式或許才具啟示意義。或者再換一種說法，高迪是一塊供養在博物館中的化石，除了眾所周知的珍貴，我們還能從中提取什么？

筆者作為一名高校教師，曾長期教授《世界現代設計史》課程，幾乎所有的教科書都把高迪歸類為新藝術運動的特殊一支。教材的編寫有概括化和從簡化的弊病。高迪有新藝術運動的某種要素，但總感覺哪里有不對的地方，一個給西班牙留下了7個世界文化遺產的人，一個系列作品如此激越狂怪的人——他到底是怎么“冒”出來的？！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高迪太異類、太難以被解釋了！俗話說就是，“前不著村后不著店”。我們都知道高迪生活在19-20世紀之交，他被諸多著名的藝術設計流派、運動所包圍，例如19世紀下半葉英國的拉斯金和莫里斯發起的工藝美術運動，比利時以費爾德和霍塔為代表的新藝術運動，奧地利以瓦格納為代表的維也納學派，以及芝加哥學派、德意志制造聯盟、表現派、未來派、風格派、構成派和至上主義等等。從城市規劃的背景來看，其間出現了R·歐文的新協和村（空想社會主義），霍華德的花園城市，加利爾的工業城市，索亞·Y·馬塔的帶形城市，以及紐約為代表的方格網城市規劃等等。當然，著名的巴塞羅那的網格方塊狀規劃也誕生于那個時期。

在藝術設計創作層面，高迪與上述流派始終若即若離，高迪本人從來沒有聲明過自己屬于什么陣營——倒是由于參加過加泰羅尼亞的游行示威而被捕，其實，政治訴求是研究高迪的一條重要線索。高迪的確運用了大量自然元素，但與歐洲大陸的新藝術運動（以曲線和有機形態為主要表征）又不完全相同。至于城市規劃，高迪的確參與了以《進步》雜志為據點的文化精英沙龍——一群新銳的藝術家、建筑師交流探索如何在各自創作領域內將加泰羅尼亞傳統風格與現代工業元素相結合，其中就有人提出過復興西班牙古老的莫德哈爾風格——一種本土化的伊斯蘭風格。這個建議也確實影響了高迪。

但無論從哪個層面看，高迪都有一種“懸浮”感，他不屬于某個時代，也不屬于某個陣營，高迪就是高迪。他的精神屬性太強悍了。在光怪陸離、奇崛造型的背后，“直線屬于人類，曲線屬于上帝”，“天才與瘋子”，這樣的傳言與描述，遂顯得網紅化和膚淺了。筆者認為，向人物的內在“反求”，關注高迪的“小學”，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大學”，點讀“片章”，擱置“長卷”，或許是重新獲取高迪式營養的一條路徑。筆者提出三項觀點，再探高迪的“密碼”。

首先，高迪作品的神秘張力背后離不開信仰的力量，這種信仰締造了一種創作沖動和不計后果與回報的言說欲望。表征就是全情投入、極度專注、燃燒自我和無限驅動力。有很多關于高迪生活細節的描述：穿衣服邋遢，一件襯衫磨出很多洞，為了節省時間而蓄胡子，廢寢忘食，"一直到晚年都還在糾結于教堂的結構以及不同的立面的處理"，高迪在去圣家堂的路上被電車撞到導致不治，似乎也是冥冥之中。這種癡狂很難用天賦來解釋，與其說是天賦異稟，不如說是天降大任，人物為此而來，為此而去。這在很多偉大人物身上都有印證，他們似乎帶著使命而來，完成后撒手人寰；他們在世間的表達和成績，不像是教育和栽培的產物。巍峨挺拔的建筑的底座是強大的精神支撐和思想偉力，告誡我們，要相信人物。

其次，地緣與風土決定和成就了高迪。加泰羅尼亞地區似乎有一種特殊魔力，這塊土地上的文化精英們癡迷于狂放的表達。這種基于地緣的文化基因并非玄學，水土孕育的作用不可估量，畢加索、米羅、達利、塔皮埃斯、切利達，加泰羅尼亞是他們的“應許之地”，而且他們都處于前后銜接的歷史革變時代，天賜其先鋒使命。至此，需要提一下“加泰蘭現代主義”，從大勢上，高迪投身于現代主義大潮，從微觀上，高迪又逆行于現代建筑的主張，不吝于裝飾和極多，將“加泰蘭現代主義”發揮到了極致！高迪擁抱現代建筑的精神，例如反對古典主義，反對折衷主義，追求新的藝術和形式，追求高層和大跨度，使用新材料和新的施工方式。現代建筑的基本趨勢是超越裝飾和走向國際化。但高迪的“加泰蘭現代主義”卻強調立面裝飾和本土化——某種意義上高迪建筑是人類建筑史上最后的裝飾高光。從建筑學角度看這貢獻極大：高迪的裝飾屬于“裝飾實用論”，通過裝飾來掩蓋建筑結構可能為建筑本身帶來的缺陷，這在現代主義建筑形式單一、千篇一律的主調中，高迪的建筑令人眼前一亮。高迪的建筑證明了“less is more”的反面至少不是“more is less”或者“bore is more”，展現了多元的建筑觀。巴塞羅那是一座很特別的城市。卡爾維諾曾在《看不見的城市》里說到：“區分城市為兩類：一類是經歷歲月滄桑，而繼續讓欲望決定自己形態的城市；另一類是要么被欲望抹殺掉，要么將欲望抹殺掉的城市”。巴塞羅那當屬前者：它見證了哥倫布對世界的探索，經歷了工業革命和城市化，也推進了現代體育運動的不斷繁榮。著名足球明星、世界足球先生梅西曾被戲稱為“體系球員”，暗諷他離開了巴塞羅那隊就表現下滑。筆者認為這不能算是缺點，而是特點。世界上的確有一種人，地緣氣質非常強烈，只有給他配置了最舒服的環境、體系，才能激發他最大的才華。否則，他就不是他。就如同，我們無法想象，離開巴塞羅那的高迪還是不是高迪。

第三，厄運與好運。高迪命運多舛，小小年紀就體會到了貧窮、病痛與死亡。高迪父親是鍋爐工，家境清寒，高迪本人患有風濕病，其整個家族身體都不太好，父親、姐姐逐一去世。長期的身體疼痛和連續的精神打擊是否會刺激和異化一個人？是否會影響一個人的價值取向和生命觀？高迪的好運是遇到了他的贊助人尤西比·古埃爾（Eusebi Güell），兩人都是虔誠的天主教教徒。在35年內古埃爾委托高迪完成了5個重大項目。古埃爾對高迪的信任和喜愛為人類文明留下了一系列偉大的文化遺產，從這個角度看，作為細節控、完美控和拖延癥的高迪，比今天生活在工期與資金壓力下的乙方要舒服一些。厄運與好運的混合交織，發酵出了獨特的高式命運與高式作品。

創作，永遠摒棄同質化。高迪對今日我們之最大價值，就是能否在他身上再挖掘出感召力和創作啟發：藝術家要找到自己的信仰。并不是說今天的設計師一定要有宗教信仰，而是要做好一種心理準備：如果不能充分燃燒自己，就不要想達到歷史性高度。信仰，就是生命意志。顯化的事業不是刻意的產物，是用忘我、熱愛、激情澆灌出來的生命之花。再者，設計師要學會重思路徑。學會內觀和反求，迅速找到影響自己的思想、藝術與哲學，而不是過分關注社會、形式與功能。不急躁，不功利，回歸人文，用人文去統馭生產。藝術家還要有超越性。所謂超越就是一種辯證：目無一物、大膽調用、充分融合、絕不設限，最終致力于形成自己的“秩序”。在高迪身上，我們看到了四種超越：超越時代，不迎合時代；超越形式，藝術、設計合一，瘋狂推敲模型，做研究型設計；超越風格，且不排斥新的工藝技法，以高迪為主導的加泰蘭主義具有激越狂放的美學特征和超越融合的魄力，他的建筑風格融合了莫德哈爾風格、新哥特式風格和有機自然主義風格；超越能力，學習力、想象力、創造力、執行力，四力轉化協同。當代的設計師需要反思、刷新和建構更多的東西，不能僅僅把設計矮化為“飯碗”。找到自己的精神“應許之地”，這是當代設計師取得成功的前提。如同高密東北鄉之于莫言，馬孔多之于馬爾克斯，布基納法索之于凱雷，加泰羅尼亞之于高迪，那片魂牽夢繞、反復出現的土地不僅是精神能量的源泉、創新的動力，也是不可復制般存在的理由。這不是狹隘，恰恰是廣博。

高迪作品中有直覺、感性、虛無、靈力的因素，這與從形式主義出發的西方范式非常不同，與東方主義相勾連，東方氣質強烈。恍惚間，高迪這個名字連同他的作品仿佛是從東方飛移而來的。在強調心靈解救、呼喚人文、抗衰退、抗士紳化、呼吁可持續發展的訴求下，東方的美學與人居環境哲學值得設計師們去深度研用和發揚。

西班牙著名小說家皮奧·巴洛哈（Pio Baroja）曾說：“西班牙從未有過完整的社會制度，它的生活和藝術，隨著一個個有力量和行動力的人的橫空出世，在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涌動中發展起來”。圣家族教堂封頂了，高迪給我們的精神財富與靈感啟示不會封頂，人類的創造力不會封頂。

（作者單位：山東工藝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