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差不多一年前在中宣部公布的170種“2021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選題目錄”中，看到孫甘露的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赫然在列，我是頗有一些好奇與期待的。當然，這種“好奇與期待”也并非只是由此而生，這部長篇小說此前就已先后被列入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五年百部”優秀文藝作品原創工程和2021年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等地方和國家級的重點名錄之中。只不過伴隨著時間的推移，甘露新作其名雖早已在各種“重點出版物”名錄上頻繁亮相，但其實卻始終是“猶抱琵琶半遮面”，這又怎能不令人期待？

至于“好奇”當然更是有其緣由，且不說距離甘露上一部長篇小說《呼吸》的面世已過去了長達25年，更有“主題”這個特定的所指，那個在上世紀80年代后半程就曾以《訪問夢境》《我是少年酒壇子》和《信使之函》等一連串“先鋒文學”闖入文壇的昔日“追風頑童”如今又該如何進入“紅色敘事”？更何況我也知道甘露為自己這部新長篇的寫作做了大量的“功課”。在一次小聚時，就曾聽他如數家珍地聊起共產國際當年的一些運作方式以及與我黨的電文往來、蘇俄十月革命前后的一些社會情景，特別是上世紀30年代上海、廣州和南京的城市地圖、報紙新聞、檔案、風俗志等文獻檔案材料……這些又將以什么樣的形式進入新作并如何得以呈現？這一切又怎能不令人好奇？

上世紀30年代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總部遭到嚴重破壞，時任中央局做出了一項絕密的重大決策：即“安全地將中央有關領導從上海撤離，轉移到瑞金，轉移到更廣闊的天地里去”。“除了領導人，其他人員、機關、文件、電臺、經費都要做好相應的安排”。為此需重建一條絕密交通線，并組織了若干特別行動小組負責打通從上海到汕頭這段距離三千多公里的通道，這次行動因此而被命名為“千里江山圖計劃”。“上海臨時行動小組是計劃中關鍵的一環”。甘露的這部新長篇就是以此為題材創作而成。僅就本人閱讀所見，以這段真實歷史為題材而成的長篇小說這是首部。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作品被納入慶祝建黨百年主題創作的重點項目不僅是實至名歸，而且還具有某種填補空白的重要價值與意義。按時下一般通行形象的說法，這也是一部地道的“紅色題材”或曰“主題性”小說。

被歸入這一大類者，無論是革命歷史題材還是重大現實題材的長篇小說我們并不陌生，而藝術上由此展開的敘事也隨之相應稱其為“紅色敘事”或曰“主題敘事”。如果說題材上的這種劃分還只是一種自然歸類的話，那么相應敘事上的表現則面臨一種突破——一些同類小說在敘事上已烙上雷同的印記：人物安排必有幾個主要角色捉對廝殺，且各自情緒飽滿、行為張揚、身懷絕技；調性處理好激情、喜極限；整體布局大板塊、粗線條、敬寫意……看似竭盡個性張揚之能事，實則形成了一種新的雷同的“敘事范式”。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作為主題出版國家重點項目之一的《千里江山圖》面世，為當下文壇帶來了一種別開生面的“紅色敘事”，這絕對是十分有價值、極具現實意義的一個話題。當然這部長篇可闡釋的空間十分寬闊，可言說的其他話題還有不少。

《千里江山圖》表現的是一段不太為公眾所知曉但又頗為驚心動魄的革命史，其中蘊藏著諸多的懸疑、智慧、勇敢與膽識等要素，充溢著飽滿的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情懷。面對這段腥風血雨的歷史，甘露整體上卻是以一種冷峻、平實而質樸的文字與調性在展開敘述，表面上雖波瀾不驚，幾乎不見多少大的起伏與刺激懸念一類的鋪陳，但在閱讀過程中卻不時能夠清晰而強烈地感受到作家所營造出的那種凝重、某些局部甚至不乏壓抑的整體氛圍，于不動聲色中重現了黨中央總部那次大遷移行動背后的英勇悲壯與腥風血雨，12位中共黨員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于無聲處聽驚雷，這是一種藝術或許還是大藝術。

“千里江山圖”既是中共中央總部那次大遷移的行動代號，也是北宋王希孟創作的那幅被譽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的畫名，雖屬寫意一類，但又不乏工美之筆法。甘露以此作為自己新作的命名當有雙關之意。全書近25萬字，正文被切分成34個小節外加“一封沒署名的信”和兩個“附錄”，每節平均也就五千字上下，這樣的安排多少折射出了作品敘事的節奏，總體就一個字：快；而嵌入龍華、賽馬票、旋轉門、牛奶棚、北站、黃浦江……之類具有明顯海派特色的名詞作為部分小節之題，則既有明顯的地理標識，又彰顯出在快節奏大寫意筆法中也不無細膩的工筆。而節奏上無論是快抑或是慢，其語言則是一如既往的優雅、精準和凝練。寫實與寫意、節奏的快與慢、語言的精準洗練，正是這些“工具”運用的精心與合理，“千里江山圖計劃”的整體安排與實施在這種既平實又錯落有致中得以完整呈現。

《千里江山圖》所敘述的事件本身注定了這是一場曲折迂回、驚心動魄的生死較量。敵我雙方基本以團隊形式亮相，沒有特別的頭幾號角色設定，用于葉啟年和陳千里這對曾經的師徒身上之筆墨雖略多一點，但他們充其量也只是雙方的領隊而已。雖沒有一號與A角之類的角逐，但絲毫不影響這是一場曲折復雜、驚心動魄的生死較量。一群理想主義者用自己的激情、信仰、鮮血乃至生命照亮了那段風雨交加的夜空，展現了歷史進程的曲折與艱辛。這也是一群凡人，在父子、兄弟、夫妻等親情面前，他們不乏柔情蜜意，但他們更是戰士、是一群有信仰的革命者。這個群體中也出現過貪婪與恐懼直至變節者。正是有了這群鮮活的、合符真實人性邏輯的人物疊加，歷史進程的沉郁悲壯和理想主義者們的信仰與精神豐碑才得以自然呈現。

“千里江山圖”這個大遷移計劃本身就天然蘊含著兩層基本的信息：一是不難想象當時魔都上海的白色恐怖已經到了何等無以復加的程度，以至于中共中央總部都難有立錐之地；二是這三千里的遷移之旅又是何等的艱辛與兇險。面對這個敘事對象，《千里江山圖》的敘事策略總體上是落筆雖處變不驚，讀下去則驚心動魄。信仰與犧牲、忠誠與背叛、懸疑與謀略、摯愛與別離……在冷靜平實的敘事中栩栩如生，讓人揪心又燒腦。這主要得益于他落筆前做足的功課和落筆后極強的收斂與控制力。作品在還原環境的歷史真實，營造彼時彼地日常生活的氛圍上下了不少功夫，以重現上世紀30年代上海的建筑、街道、飲食、風俗和文化娛樂等日常生活為切口，就連穿街走巷的脫身路線也有據可循……這種細膩而逼真的氛圍營造所放射出的那種強大藝術吸引力無聲地牽引著讀者進入那個時代、感受白色血腥、體會紅色力量。而這樣一種不動聲色復刻一幅幅充滿煙火氣的生活場景，寫出一場場曲折迂回、驚心動魄的生死較量的文學功力使得黨史、軍史研究專家劉統在讀過這部作品后認為：作品參考了大量革命文獻史料，內容力求貼近歷史真實，人物、事件、地點與歷史背景相符合，作品體現了歷史真實性，是作者的一個創新。

概括起來，《千里江山圖》既是孫甘露個人在長篇小說創作領域的一次全新亮相，20多年前的那個“追風頑童”對自己當年“反小說”的寫作進行了一次揚棄性的“革命”，同時也帶來了一種別開生面的“紅色敘事”。作品中所呈現出的那種對中國共產黨人面對敵人瘋狂血腥圍剿屠殺時所表現出的不屈不撓、英勇頑強的革命意志與堅強抗爭的藝術性書寫，對其中充盈著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進行文學性的禮贊……這些當然都是名副其實的“主題性”寫作，但同時又是一部用純小說的形式，藝術地表現腥風血雨時期我黨艱難成長歷程、特色突出、個性鮮明的虛構性作品。它完全沒有本文開始時所描述的在同類題材寫作中存在的“雷同”的“敘事范式”。因此，《千里江山圖》是“紅色”的，又是藝術的；是“主題性”的，又是個性的。或許也可以反過來講：這是一種藝術性的“紅色”和個性的“主題性”。本人翻來覆去地如此啰嗦，絕無玩文字游戲之意，而只是因為，倘以文學的形式從事“主題性”創作，那么惟有藝術性更鮮明、個性更張揚，“主題性”方可更突出更鮮明，由此而產生的社會效果也必然隨之而更強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