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1905年《定軍山》的上映拉開了我國電影發展的序幕，1922年杜宇編導的無聲短片《頑童》則首次將兒童作為影片描繪的主要人物，也成為目前我國公認的第一部兒童電影。不過，《頑童》只是簡單地展現了兒童頑皮嬉戲的場景，在故事講述和整體結構上并不成熟。1923年，由鄭正秋編劇、張石川導演的《孤兒救祖記》完整講述了流落在外的男孩余璞救爺爺于危難之中，最終實現一家團聚的故事，它是明星影片公司拍攝的第一部長故事片，也是中國第一部兒童電影長片，標志著我國兒童故事片從此走上了發展正途。

中國兒童電影發生期的歷程與經驗

我國兒童電影是在五四新文化環境下應運而生的，它稍晚于兒童文學和兒童戲劇的誕生，卻也隨著現代教育觀和兒童觀的普及與接納逐漸走進了我國兒童群體的日常生活。

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兒童電影與普通電影既相互聯系又各自獨立，在電影業起起落落的發展變化中，兒童電影因其題材和受眾的特殊性，在思想價值、情節內容和風格樣式方面的變化相對較小，這時期兒童電影多為以兒童為主角的家庭、社會倫理劇。從1927年起，受武俠神怪片的影響，也涌現了許多描寫小英雄、小俠客的兒童電影。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國難當頭，廣大國民對倫理片、言情片、武俠片、神怪片逐漸喪失興趣，電影事業的改革勢在必行，在左翼電影潮的深刻影響下，兒童電影改變了滑稽打鬧、低俗無聊的電影風氣，加入了反映現實、教化兒童的深度和力量。1933年3月，“黨的電影小組”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加強對電影工作的領導，推動電影事業進步，這時的電影與時代的結合更加緊密，真實地反映現實，細致地剖析人性。在鮮明的時代精神和愛國主義的引導下，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兒童電影褪去了20世紀20年代兒童電影的單一倫理色彩，走上了現實主義道路，涌現出以《迷途的羔羊》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兒童電影。20世紀40年代末，國民黨反動統治走向覆滅，解放戰爭即將取得最終的勝利，在這黑暗尚存一絲、光明即將到來的時刻，產生了不少以戲劇形式表現的電影。1949年攝制的《三毛流浪記》就是這樣一部引人發笑、引人深思的作品，不僅是那個時期電影作品中的巔峰之作，也是中國電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可以說，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的30年里，中國兒童電影完成了藝術化的道路，為之后中國兒童電影的發展奠定了較好的藝術基礎。

當代兒童電影走向兒童立場與藝術本位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領導人對兒童教育和文化藝術高度重視，因此兒童文學、兒童電影和兒童戲劇在整個文藝體系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迎來了飛速發展的時代。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先后涌現了如《雞毛信》《民兵的兒子》《黎明的河邊》《地下少先隊》《五彩路》《英雄小八路》和《小兵張嘎》等極具影響力的電影作品，塑造了一批鮮明的兒童形象。隨后的十年，兒童電影也出現了不少紅色經典作品，比如《閃閃的紅星》《向陽院的故事》《黃河少年》《烽火少年》和《草原兒女》等。紅色題材的兒童電影表現主旋律、傳達主流意識形態，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像“嘎子”和“潘冬子”這樣的兒童形象和“雷鋒”這樣的英雄形象也在電影熱映的推動下成為時代的楷模，影響了幾代少年兒童。

改革開放新時期是我國兒童電影的大發展時期，涌現了如《我的九月》《哦，香雪》和《草房子》等經典作品。這段時期的兒童電影有三個方面的突破：一是兒童本位，即兒童電影著力于刻畫兒童真實生活，反映兒童精神世界，也展現成人對兒童的關注、關愛以及社會對兒童群體的關心，這與新時期文藝的人道主義和人的文學的觀點相呼應。二是兒童電影回到了藝術的位置，尤其是回到了作為電影藝術的位置，在色彩運鏡、內容構思、敘事方法等方面都展現了獨特的藝術性，呈現出“詩化”的特征。三是兒童電影主動承擔了時代啟蒙和社會教育的功能，試圖以電影的方式來彌合成人和兒童之間的差異，并喚起整個社會對兒童世界的關愛以及對兒童成長的呵護。兒童電影在這一階段有力地呼應了兒童文學，并與兒童文學、兒童戲劇形成了密切的互動關系，尤其是兒童電影對兒童文學的大量改編，推動了現代兒童文學和當代兒童文學的傳播、接受及經典化。

進入新世紀，我國的兒童電影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遇到了一些新問題，這一現象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一是兒童電影需要同其他電影一起接受市場的考驗，然而兒童觀影主要依賴于家長的選擇，且兒童電影的受眾群體有限，帶來的經濟效益也不如其他電影。二是互聯網迅速發展和全媒體時代的來臨，使得短視頻等網絡文化產品對兒童電影產生了沖擊，兒童電影傳播由傳統院線模式進入到了新媒體分享模式。三是激增的兒童讀物和兒童文化產品，分散了兒童的文化消費注意力，兒童和家長有了更多的選擇，兒童電影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邊緣化。四是兒童電影本身從生產到傳播機制未跟上時代的發展和兒童受眾的新需求，成人作為創作主體對兒童受眾的各方面需求把握不夠到位，兒童電影本身的觀念也制約了自身的發展，觀眾群體的特殊性造成了兒童電影發展的困境。

百年歷程凝聚了可貴的藝術經驗和貢獻

中國兒童電影在100年的發展歷程中，雖然走過了曲折的發展之路，甚至在進入新世紀后受到來自新媒體等的巨大挑戰，但也積累了豐富的藝術創作經驗。

首先，再現了童年生命狀態，反映了時代精神及中國人對兒童的愛。中國兒童電影以視聽藝術的形式演繹了不同時代少年兒童的社會生活，反映了原初真實的人的愿望和期待。如1923年的《孤兒救祖記》反映了當時兒童的苦難，贊揚美好品德，抨擊惡劣人性，關注兒童教育等社會問題，影片結尾處，余蔚如投資興辦學校也彰顯了“教育興國”的進步觀念；特殊年代，《小兵張嘎》《閃閃的紅星》中的小英雄機智勇敢，熱愛祖國，成為一代少年兒童成長的榜樣；20世紀90年代的《草房子》和《花季·雨季》等優秀電影作品，反映了當時的少年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好奇、困惑等不同的真實心境。可以說，100年來，中國兒童電影征服了各個年齡段的觀眾，收獲了良好的市場價值，擁有了驚人的國際影響力，極大地豐富了中國電影史。此外，中國兒童電影保留了對兒童世界的關注和愛好，也保留了對本真人性的關注，展示了中國人的仁愛之心，以及對兒童生命的重視。

其次，中國兒童電影在兒童文學的改編中顯示了藝術創造性。1922年至1949年誕生的23部兒童電影，其中有近1/4改編自兒童文學；在1949年至1976年攝制的54部電影中也有接近半數來源于改編，其中更有22部作品改編自我國的兒童文學，迎來了我國兒童文學改編電影的第一次高潮。比如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兒童電影是1953年拍攝的《為孩子們祝福》，它是根據秦兆陽的同名兒童小說改編的；1954年，根據華山同名小說改編的《雞毛信》也攝制完成，并成為我國在國際上獲獎的首部兒童故事片；1978年至1990年誕生了99部兒童電影，這期間，幾乎每一年都有兒童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影響最大的《城南舊事》《紅衣少女》《我的九月》等影片均為兒童文學作品改編而來，這些作品在評賞中的關鍵詞為“思想性”，而這正是在中國兒童電影發展過程中被反復提到的有待研究突破的問題。由此可見，對兒童文學的改編貫穿了兒童電影發展的各個階段，這種傳統使得中國兒童電影有了文學性、審美性、思想性，在內容和主題上更加貼近兒童的真實世界，這也成為新中國兒童電影廣有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

行至今日，中國兒童電影走過了百年的發展歷程，在新的歷史起點回望，不難發現它依然閃耀著奪目的藝術與思想的光芒，不但燭照了幾代電影藝術家辛勤的奉獻與愛，也見證了我國文學藝術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輝煌成績。中國兒童電影發展的歷程、經驗與貢獻將為新時代的兒童教育和兒童文藝提供可借鑒的樣本，照亮我們前行的方向。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