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學習并發表重要講話。“文明”是這次學習的關鍵詞。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對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中國共產黨人的文明情懷、新時代的文明觀等進行了全面、系統、深刻的闡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文明問題是當今時代的一個特別突出、特別重大的問題。它是一個古老的問題，也是一個嶄新的問題。從真正的世界史、全球史研究出現以來，文明的不同、比較，文明出現的先后，文明水平的高低，就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開啟了真正的文明研究和世界文明史研究。文明的特殊性和多樣性、文明的接觸與沖突、文明的交往和互鑒，成為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越來越重要的話題。文明問題不僅涉及古老文明和新興文明的關系，也廣泛地涉及文明與國際關系、文明與發展進步、文明與宗教傳統、文明與地區沖突、文明與主權人權、文明與人類命運等的關系。文明既是一種歷史記憶和文化傳統，也是一種文化認同和文化區別的現實范疇，同時，它也是一種社會發展目標和高級形態。文明維度是我們增強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和認識世界、理解人類、推動發展、促進和平的重要維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對文明問題作出了深刻的論述，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意義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為文學藝術的歷史書寫打開了新的時間和空間。我們應該意識到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豐富成果對于文藝繁榮及這種繁榮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深刻意味，意識到通過文藝實現用文明自信、文化自信筑牢民族復興志氣、骨氣和底氣的重要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幾代學者接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

長期以來，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一直是一個爭議頗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在考古學未誕生之前，經歷了世界歷史學的大起大落。在啟蒙時代，由于此間一大批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并回傳了大量關于中國歷史、文化、文獻、文明的翻譯資料。中國歷史有著古老且清晰準確的記錄，其記載時間遠遠超過了當時西方的歷史，震驚了整個西方世界。被譽為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書寫的伏爾泰的《風俗論》就采納了傳教士們的中國歷史資料，肯定了中國歷史的“最早”。伏爾泰表示，中國歷史的古老和準確是經過天文學記錄和史官記錄互相印證并確定無誤的歷史，所以他的世界歷史是從中國歷史開始的。他還用極大的熱忱盛贊中華文明的先進與優越，以它的耀眼光芒激烈地批判統治歐洲的中世紀神權。半個多世紀以后，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雖然對中國歷史的價值判斷已經染上殖民主義的思想色彩（他肯定文明對野蠻的血腥征服、“向往西方而貶抑東方”），但是也仍然不得不承認人類歷史開始于中國。他驚嘆中國的歷史如此古老，最早的歷史只在中國才有，“中國的傳說可以上溯到基督降生前三千年；中國的典籍《書經》，敘事是從唐堯的時代開始的，它的時代在基督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但是，也正是在黑格爾時代不久，西方的殖民主義魔爪就伸向了中國。在不能否認中國的古老性之際，為了給西方文明肆無忌憚地侵略偉大的中華文明提供“理由”，一股貶低、丑化、妖魔化中國文明的思潮在西方越演越烈。這是伴隨著鴉片戰爭的中國文明在世界地位中的一次轉折性下滑的歷史。此后，當西方的考古學興起，埃及文明、兩河文明，甚至印度文明的時間斷代都超越了已知中國歷史上限，中國文明“第一古老”的地位也隨之失落而下。由于中國考古學歷史起步較晚，中國考古又是由外國考古學家來華“探險”“探寶”而肇始，所以早期的中國考古，特別是中國文明起源等問題，話語權和判斷標準、結論無不具有明顯的“西方中心論”色彩。中國文明的考古判斷，在未及全面考古的情形下，就被限定在甲骨文出現的3000多年前，其文明發生，也被描述為受到近東和中東古文明的影響或由其傳播而來。英國倫敦大學的拉古別里主張中華民族始祖黃帝是從巴比倫遷來的。此后陸續有人提出，中國考古出土的青銅文化、彩陶文化，乃至中國文明中的大麥、戰車、文字、牛、羊、馬、雞、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都是從西方或者近東和印度傳來。這些片面的、歧視的、偏見的西方考古學的判斷，構成我們“文明蒙塵”的重要現象。中國考古學誕生百年以來，中國考古學家充分意識到我們考古田野的廣大遼闊，西方對中國文明起源的猜想或所謂的“定論”，遠不是科學的和最終的結論。中國考古發現不斷震驚世界、改寫歷史。舊石器時代考古數百個遺址中的山頂洞人、北京猿人、藍田猿人、元謀猿人等等，有人類進化史的中國鏈條。新石器時代中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殷商文化，促使李濟、蘇秉琦、夏鼐、林惠祥等學者提出中國的文明起源觀。從蘇秉琦先生提出“滿天星斗”說，到后來的多元演進至“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遍布全國的豐富的考古材料支撐起中國學者對中國文明起源模式和早期發展格局作出科學的獨立判斷。當然，此后又有秦始皇兵馬俑、隨州編鐘、廣州南越王墓、馬王堆、三星堆、海昏侯墓等不勝枚舉的考古成果，證明著中華文明的多姿多彩、綿延不絕和博大精深。中國文明在大地上傳承不斷、從未中斷，在大地下的埋藏則豐富無比、無可估量，使它恢復舉世無雙、無與倫比的形態和魅力。隨著中國考古學的深入和展開，中華文明的考古學探源勢在必行。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調查發掘為獲取相關資料的主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采取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重大科研項目。這一項目從2001年預研究啟動，到2016年“工程”4期完成結項。2018年5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了“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成果發布會。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多學科結合與科學論證，實證了中華5000余年文明史。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良渚遺址、陶寺遺址、石峁遺址、二里頭遺址等考古發掘獲得重大成果，如陶寺的文字刻符、上山遺址的萬年稻米栽培、賈湖的骨笛、良渚的城建及玉器等。良渚遺址以其5000余年的文明史于2019年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是中國文明起源時間獲得“世界公認”的標志。考古學家、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認為，良渚遺址考古“證明了中華文明處在和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相同的時間點上”。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教授弗農·斯卡伯勒表示：“良渚的考古研究工作不止改寫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要同步做好我國‘古代文明理論’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傳、推廣、轉化工作，加強對出土文物和遺址的研究闡釋和展示傳播，提升中華文明影響力和感召力。”當然，這也為文學藝術的歷史書寫打開了新的時間和空間。我們只要看看古希臘雕塑作品的出土即“羅馬廢墟中挖掘出來的古代雕像”（恩格斯語）對文藝復興運動產生的巨大影響，看看西方考古學從龐貝遺址發現后，西方的文學和影視藝術對古羅馬的書寫熱情及其產生的大量文藝作品，我們就應該意識到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豐富成果對于文藝繁榮及這種繁榮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深刻意味，意識到通過文藝實現用文明自信、文化自信筑牢民族復興志氣、骨氣和底氣的重要性。

二、深入開展中華文明研究的意義

文明是歷史的長時段。文明需要長時段、大空間把握。這也是文藝創作者應該重視的重要歷史觀。“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眼納千江水、胸起百萬兵，把握歷史進程和時代大勢”，這是文藝工作者在寫作中開掘中華文明創作資源的思想指南。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長文明發展史中，中國人民創造了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要把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同中華文明特質和形態等重大問題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闡明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和它展開的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文明問題，使中華文明的歷史演進和它的全部及整體的結構、形態、內涵、意蘊、特質，都成為亟需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華文明的形態范式和個性特征至少包括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具有清晰可辨的時間年輪，“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脈絡分明，從靜態遺存上展示了自成體系的起源、發生、豐富、演變的歷史進程，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項目位列全球前茅。二是具有可信的文字記錄和文獻編年，從甲骨文開始，文字和書寫工具不變不易，文字史貫通始終、古今一脈，以紀傳的體式記載了文明的歷史全過程，中國的歷史文獻、典籍舉世無雙，是公認的“軸心時代”文明的重要組成一翼。三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歷史長河中滔滔不絕，從活態傳承上演示著歷史的“活劇”，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量龐大、門類齊全、資源豐富、影響深遠，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首屈一指。四是具有海納百川、包羅萬象、胸襟博大的氣度，有史以來就通過陸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向外拿來和送去，吸納各種文明文化，兼容并包又不失個性，成就文明史奇觀。五是安土重遷，不僅在時間上從未中斷，哪怕數經劫難依然不絕如縷，而且在空間上也從未離開中華大地、從未發生重大遷移轉移，展現出強大的生命韌性和吐納能力。六是經歷過時間的汰洗，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被證明是具有跨越時空、超越時代、惠及世界的價值力量、核心勢能。顯而易見，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是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生生不息的強大基因。

把中華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是推動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中華文明歷史，要把視野放在我國和世界發展大勢中來審視。文明要在長時段歷史中才能體察其精要，要在廣闊的空間加以闡釋才能被真正理解。法國年鑒學派文明史家布羅代爾指出，文明只能在長時間段中進行研究，文明史就是歷史的全部，這種長波的歷史、這種遠距離的歷史，這種環繞在時間公海周圍的大海的航行，才可以把歷史解釋當作開啟你自己時代大門的一把鑰匙。我國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曾經接續中華文明起源從滿天星斗到多元一體的理論，就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論斷，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思想提供了歷史邏輯。黨中央近年來部署長城、長征、大運河、黃河、長江國家文化公園規劃與建設，縱橫東西南北，是一個宏偉的“四橫一縱”文化超級工程，將為2035年實現文化強國構成標志性文化坐標和地標，是中華文明資源整合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示范。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要求的重要舉措。黨的百年輝煌成就、新中國70多年發展、改革開放40多年壯舉，也貫穿著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偉大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對此給出了精辟的論斷：“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是中國古老文明的奠基和涅槃重生，才有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實現“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文明自覺和文明主動性。

文明是歷史的長時段。文明需要長時段、大空間把握。這也是文藝創作者應該重視的重要歷史觀。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說：“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眼納千江水、胸起百萬兵，把握歷史進程和時代大勢，反映中華民族的千年巨變，揭示百年中國的人間正道，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唱響昂揚的時代主旋律。”這是文藝工作者在寫作中開掘中華文明創作資源的思想指南。

三、確立新型的先進性文明觀的意義

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展現著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人文底蘊，是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核心生成要素。在文明交流互鑒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深入的時代，一向走在一切交往前沿、往往在交流中先行一步的文學藝術應該主動擔當和作為，因為“以藝通心，更易溝通世界”。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要堅持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弘揚中華文明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立足中國大地，講好中華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要講清楚中國是什么樣的文明和什么樣的國家，講清楚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展現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人文底蘊，促使世界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民、讀懂中國共產黨、讀懂中華民族。”這是一種新型的先進性文明觀，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構成。

文明觀是決定文明傳承、文明實踐、文明轉型、文明創新、文明對話、文明交往、文明互鑒的價值取向和思想定力，是真正影響世界文明格局和走向的精神力量。當今世界，公認的8種最主要的文明體中（據施賓格勒、亨廷頓、布羅代爾等人的觀點），中國文明居有其一；在古代世界，最古老的四大起源性文明中，中國文明占有一席；在歷史長河中，新生過、消亡過、存在過的23種文明中（據湯因比的觀點），中國文明歷經風雨也在其中。文明之間的互通關系是一切國際關系的歷史前提，未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以文明互鑒為邏輯起點。中華文明的獨特歷史、文明稟賦、歷史地位，決定了它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對世界文明美美與共將產生重大影響。歷史地看，僅從中西文明的“互看”而言，就歷經了互相獵奇時代、互相調查時代、征服與反征服時代、互相比較競爭時代和必將推進的文明互鑒時代。“看中國”的歷史，為我們把握全球化趨勢和世界發展大勢提供了深刻的啟迪。在中西文明交流交往交通的歷程中，首先是一個獵奇時代的“互看”，此時，中華文明正值它的成熟時期，所以它讓世界為之驚奇，誘發了世界性的中國想象和浪漫精神。隨后便進入調查時代的“互看”，此時，正值西方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文明發軔期，東西方文明旗鼓相當，以調查為基礎的東西方互相了解，是一種求真的“看”。中西方的這一蜜月期過后，“互看”進入了一個征服與反征服時代，此時，西方的“看中國”基于西方工業文明的成熟期和中華民族的衰落及其文明的蒙塵期，許許多多的歷史悲喜劇于是集中登臺上演。兩次鴉片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的血雨腥風后，“互看”在表面平靜卻暗流涌動的世界進入比較、博弈、競爭的時代，此時，冷戰熱斗，文明角力。但我們終在冷戰結束之后，文明問題突顯在世界舞臺之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風云際會之際，更加需要也必須倡導一個全球性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的時代，對這個時代的呼喚和踐行，表征著中華文明在實現學習外來文明、對外改革開放后，獲得了文明品質的再造，中華文明進入了一個更加立體、更加全面的重塑時代。作家馮驥才早在20多年前的世紀之交時說過：“二十世紀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東西方的接觸與碰撞，隨著二十一世紀勢所必然的亞洲經濟的騰飛，東方文化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東西方文化是人類左右兩半大腦，如今西方那半邊大腦發達，東方這半邊大腦擱置未用，這是一種偏癱的地球文化，一種不健全的人類文明。二十一世紀人類將變得聰明，它把東西方兩種精神財富一起發揮出來，地球必然是太陽系中最繁榮和最明亮的星球。”

新型的先進性文明觀包括了幾個重要的思想和理論層次。首先，在哲學層面，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看待中華民族歷史，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中，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這一新型文明觀的生動實踐。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其次，在社會層面，是堅持守正創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展示中華民族的獨特精神標識，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第三，在對外交流層面，是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弘揚中華文明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新型的先進性文明觀對于我們樹立文明自信、講好中華文明故事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展現著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人文底蘊，是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核心生成要素。文學藝術發揮自己特殊的審美功能，用藝術形象構建中國形象，用藝術語言講清楚中國是什么樣的文明和什么樣的國家，對于讓世界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民、讀懂中國共產黨、讀懂中華民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文明交流互鑒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深入的時代，一向走在一切交往前沿、往往在交流中先行一步的文學藝術應該主動擔當和作為。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因為，“以藝通心，更易溝通世界”。

（作者系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