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誕生地，因而與《講話》精神從形成到傳承發展等各個環節都有著內在的聯系。正是這種聯系，最終發酵為當代文藝傳統中的陜西經驗。

《講話》精神的形成不僅是在陜西延安完成，而且與陜西的歷史文化和民族民間文藝，及其與當時在延安的現代文人的深度融合有著密切關系。在延安時期，一批進步文藝家早在1942年之前就已經自覺開始了與民間文藝、與廣大人民群眾相融合的實踐。最為突出的例證便是1938年成立的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這個劇團的成立本身就是毛澤東在與柯仲平等人一起觀看秦腔演出時產生的動意。其主旨就是“采取舊形式新內容之手法，改進各項民眾藝術，以發揚抗戰力量，提倡正常娛樂”（《民眾劇團簡章》）。民眾劇團成立后以陜西地方劇種如秦腔、眉戶、道情、秧歌劇等編演了大量現代戲。演員們唱著“你從哪達來？從老百姓中來。你又要到哪達去？到老百姓中去……”的團歌，歷時一年多，在邊區190多個村鎮給老百姓演出1473場，觀眾達260萬人，行程2500余里，曾被《解放日報》譽為“小長征”，走出了一條傳統戲曲與人民、與時代相結合的藝術道路。就在1939年底，毛澤東正在寫《新民主主義論》。民眾劇團的這些文藝實踐，給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和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論述“民族的”“大眾的”文化，認為其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新民主主義的，特別是強調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和文藝要走民族化、大眾化道路，以及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扎實、可靠的經驗基礎。毛澤東曾親自對民眾劇團的負責人馬健翎說：“你編演的秦腔《好男兒》《一條路》等劇，既是大眾性的，也是藝術性的，體現了中國的作風和氣魄，體現了中國的新文化?！?/p>

《講話》發表后，延安文藝界開始了如火如荼的新秧歌運動，以及各門類的文藝家在陜北各地的采風運動，實現了文藝歷史上文人文藝與民間文藝最大規模的、有組織、有綱領的一次大融合，開創了中國文學藝術史的新紀元，產出了《東方紅》《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血淚仇》《中國魂》等一大批在陜西民間藝術基礎上孕育出來的、能夠標志新文化的文藝作品。

《講話》精神被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確立為新中國文藝的指導方針后，陜西成為踐行《講話》精神、傳承延安文藝傳統的主要區域。一大批延安時期的文藝團體和文藝家留在了陜西，將《講話》精神和延安文藝傳統的根脈深扎在三秦大地，并長成了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形成了中國當代文藝傳統中的陜西經驗。

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留在了陜西，成為西北戲曲研究院，后改為陜西省戲曲研究院；1940年在延安成立的“西北文藝工作團”留在了陜西，成為今天的陜西省歌舞劇院；《群眾日報》留在了西安，成為今天的《陜西日報》，其中的副刊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陜西文藝的重要陣地。同時，柯仲平、柳青、杜鵬程、王汶石、李若冰、馬健翎、石魯、關鶴巖、胡采等一大批延安時期的文藝家和文藝評論家留在了陜西，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陜西文藝的火種，也成為發酵陜西經驗的酵母。

延安時期的詩人、民眾劇團的創建者柯仲平，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當選全國文聯常委、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1953年改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但他堅持留在了陜西，并擔任西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西北文教委員會副主任、西北藝術學院院長和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主席（1956年），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陜西文藝的領軍人。

作家柳青、杜鵬程、王汶石、李若冰等從延安到西安，成為第一代“文學陜軍”。他們長期堅持在農村、部隊、礦區等人民生活一線，走出了一條“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現實主義道路，直接影響了以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高建群、葉廣芩、楊爭光、紅柯、陳彥等為代表的后幾代文學陜軍的成長。

文藝評論家胡采在新中國成立后長期主持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工作，從1979年到1993年擔任陜西省作協主席，后又同時擔任陜西省文聯主席。他的理論著作《從生活到藝術》直接將《講話》精神傳承到了陜西文藝界，滋養了幾代文學陜軍。同時，胡采作為文藝評論家，在改革開放初期指導成立了陜西“文學評論筆耕小組”（1981年），后來從中走出了助力幾代文學陜軍的“陜派批評家”群體。

民眾劇團的主要劇作家馬健翎，在新中國成立后帶領西北戲曲研究院繼續開展“戲曲現代戲”的創作，用秦腔、眉戶、碗碗腔等陜西地方劇種推出了《十二把鐮刀》《梁秋燕》等一系列成功的戲曲現代戲，培育了陜西幾代編劇、表演藝術家、作曲家和劇評家，陜西因此始終是全國戲曲現代戲編演的代表區域之一。

畫家石魯留在陜西之后，堅持用傳統國畫去表現革命歷史和現實生活，繼1959年為中國革命博物館創作《轉戰陜北》后，與趙望云、何海霞、李梓盛、康師堯、方濟眾等畫家一起提出“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的藝術主張，并于1961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習作展，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影響，被認為是新中國成立后最重要的美術流派之一——“長安畫派”，為古老的國畫藝術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其后以劉文西為代表的、堅持用國畫表現革命歷史和陜北民間生活的“黃土畫派”，將“長安畫派”的藝術主張與實踐一直延續至今。

延安時期在《講話》精神指引下，大力開展陜北民歌搜集和改編工作的一大批音樂家和詩人中，只有關鶴巖、劉鋒等幾位留在了陜西，他們以民歌為基礎進行現代民族音樂創作，對新中國成立后陜西音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文革”后期唱響全國的五首革命民歌《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咱們的領袖毛澤東》《軍民大生產》《工農齊武裝》《翻身道情》，就是由關鶴巖、劉鋒、李若冰等老延安文藝家搜集、改編詞曲，由陜西省歌舞劇院（延安時期成立的“西北文藝工作團”）演唱和錄制的。這種基于民間藝術的現代民族音樂創作，成為陜西當代音樂的基本傳統，孕育出趙季平、允恩鳳、馮健雪、張大龍、崔炳元等一大批作曲家和歌唱家。

此外，1938年成立于延安的“八路軍總政治部延安電影團”盡管沒有留在陜西，而是去了東北和北京，但作為紅色影像開端的“延安電影團”及其《延安與八路軍》《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等作品，所表現出的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真實記錄革命歷史和邊區軍民生活，開創紅色影像歷史的艱苦奮斗、開拓創新精神，在1980年代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吳天明、張藝謀、黃建新、張子良、楊爭光等陜西電影人的身上得以傳承。

《講話》精神和延安文藝傳統，經由這些延安時期的老一代文藝家和文藝評論家，在三秦大地上薪火相傳，一直延伸到今天，形成了足以代表中國當代文藝主流傳統的陜西經驗。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講話中，以陜西當代作家柳青長期深入人民生活的事跡、路遙的格言“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來勉勵全國的文藝家。這是對以這幾位陜西作家為代表的陜西經驗的高度肯定。

陜西經驗是從80年前毛澤東的《講話》精神在陜西延伸出來的一條文藝道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人民立場和現實主義精神。更有意味的是，這條道路延伸在陜西這塊具有深厚歷史文化積淀的沃土上，接續著中國傳統，留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個艱難腳印。如果將陜西各類文藝家的作品，按照時序進行排列，便會發現，那就是一部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藝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國傳統文藝被現代化的歷史，更是一部鄉土中國一步步走向現代化的歷史。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陜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